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1日讯】星期六下午二节课学习《五人墓碑记》。《五人墓碑记》是高二上学期的一篇文言文，讲的是明代末期苏州市民因同情有良知、讲真话的周顺昌被东厂逮捕而反抗特务统治，殴打地方官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625年，19年后明王朝覆灭。而在英国，1640年开始进入近代史，并于1989年完成光荣革命，为西方社会确立了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变更模式。
说实话，这种比较让人的心情特别苦涩沮丧。然而，事实真相并不因我们的苦涩心情和故意的视而不见而可以被抹煞。每当我作这种比较，也就是同一时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时，学生往往发出一片叹息声：或者是心有不平、颇不服气的叹息，或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叹息。就拿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溥（1602─1641）和文中的重要人物周顺昌（1584─1626）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最有良知的读书人，所做的事只能是捍卫自己最起码的言说事实真相的权利。由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施虐狂，整个明王朝的皇帝都有一种乖戾凶暴、酷虐阴毒的倾向，有的是弱智，有的是瘾君子，有的是淫棍，有的是白日梦患者，……因此读书人的生存环境更为严酷，思想空间更为逼仄。或者是精神世界不由自主地病态化，如徐文长、李卓吾的精神分裂；或者是自我标榜、颓废的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如明末清初的张岱；或者是下半身写作盛行，如《金瓶梅》等淫亵小说在士大夫中流行，萎靡堕落、下流无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上上下下的一帮人为这种文明唱起了凄凉的挽歌，而清代的乾嘉朴学则是为之清场、算账，完成送葬的使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思想者在真、善、美的领域纵横驰骋，为文明社会的到来进行着多方面的思考，提供智力上的强有力的支援。西方16、17世纪的思想家、科学家真可以说是灿若群星、科学成果交相辉映：托马期﹒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思想，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法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新大西岛》，格老秀斯（1583─1645）的《战争与和平法》，斯宾诺莎（1632─1677）的《伦理学》，霍布斯（1588─1679）的《论公民》和《利维坦》，约翰﹒洛克（1632─1704）的《政府论》和《教育漫谈》。不可否认，上述这些思想家有的经受了监禁、流放直至虐杀，但与明王朝的读书人动辄被扒下裤子后狠狠地打屁股（有的就被打死）相比较，不能不让人痛感明朝读书人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受到的双重摧残以及衰败民族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有明一代，除王阳明的良知说，李贽的童心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农政全书》，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可与西方文明成果差堪比肩外，就算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比，也少了太多人性的发现，理性的力量。至于其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不着边际的怀才不遇的喟叹，病病蔫蔫的风花雪月的吟唱，唧唧歪歪的恶俗情趣的标榜。
这种现象的比较不能让学生满足，他们要探究原因的原因，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差异。
我回答：严酷的专制集权是我们落后的原因。
学生又问：为什么东方产生严酷的专制集权？
我回答：这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智慧只是停留在类人孩的阶段，不能沿着理性的逻辑继续进化下去。孟德斯鸠、马克思、阿克顿勋爵以及当代著名学者任不寐指出：东方肆虐的黄河、长江使得民众不得不以集群的方式，兴修水利工程，从而抵御洪水的侵袭。就像蚂蚁必须以群体的数量取胜，从而求得基因的延续和种群的绵绵不绝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民族残存着过多的动物本能。
显而易见，这个回答过于残酷。多年来，我们不是说中华民族聪明能干、勤劳勇敢吗？不是说我们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吗？怎么比来比去，倒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成了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可悲一族？难道那些饱读诗书，满腹才学的大臣都拜倒在魏忠贤的脚下？难道明王朝只有像刘瑾、严嵩、魏忠贤这些元恶大憝？难道像文中提出的五人没有什么力量？难道我们注定是个没有什么指望的下劣的民族？
我回答：这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实。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样两个时代构成的。“人吃人”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可不是象征，而是真实的事实。我们的智慧级别的确不够高，不能制止血腥、暴力、恐怖、凶残。今天不是有很多人在新浪网的BBS和人民网的强国论坛里主张把海峡对岸的2300万同胞用原子弹一锅熬么？不是有人叫嚣“打到东京去”，“血洗美利坚”么？嗜血的冲动是那样让文明蒙羞。而十年文革的群体性疯狂和洋洋自得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炫，还在见证凶暴通知智慧的中国式游戏的悲哀。尽管有顾准、林昭、张志新、王申西、遇罗克、黎九莲仍在思考，不致于使十年文革成为一片空白，然而张志新被割破喉咙的命运，黎九莲被男朋友告密出卖、最后被枪决还未毕命就被剜去肾脏以给一位军长的儿子换肾，这种种惨不忍闻的事实使真善美根本没有一席之地。万马齐喑被美化为安定团结，谄媚投靠被美化为忠心耿耿，犬儒狡黠被美化为聪明智慧，卑劣下流被美化为足智多谋，为虎作伥被美化为忠诚可靠。我们在形而下的此在层面尚且没有权利去说鹿就是鹿马就是马，更不要说在形而上的层面去探求宇宙的奥秘，人世的秩序，心灵的归宿。我们创造的财富被剥夺，我们的心智被蒙蔽，我们的视线被遮挡，我们栖身在黑暗的洞穴，我们被驯化为温顺孱弱的畜类。太多的禁忌似乎让我们回到人类的蒙昧时期，避讳缺笔这类专制时代特有的东西今天又死灰复燃。中文互联网上被遮罩的词汇如民主、自由、宗教竟然以万计数。难道我们成了不配享有尊严、自由、灵性的贱类吗？
下课后，班上一位学习刻苦且成绩不错的女生对她的同学说：“我是一定要出国的！”
再上课时，我针对这位同学的观点说：“如果你只是得出要出国这个结论，那我认为我是失败的。如果民族的优秀分子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只是选择走开，而不是选择改变这种状况，那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黑暗的洞穴呢？”其他同学听到这里，都哄然一笑。我没有再说下去，就继续上课，可是将近下课我请这位同学回答问题时，却见她泫然欲泪。课后我和她谈话，她已经是泪眼婆娑，说同学的哄笑和我的批评让她太难堪。
我找来另外二名女生安慰她，其中的一个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只要这种追求不损害他人就是正当的，我也准备出国。”
我忙点头称是，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你想出国求学表明你是有理想的。只不过我是在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你们，我只是想提醒你出国留学不是终极幸福。”尔后我为我的唐突的言辞向她道歉，并说我是没有能力出国，如果像你们这样，我可能也会说你这样的话。
另一位同学递给她纸巾，好容易她才止住哭，说：“我感到了我的卑微。”我说：“是的，在林昭、张志新、黎九莲面前 ，我们都是卑微的。我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卑微的，有罪的。”
女生的眼泪止住了，出国的权利是正当的。袁木的女儿有出国的权利，在克林顿到北大演讲时以看似刁钻实则愚蠢的问题为难克林顿的那位女生也有出国的权利，我能说什么呢？
一波又一波的出国潮，卷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英才隽杰（靠父荫出国的留学垃圾不在此列），回流的海归们真的有那么多吗？
难道我们的敏感而脆弱的孩子们，只有在异国的土地上才能拥有舒展的灵性、思考的乐趣和人性的尊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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