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在今年七一大遊行前夕，北京釋出與香港民主派溝通的“善意”，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也躍躍欲試，體認中共的浩蕩皇恩。其後中共主要以特別方式體現溝通的誠意，一是在八一建軍節邀請包括民主派在內香港立法會議員參觀駐港共軍的閱兵典禮，二是邀請包括部分民主派人士的香港名人參加北京的國慶晚宴，並且由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
讓民主派人士觀看閱兵，體會“威武之師”的威猛武力，自是對民主派精神上的折磨，因為難免讓他們想起六四鎮壓的血腥場面，所以一部分民主派人士拒絕出席，但是為了避免被扣上“拒絕與中央溝通”的罪名，他們以不同理由“婉拒”；有些民主派人士硬著頭皮去，低調而不發表任何意見；但也有的表現出受寵若驚的態度，聲稱這種活動越多越好；是不是讓共軍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遊走，來個“軍民魚水情”是最好溝通之道？
到北京接受領導人會見當然比觀看閱兵更加隆重，所以是否“拒絕溝通”的問題出在北京而不在香港民主派身上。因為北京對民主派進行“揀蟀”，看哪一個才有資格到天子腳下被溝通。結果兩三百人的溝通大軍，香港民主派中，只有“溫和”者才與有榮焉。他們包括一向打出溝通旗號，所謂“又傾又砌”（“又聯合又鬥爭”之謂，問題是鬥甚麼？）的民協主席馮檢基，還有就是新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四個大律師，他們的專業地位決定了他們文質彬彬的“理性”而被北京“接受”，民主黨只有一位資訊科技功能組別選出的單仲偕獲邀。兩間大學的學生會主席因為準備帶請願信給胡錦濤而被突然取消邀請。胡錦濤會見時，民主派人士被排在後排以示他們在中共領導人中眼中的“九儒十丐”地位。
事後余若薇大律師就抱怨所謂溝通，根本沒有他們講話的機會。中共駐港機構中聯辦在立法會選舉後也接見過“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成員，也是各說各話，粵語謂“雞同鴨講”。北京的一系列溝通表演，只能說是“溝而不通”。也難為了對溝通充滿熱誠的民主派人士。
十月十五日，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在出席公開場合時親口說，持有英國護照的四十五條關注組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已在三天前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予中國入境簽證，可隨大律師公會訪京團，在十月二十日前往北京訪問。這是繼吳靄儀於九月三十日特批赴京出席國慶晚宴後，再次獲發入境簽證。當被問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何時才能上京時，楊文昌說：“這個問題只要有誠意，都可以解決！”
看來最後的問題就在這“誠意”上。第二天的中共喉舌“文匯報”就發表一篇署名“楊文”的文章“『民主派』如何表示誠意？”。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名字叫做楊文昌，這篇叫“楊文”的作者是楊文昌的兄弟還是兒女？或者就是“楊文昌的文章”？總之，文章大有來頭就是，因為給民主派規範了誠意的標準，還舉出了兩個樣板。
文章說：“只要『民主派』順應主流民意，改變立場，溝通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要民主派“改變立場”的資訊是再明確不過了。問題在那個“順應主流民意”上，民主派在立法會議員的直選上獲得六成選票，這個不就是主流民意嗎？如果改變了立場，不是變成反主流？也許中共把十三億被中共挾持的人口也算在內，那的確是“主流”。而具體立場如何改變，文章也寫得清楚。它說：“『民主派』要表示誠意，就應按照『一國兩制』方針，遵守憲法和基本法，尊重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摒棄挾洋自重行為，不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徹底改變對抗立場，這才能顯示溝通的誠意。”
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一黨專政”是一回事嗎？而內地的社會科學制度果真是“社會主義”嗎？為何貧富差距那樣大？為何會那樣腐敗？同樣篤信馬克思主義的“長毛”梁國雄會認同這些嗎？
“挾洋”、“台獨”之類，只是中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徹底改變對抗立場”才是文章的中心。注意“徹底改變”，不但改變而已，還要徹底改變，也就是不但要做保皇黨，而且要“鐵杆保皇”。嗚呼，做了鐵杆保皇，還需要同中共溝通嗎？聽命令不就可以嘛！
於是民主黨內部有人要求他們的領導人不應參加支聯會，需要分開；支聯會常委劉千石也表示十一月份的支聯會選舉，他無意再競選常委。偏偏文章舉出的兩個誠意溝通的樣板，一個是劉千石，一個是岑建勳，劉表示不再選了，岑是早就不選，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考驗”了。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回應也很不客氣。
支聯會是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的合法組織，中共開始在收拾他們了，至少是搞內部的分化。這還是“一國兩制”嗎？中國這樣插手民主派的內部事務，還說香港是“高度自治”嗎？民主派能否堅持民主立場，民主派能否不被分化，都是對民主派未來的重大考驗。但是無論如何，總有一批堅定分子高舉民主大期，繼續前進。
——轉載自《爭鳴》2004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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