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最后的腐敗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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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
2000年5月被執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除了顯赫的官位以外,還冠有許許多多讓人肅然起敬的稱號和身份,如書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縱觀其履歷,人們不禁感到納悶:一個軍隊出身、連高等教育也沒有接受過的官員,是如何取得“教授”職稱的?

据新華社報道,胡長清“通過自己在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的關系,辦了一套函授本科學歷和法學學士證書,把這些假材料裝入檔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學聘為教授,滿足了要‘名’的欲望。”這則報道道出了天机,卻有一個小小的錯誤:胡長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貨真价實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學門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販賣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販,每當行人走過,他們便會像蒼蠅一樣圍過來詢問:“要畢業證、學位證嗎?北京大學的和其他所有大學的,我們都能夠提供。”跟這些低層次的造假者比起來,胡長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經通過北京大學有關部門頒發的,從封套到印章,都來自于正規部門,堪稱“若假包換”。

胡長清已經走上了黃泉不歸路,但是卻沒有人去刨根問底:他在北京大學的“關系”究竟是誰?行政管理學院的哪些領導干部、專家教授或者經辦人員為他獲得學位出了力气、得了好處?他們應當受到怎樣的處罰?冰山露出了一個尖角:北京大學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樣“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學存在的腐敗已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歷來具有象征意義,它的腐敗也一樣,正象征著當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北大人應該為之而感到慣有的驕傲呢,還是應該為之而感到深刻的恥辱?

一個社會的腐敗,到了最后的關頭將向兩個部門滲透:一是醫療,二是教育。一旦這兩個領域也爛掉了,那么這個社會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華陀再世,也回天乏術。近年來,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腐敗,逐漸由潛流變成滔滔洪水。權力換取學位、金錢換取學位,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為職稱勾心斗角、弄虛作假,教授們的道貌岸然早被學子們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權力、金錢与校園》一文中揭露說:“1998年,筆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學研究生院報名冊,當年該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長、處長,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長、總裁。研究生院招生創收的另一妙招就是辦研究生課程班。招生單位可以派老師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鎮去辦研究生速成班。難怪,北京不少大學、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們指責為‘文憑加工厂’、‘學歷批發站’、‘職稱生產机’。”對此,學者袁濟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許多領域被金錢与權力沖擊得本已衰弱不堪,學術文化可以說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錢与權力的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都蕩然無存,則社會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傷害將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曾論及社會腐敗有兩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內在的‘魚爛’,這种從內臟爛起的‘魚爛’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爛,它使人們內心道德天平徹底失衡。”如果說醫療的腐敗會帶來病人生命的危險,那么教育和學術的腐敗將帶來整個社會成員心靈的惡化。古人講究學術“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學術卻淪落為敲門磚、淪落為“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線而論,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導,并不比契訶夫筆下的市儈和小公務員高。知識和學問并不足以提升他們的精神境界。耍起腐敗的花招來,他們比官員們毫不遜色。

學界的喪鐘一旦響起,療救的整個社會肌體的時机就已經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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