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第一部份：自述
傳奇的家庭背景
我一生的經歷十分曲折，很大一部份的原因來自我的家庭出身。父親文強奉令奔赴淮海戰役時我才兩歲，經過長達27年的時間我才有機會再次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我已29歲，第一次有機會詳細地知道了父親離奇而曲折的人生。他的一生經歷幾乎是一部中國現代史。他生於滿清末年，離開人世時中國已經跨入21世紀。父親年輕時投筆從戎，是黃埔四期的學生。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政策允許國共雙方的黨員跨黨活動，父親幾乎同時參加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他參加過北伐，後參與南昌起義。國共分裂的時候父親選擇了共產黨，說明此時的他還是一個熱血方剛的理想主義者。在共產黨裡曾身據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的要職。李立三路線時期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裡又官拜中將。抗日戰爭中父親曾長期在上海一帶從事地下工作，後又去太行山，河南和西安從事抗日活動。淮海戰役時他是杜聿明的代參謀長。國共兩方面的許多高級人物他都曾有密切的交往。
參加南昌起義之後，父親轉戰到了海陸豐，部隊被擊潰之後他流亡到香港，又從香港到了四川參加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1930年代初，他成了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在巴山蜀水的大小城市和鄉鎮乃至深山老林之間，想必到處留下他的足跡。那段時期當地組織的很多軍事活動，很多便由他所策劃。那時候的中共實行的是「立三路線」，只要黨組織還有幾個人就得舉行暴動。不斷暴動的結果是不斷的無謂犧牲，卻一無成效。最後，連父親也被捕了。抓他的是當時統治四川的軍閥楊森的軍隊。他對那些抓他的士兵說，自己不過是一介平民，和共產黨沒有甚麼關係，並給了他們幾個大洋，就被放了出來。可是，當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據點的時候，沒人對他死裡逃生有半點慶賀。大家都冷冷地看著他，並對他被捕後竟能死裡逃生，十分懷疑。有人甚至暗示，為甚麼別人被抓、被殺？他這個外省人倒安然無恙？父親極為機靈，知道他的被捕極有可能就是自己人告的密，以為他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外省人，肯定不可靠。據父親回憶，他當時趕緊找了一個藉口，離開四川，回到老家湖南。從此，他就和共產黨脫離了關係。
我的祖父是留日學生，當年和黃興等孫中山的好友過從甚密。祖父早期十分贊同中國應該實行變革和現代化的理念，但他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現狀漸生失望。滿清滅亡後成立的民國很快淪為軍閥火拚的混亂局面。北伐後出現的一絲光明迅速為國共分裂、日本入侵滿洲的嚴峻局面所替代。共產黨內在「立三路線」之前其實已經出現極端思潮。例如，北伐時在湖南省實行紅色恐怖，鬥地主，抄大戶，遊街等極左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江浙資產階級代表的蔣介石最後選擇和共產黨分裂是必然的。祖父認為父親沒有找到救國的真諦，要父親在家重溫四書五經，不要再外出闖蕩。雖然父親同意祖父的部份判斷，特別是「立三路線」的荒唐使他對如何才是中國的富強之路有所反省，但他並不甘心在書齋裡虛度年華。面對日本蠶食東北和騷擾華北，父親內心的熱血又開始沸騰。他便化名在長沙辦報，宣揚抗日。父親批評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筆鋒十分犀利，引起同為黃埔同學，此時已為蔣介石左右手的戴笠的注意。戴笠在查明父親的身份後約見父親，以黃埔同學的名義要父親恢復對黃埔校長蔣介石的信仰，並以國難當前，唯有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才能避免亡國的的理由說服父親前去杭州警官學校當教官。從此父親重新回到國民黨一邊。
父親在淮海戰役後，以戰犯的身份在北京獄中渡過27個春秋。 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們幾個兄弟從未有機會去北京看望他。但他曾有機會於1965年隨團參觀上海時，在華山飯店同阿婆，我及五弟有匆匆的，也是惟一的一面。原以為不久他便可獲得自由，不料文革爆發，一拖又是十年。1975年父親終於作為最後一批特赦人員獲得期望已久的自由。其後父親先後擔任全國政協文史館專員和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並於1980年代中期來過美國。當時我還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父親以極大的興趣到美國各地參觀、訪問，回國後又以極大的熱情到處介紹美國作為先進國家值得中國學習之處。父親的晚年正好趕上改革、開放，祖國的面貌日新月異，使他極為振奮，認為雖然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堆積如山，但是總算找到了一條自強的道路，循序漸進，堅持政治和經濟的各項改革，中國會有輝煌的前途。
2001年10月22日父親以94歲的高齡去世，近400人前往八寶山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人民日報等報紙發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對家屬表示了慰問。由於紐約領館和全國政協的及時協助，我得以匆匆從美國趕回參加了父親的告別儀式。父親一生追求救國救民的理想，為此不惜拋棄舒適的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歷經種種曲折和苦難。他的一生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剛剛過去的這整個世紀中尋找如何在當代條件下，應付內憂外患，自強自力的漫長的求索過程。他的一生既已成歷史的一部份，就留給歷史和後人去評判了。
母親是個極為漂亮而又性格剛強的女子，原籍寧波鄞縣。外公是當地大戶，由於祖上做官，家裏擁有很多良田。母親出生時，外婆當場就因雙胞胎引起的難產而去世。兩個孩子倒順利產出。我的親外婆去世不久，外公又娶了一個小外婆，並為母親和她的雙胞胎妹妹各找了個奶媽。母親的奶媽就是後來把我們兄弟撫養大的阿婆。阿婆年輕時的經歷和祥林嫂十分相像：丈夫是個農民，結婚不久便因做活太累而死，留下一個剛滿一月的小孩，不久也夭折了。阿婆悲痛慾絕，日子過不下去，正好母親出生後要找奶媽，阿婆就來了外公家。阿婆很愛母親，完全把她當自己的孩子撫養。
母親小時候就由外公包辦和一個鄉間讀書人訂親。阿婆稱他為秀才。由於家裏條件好，我母親上過寧波的一傢俬立女子中學。這是個現代女子中學，所以她在觀念上就和外公有了衝突，對與秀才成親一事並不情願。據阿婆講，那個秀才十分忠厚，老實，但母親嫌他為人木訥，對他並無好感。事後想來，如果當年母親服從父命，和他結為伉儷，不知能否逃脫後來的悲慘命運。母親在她最要好的女子中學的同學的幫助下，假裝投甬江自殺，逃婚到了上海，並在上海完成高等教育。
父母是在1940年代初成家的。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他們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抗戰勝利後，母親決定在上海安一個家。那時候祖父母都已去世，眼見我們兄弟幾個一個接著一個來到世界，家中雖有保姆，副官，勤務兵，但總要一個當家人才放心。父親有一天突然想起問母親：為何從未聽她說起娘家的父母和其他親戚？母親不得不坦白說出逃婚的往事，以及外公感到斯文掃地而十分惱怒，因此自己已經和家中其他人多年不再來往的原因。父親說：我家裏已經沒有老人，你與家人又無往來，我們兩人經常東奔西跑，小孩如何是好。我母親十分為難，想了半天說，我從小有個奶媽，能不能把她接來作為長輩對待，家中的事絕對可以放心。我父親認為這個主意極好，想要馬上就去寧波。母親認為父親的身份過於招搖，不便前去，由自己化了妝隻身前去便可。
此時外公已經去世，阿婆仍留在寧波小外婆身邊。母親知道小外婆只吃當天的筍，阿婆必然會在下午四點多鐘去外公家後院的一片竹林挖筍。到了寧波鄉下後，母親便躲在竹林裡面。阿婆下午四點多果真出現了，拿了一個小筐和一把小刀。母親就輕輕叫她。阿婆一聽，嚇得魂不附體，丟下小筐和小刀，一邊跑一邊說：你這個落水鬼不要來害我，你跳江可不是我逼的。原來母親逃婚時偽裝跳甬江自殺，為求逼真，江邊還留有她遺書和繡花鞋。雖然沒有打撈到屍體，但大家都以為人一定被衝到大海裡面去了，因此家裏人並不認為她還會活著。母親於是幾步追上包小腳的阿婆要她摸摸自己的手，若有體溫便可證明不是落水鬼。阿婆將信將疑地摸摸她的手腕，發覺果真有熱氣，便問她究竟是怎麼回事。母親便將逃婚後去上海的事解釋一番，並告訴阿婆這次來寧波，打算接她到上海享福。阿婆起初十分猶豫不決，因為放心不下小外婆。母親給了阿婆一段時間安置好小外婆後，終於將她接到了上海。誰知阿婆到上海不久，突變的風雲已經密佈於中國的上空，注定了阿婆接下來將近30年的苦難。
苦難的童年生活
1948年中，母親、阿婆和我們兄弟到了台灣，父親則隻身前往徐州參加淮海戰役。1948年父親被俘後，一心以為根據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停戰之後6個月內雙方會交換戰俘。他托副官捎出一封信來，要母親快來大陸營救他。母親接信後，先從台灣趕到南京，後去淮北、魯南和蘇北一帶。據阿婆說，母親去的時候還是穿著高跟鞋，抹著口紅，一付上海摩登婦女的打扮。母親離開台灣後，有時候會郵一封信回來，報個平安。母親到了徐州一帶後，解放軍並不讓她和父親見面。一會告訴她所有的俘虜都在張莊，我母親就趕到了張莊。解放軍又說：你的丈夫他們已經到李莊去了。她就又趕到李莊。據阿婆說她在淮北一帶竟然奔波了一年多，始終沒有找到父親。其實父親他們已被轉移到了山東。當年的淮北一帶極為貧困，交通不便不說，食品也極為粗劣、匱乏。據說母親到後來只能變賣首飾和隨身攜帶的衣服，高跟鞋也換成了草鞋，有時甚至跟要飯的人搶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當時在台灣，母親便把住在上海的陳媽媽，即當年幫她逃婚的同學作為和我們通信的一個中轉點。陳媽媽後來就送出一封信到蘇北，告訴母親上海馬上要封港的消息。 這封信提醒母親不要讓自己的家分成三處，即丈夫在軍監裡面，本人在大陸，老人和小孩在台灣。至少應該讓兩方團聚，然後等待與第三方的最後團聚。這話一語雙關，因為也可理解讓母親先回台灣。但是母親的決定正好相反。她發了一份電報到台灣，要阿婆帶我們立即回滬。那時候我們家裏面雖還有副官和勤務兵，但他們中沒人願意再回大陸，就幫助我們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送我們上了船。阿婆帶著我們搭乘台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上海易手的前夕。母親從蘇北匆匆回來一次，幫助阿婆在徐家匯一帶找了一個地方住下來後，重返蘇北。那時，徐家匯一帶有很多國民黨的遊兵散勇打家劫舍，秩序比較混亂。當時弄堂裡住的大部份是外國人。母親臨走時要我們不要外出，要阿婆不管甚麼人敲門，一律不開。一天有人敲門，阿婆要我們立即肅靜，裝出家中無人的樣子。不料來人敲了很長時間仍不走。阿婆好奇，就把上著門鏈的門打開一條縫，看到一個蓬頭垢面的人，嚇了一跳，趕緊把門關上。外面那人就說，阿婆，連我都認不出來了嗎？阿婆說，你的聲音倒是蠻熟的，但我不認識你，趕緊走吧，不然我要報警了（當時家中還有電話）。不料門外人哭起來，並報出了自己的名字。阿婆趕緊打開門，發現這個又瘦又黑，滿臉憔悴的人竟是四小姐 （因為母親在外公家排行第四，阿婆習慣稱她四小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們兩人不禁抱頭痛哭起來。
母親是一個非常剛強的人。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決如何謀生。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她就去那兒補習，將十多年以前學的東西又重新揀起來。我看到過她的成績單，其他課程都是甲，只有政治課是丙。顯然，對於新的政治話語，她當時是搞不懂的。可能因為專業知識出色，她很快就為立信高級會計學校聘用，成了一名老師。她的工資相當高，況且家中也不缺大件，所以生活還相當不錯。
我母親從小就是一個心氣很高的人，小時候人們叫她四小姐，後來又做了文太太。成為立信高等會計學校的老師後，學生又口口聲聲叫她葛老師。鄰居對她更是十分尊敬，總是文師母長文師母短的。特別是每逢夏天，鄰居們的小孩總是懇請她晚飯之後在家門口給他們講各種故事。我記得福爾莫斯大偵探的故事和安徒生童話是母親最喜歡講的，也是最吸引大家的。母親常常繪聲繪色地講到很晚，大家才放她回家。母親又是一個會彈琴，會唱歌的人，為人非常慷慨、非常喜歡交朋友。我記得小時候的上海還允許跳舞。母親已經退出這些活動，覺得自己的教師身份不再適合這種張揚的生活方式。但是她有很多首飾，幾十雙舞鞋，各種化妝品，和時髦的各色服裝，鄰居經常來借。母親常打開一盒盒的首飾對來的鄰居大方地說，你自己挑把！到還東西的時候，常常遇到有的鄰居說耳環弄丟了，或衣服弄髒了甚麼的，母親並不與他們計較。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很尊敬她，喜歡她。她也覺得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為人愛載的人，對新社會和新生活還是充滿希望的。我記得當時要興建衡山電影院，她踴躍認購股份。電影院蓋成後，也常常帶我們去看各種蘇聯電影。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母親將家中幾乎一切和父親有關的東西全都銷毀，連照片都一張不留，似乎要和過去的一切一刀兩斷。因此從我們有記憶起，便對父親沒有絲毫印象。我們有時問起父親，母親總神情複雜地說已經病死，並要我們不要再提這種話題。。
父親可能已經知道我們回到大陸，雖然他並不知道我們具體住在甚麼地方，處於甚麼狀態。這段時間母親不停地給各處寫信，仍在偷偷尋找父親，但是始終沒有下落。我覺得如果她確切知道父親還活著的話，也許不會自殺。後來父親在監獄裡交待家裏曾有幾個副官、幾個勤務兵，加上他自己共有20多條槍。他並不知道從上海搬到台灣，然後從台灣匆匆趕回的過程中，副官、勤務兵早已跑散。大部份的槍枝也早已散失。我父親交待家中應有多少條槍以後，當局就來人要母親如數交出。當時家中只剩一支裝飾性的勃郎寧牌小手槍。國共談判的時候，父親全程陪同一位美國將軍。臨走時，那位美國將軍便把這支槍作為紀念品送給了父親。
這把槍很小，鑲了一些寶石，也許近距離射擊會有一些傷害，稍遠一些便沒有甚麼殺傷力了。母親當年的想法十分天真，覺得這是父親的一件有特殊意義的紀念品，又可當他的裝飾品，保留著應該沒有甚麼問題。1953年風聲一緊，母親就把那支勃郎寧手槍丟到家中的壁爐裡面。後來在當局的一再追問下，母親便承認了壁爐中的那把槍。公安局把我們家的壁爐敲開，找到了這把槍。來人又把地板掀起，裡裡外外查了一遍。因為沒有找到其他的槍，公安局便覺得是一個懸案，母親因此被判管制三年。
被管制以後，母親便失去了教學的權利，變成了一個清理廁所的公務員，工資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一，生活變得拮据起來。據後來目睹文革的種種慘象的阿婆說，當年她倒還沒有受到甚麼體罰，但學校裡的師生對她呼來喝去的，她的心理無法承受這樣的羞辱，回家後常常淚流滿面。鄰里的氣氛也不見得更好。街道開了鬥爭會，將她的罪狀一一公佈。許多鄰居怕受牽連，將她視若陌人，不敢再有來往。夏天的夜晚，鄰居的孩子也不再邀請她出來講故事。喜歡熱鬧的她，便將我們關在家中。家中籠罩十分沉悶的氣氛。母親仍不停地到處寫信要找父親，但始終不得其門。對父親的思念和對前途的喪失信心，使她內心受到難以言狀的煎熬。
受管制期間，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來我家要她交待歷史問題。每次公安局有人來，我們兄弟幾個就被她以種種理由送到遠處去玩。我有時故意磨磨蹭蹭，在家逗留的時間長一點，就會看到來人拿出很厚一疊的照片，盤問母親與照片裡的人的關係。父親那樣背景的人，一生所認識的人不計其數。他和母親又喜歡熱鬧，不是在家裏請客，便去參加別人的宴請，聚會。母親還喜歡跳舞、欣賞音樂，打麻將，接觸的人必然很多。有些場合會留下合影。這些合影記錄的不一定是政治性的聚會。但是公安局的來人不管那麼多，總是追問當天聚會的目的，討論的主題，參加人的背景，現在的下落。如果母親說他們僅僅是泛泛之交，現在去向不明，來人就會認為母親在幫助這些人潛伏下來。如果出於討好公安局來人的動機，母親就必須撒謊，這樣必然加害於對方的家庭。以母親的為人，是斷然不肯這樣做的。更使她覺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是，像她這種身份的人，往台灣跑都來不及，竟又帶了全家從台灣回來，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務。當時母親內心的矛盾，痛苦和後悔大概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了。
像她這樣一個美貌、聰慧而又性格剛強的女子，當年曾為追求自由和理想，逃離家庭，不料現在竟然被管制起來，失去了種種自由，也無人格尊嚴可言，對她的精神打擊一定十分沉重。當時我們年幼無知，十分淘氣，並不知道如何分擔她的苦惱。有時鄰居小孩或學校同學吵不過我們時，便會扯我們家的各種小辮子，家長也會吵上門來。愛面子的母親往往氣得渾身發抖，但又不得不去鄰居家賠禮道歉。父親不但不在我們身邊，而且音訊全無。所有的朋友、親戚，連四周的鄰居此時早已和我家一刀兩斷，避之尤恐不及。可以想見母親每次硬著頭皮去自己學校上班時的心情。世態炎涼使她痛苦萬分而又無處傾訴。她覺得度日如年，並漸漸意識到管制結束後的日子也許更加難熬。母親的精神因此一天天趨於消沉，絕望。
母親是1955年春天的某個晚上用煤氣自殺的。那天晚上在我記憶中留下特別的印象。她要阿婆準備很多我們久已買不起的美食。晚飯之後，她就把我們都召集在她身邊，並要阿婆也坐下，說要給我們講幾個小故事。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老人臨終的時候拿了一把筷子紮成一捆給自己的孩子們，讓他們折斷，結果誰也折不斷。老人說，你們一根一根抽出來折呢？結果大家都說那就容易折斷。老人就問孩子：你們獲得甚麼啟發沒有？其中有個聰明的孩子就說，兄弟之間如果能夠團結一致，就比較能夠克服困難，也不容易遭外人欺負。故事講完後，她要我們當場用筷子試驗。我們試了之後，都向她保證一定做到兄弟團結，互助互愛。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講如何孝順老人。她講完之後說：阿婆是我們家的恩人，我是她帶大的，現在你們又是她帶大的。你們應該永遠對她好。我記得那時我們每個人都熱淚盈眶，抱住阿婆說她是世上最好的人，我們要永遠敬愛她。母親似乎十分感動。
她最後的一個故事大意是講一個父親要死了，他對自己的孩子說，我在後院的葡萄園裡埋了很多金銀財寶，我忘了它們放在甚麼地方。我死了以後你們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後，孩子們將葡萄園前前後後挖了一遍又一遍，還是甚麼也沒發現。不料到了秋天的時候葡萄結的特別大。其中一個孩子悟出來了：金銀財寶就是勤勞，如果每天都去鬆鬆土、除除草，我們就有源源不斷的收入。父親傳給我們的不是金銀珠寶，而是勤勞致富。當時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並未意識到母親是在向我們留臨終遺言。那年我才小學一年級。後來她就要我們盥洗後睡覺去，說她還有要事處理。我們知道她經常深更半夜仍在伏案疾書，並不懷疑，便散去準備睡覺，但我記得她美麗的大眼睛中流露的目光十分異樣。
將近半夜的時候我仍靠在床頭睜著眼睛想著母親講的故事。此時其他人都睡著了。母親到我們房間來發現我的眼睛還睜著，就像施催眠術一樣，用手在我的眼前晃來晃去，並口中唸唸有詞地要我趕緊入睡。我的眼睛閉住後不久便睡去了。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阿婆習慣性地起來到衛生間去。自從母親變得越來越想不開之後，阿婆便養成個習慣，在去衛生間之前先去母親的房間摸一下她的床。阿婆那段時候已經有所防備，怕她晚上再次像年輕時一樣離家出走，到外面去尋短。那天早晨阿婆發現她的床冰涼，心裏一驚。趕緊開燈，只見床上並無她的蹤影。阿婆奔到廁所時，注意到廚房的門緊閉著，便用力去推，以為母親也許在廚房裡。但是廚房門打不開。當時我們弄堂還有個守門人叫老王。她就慌慌張張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像出一個小腳老太太當時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
老王聽到阿婆的求救，趕緊跑來我家，從後門把廚房通天井的另一扇門狠勁推開，然後將廚房的前門打開。我這時已經醒來，聽到吵鬧聲就去廚房。只見母親臉向天躺在廚房裡的一張大桌子上，彷彿睡著了一般，身上蓋了一條白床單。阿婆已經哭得死去活來。那時候煤氣雖然已經關上，整個屋子的門窗也已打開，但房間裡仍然瀰漫著令人窒息的煤氣味。事後知道，幸好細心的母親已將廚房裡面所有的門窗縫都用撕開的布條堵上，廚房到廁所有一個排氣管也被碎布嚴嚴實實地堵死。不然廚房漏出的煤氣一定會使我們全家中毒。鄰居們這時已經趕來，幫老王把母親抬到弄堂裡。有人又抬出一個躺椅，將母親置於其上做人工呼吸。聽一個後來移民去香港的人說，母親好像還有微微的一點反應。但等到救護車把母親送到醫院後，醫生宣佈搶救無效。我記得那是1955年的初春。那天本來就極為陰冷。想到那樣美麗、活潑、充滿智慧的母親竟然就悄然離開了人間，內心難以接受，並使我越發感到周體冰涼，恐怖異常。記得後來來了個警察，問母親留下甚麼東西沒有，並在家中四處尋找，最後在廚房的一個碗櫃上面找出了遺言。據他宣佈：母親的遺言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兒院，要阿婆儘管拿走家中她願意拿的東西，回寧波養老。
（待續） （觀察〕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博士，現任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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