【大纪元11月3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昶闵╱台北报导〕民众为求“消灾、积德”放生，却害鸟儿堕入悲惨轮回！保育团体调查发现，放生一只鸟，就得死上十几只鸟，“放生鸟”严重商业化，全台有六成鸟店涉及其中，一年放生超过百万，死亡鸟类不计其数，呼吁大众深思“先抓我囚禁、再买我放生，是功德还是造孽”？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高雄市教师会生态教育中心、台北野鸟学会昨日联合出面揭露宗教放生黑幕，动物社会研究会费时两年访查台北、台中、高雄县市共一百五十五家鸟店，发现其中六十三家供应各式放生鸟，占有效访查家数的五十九％，这六成鸟店与部分宗教团体形成“商业化放生”的共犯结构，估计一年放生鸟类超过百万只。
保育团体指出，这个结构中放生者、抓鸟人、鸟店三者互利共生，构成一个循环模式：放生团体“订货”→捕鸟者捕捉野鸟→收集处（大盘商）→大型鸟店（中盘商）→小型鸟店→放生者→放到野外→再度被捕捉。
调查报告指出，鸟店业者平均在店内维持上百到上千只放生鸟，如果所需数量超过库存量就必需预订，以便通知抓鸟人随即抓鸟“补货”。
保育团体抨击，捕捉、装箱、运送过程中，鸟的死伤不计其数，部分反对放生的业者更爆料指出，“抓鸟人在山上、田边张网抓鸟，每次抓到的数量大约死掉一半以上。”
台湾有近五百个宗教团体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放生，放生鸟的地点遍布全台各山区，其中乌来、内湖山区、阳明山、合欢山、玉山、大武山、阿里山都是热门放生地点。
调查中还发现，被点名常向业者“预订”的宗教团体，就是由“释海涛”主持的“中华护生协会”，一年放生鸟超过六万只。
保育团体强调，“集团化、商业化、大量化”的放生行为，明显违反佛教“慈悲护生”的本怀，庞大商机下，甚至有团体不重修行，专司放生，还告诉信众，鸟会死亡是它的业障，即便放生途中死去也能获得超渡，不折损放生的功德。
不过玄奘大学副教授释昭慧驳斥，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愚民”，刻意放生如同花钱消灾，扭曲了出自慈悲、随缘救生的佛教护生精神，也招来更多生命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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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富美╱台北报导〕中华护生协会指出，他们是从市场购买即将面临被杀命运的动物来放生，放生之前都会经过仔细勘查评估，不会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本土生物难以生存的问题。
中华护生协会表示，该会放生的生物大多以鱼类为主，鸟类占了极少数，也不会故意到鸟店买人家抓来的鸟类来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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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放生鸟 冲击本土生态
〔记者王昶闵╱台北报导〕台湾放生鸟盛行，其中不乏是南洋或中国的外来种，保育团体担心可能加速本土种鸟类逐渐消失，不但对生态造成冲击，一些来自禽流感疫区的鸟类，更可能造成传染病的散播。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调查发现，国内鸟店所贩卖的放生鸟有三十五种之多，外来种不在少数，鸟店在推销放生鸟时，并不讳言其来源为“野外捕捉”或是“进口的外来种”，显示台湾鸟店业者营利第一，严重缺乏动物保护与生态保育观念。
台北野鸟学会长期调查发现，台湾八哥是台湾的特有亚种，近十多年来因生存空间遭到中南半岛的泰国八哥、白尾八哥等鸟类侵占，数量急遽减少，可能在十年内绝迹。
调查中指出，各种放生鸟的价格，以麻雀一只十元最便宜，可充分满足放生团体“便宜又大量”需求，买多还可“杀价”。一些较贵的放生鸟如中国画眉一只要价一千五百元，云雀、帝雉更高达六、七千元。
动物社会研究会理事长朱增宏说，为防野外捕捉鸟类数量不足，业者索性繁殖起放生鸟，以保证货源不虞匮乏。不过价格低廉的本土斑鸠、白头翁、黑嘴笔、绿绣眼、麻雀、斑文鸟、鸽子等鸟类还是放生鸟的大宗。
台北野鸟学会保育研究员何一先表示，由于放生鸟的来源大多来自南部，“南鸟北放”的结果，可能严重破坏当地生态平衡，且南部鸟类往往受不了北部湿冷天气，一到冬天就纷纷冻死，虽名为放生，却根本无法存活。
保育团体呼吁政府应加强取缔违法捕捉野生动物业者，并尽速立法订定“放生条款”，规范放生活动，从事放生团体应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由地方保育人员指导，以遏止不当放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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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禁放生 宗教界恐反弹
〔记者杨雅民╱台北报导〕农委会表示，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野生动物经饲养后，未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释放，动物保护法第五条则规定饲养动物不得弃养，至于释放、弃养是否等同于放生行为，若社会舆论有需求，该会将会进行讨论。
农委会林务局保育组认为，宗教界放生有其宗教意义，是台湾社会行之有年的现象，该会若要修法将放生行为纳入野生动物保育法，全面规范禁止放生行为，恐将引起宗教界巨大反弹，有实际推行的困难。
农委会认为，与其修法强制规范宗教界放生行为，倒不如透过宣导，教育民众自发性的停止放生行为。对于保育团体抨击放生鸟大部分来自禽流感疫区国家，该会强调，禽流感疫区国家的禽鸟类及其产品都已禁止进口。
〔记者周富美╱台北报导〕灵鹫山表示，放生的传统宗教习俗由来已久，要完全禁绝并不容易，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并兼顾宗教放生的意义，灵鹫山每次举行放生活动之前都会先请教专家，针对不同特性的水域放养适合的鱼类，以“环保放生”取得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