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簡介：楊春光，詩人、詩評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於遼寧省盤錦市。1976年底，應徵入伍入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隊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先後歷任三局情報參謀、某集團軍情報室主任、某師軍史幹事、某團政治處幹事等職。1985年底，涉足詩壇。1986年3月，創辦並主編全國解放軍第一家軍旅詩歌報《新星詩報》。1987年初，在海南島主持召開全國文學社團首屆大聯合會並當選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為軍官親身參與學潮平暴後期的活動，並於「六．四」平暴前後寫作抗暴詩歌《太陽與人和槍口（組詩）》。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門秘密逮捕入獄。1991年獲釋出獄後，致力於後現代先鋒詩歌的寫作和理論研究。1994年3月，與高鵬舉在河南創辦《空房子詩報》。1996年～1997年，編選和出版《中國當代青年詩人大辭典》等，後被公安政保部門截貨並全部（3000冊）沒收銷毀。1998年9月～10月，隻身投入遼寧組建中國民主黨的活動。1998年10月11日，在遼陽遭暴徒襲擊，險些喪命。2002年8月，在鄭貽春的資助下，購買二手電腦上網，與海內外知識群體接軌。2002年年底，被設於美國紐約的「世界自由作家評獎委員會」提名為2002年度候選人之一。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詩稿數百萬字，因其「鬥士風格」，被譽為「大陸李敖」、「當代李逵」。本訪談錄經楊春光先生親自核對後發表。
■楊春光訪談錄（中）
（五）網絡時代的新文化運動
楊銀波：你是指「網絡時代的文學革命」，或者說「網絡時代的新文化運動」？
楊春光：沒錯。你看啊，現在中國網民有8000多萬，比現有半個多世紀培養出來的7000多萬中共黨員還要多，再過兩年擁有一億多網民不成問題。這種上億的網民很快就在中國14億人口中形成一個強大的先進自由公民階層，這個先進階層作為一個民族的頭腦，他們的自由言論和自由思想就會牽動全社會的精神命脈，這種命脈就會自動打開言論自由的空間，而言論自由空間的解放就是民主自由體制的勝利。而民主政治時代的到來，其最關鍵的標誌就是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的「最關鍵先鋒」就是文學文化自由，而文學文化的自由的「最關鍵先鋒」就是詩歌藝術的完全解禁。也就是說，我們一旦衝破文學的特別是政治禁區，其他領域的任何政治禁區都會衝破！所以我所說的「楊春光時代」，指的就是這個時代；所以我所說的我要以我的藝術方式反抗暴政，指的就是這種藝術方式。
楊銀波：具體怎麼做呢？
楊春光：首先，我們必須利用網絡，這樣可以避免印刷媒體上由於編輯者的必然傾向性，而實際造成的直接政治意識形態的衝撞性而被執政對手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這裡包括文學藝術的自由印刷媒體，它也是一樣容易被強權取締的。而網絡媒體，特別是在自由論壇媒體這種完全自由化的形式上，由於自由上網的對陣雙方總是有講真話的符合民主話語和講假話的符合中共的極權話語的相互其間，甚至這裡面「暫時」符合中共口氣的還會有很多，那麼這樣就可以使中共利用很大一部份極左者和愚民作為我們的障眼，在不可能全部打壓住民主自由聲音的情況下，使其真正的民主自由之聲不斷發展擴大。尤其是首先利用文學藝術自由話語在網絡上的軟著陸，這樣就更能稀釋和分散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自由話語的硬著陸的注意力，也會使強權話語和組織系統顧此失彼，淡化形成拳頭的合力和分散他們的打擊面，最終完成從文學啟蒙革命到社會體制的全面變革。
楊銀波：由此，你是不是也準備創辦網絡媒體？
楊春光：當然。首先，我要適當地辦一點文學詩歌刊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首先創辦和影響並參與文學詩歌藝術的自由網站和論壇。其次，積極創辦和參與各種具有民主自由傾向的思想與新聞的網站網壇，而且以國內為主、以國外為輔。因為自由民主的變化主體畢竟在國內，而國外重點是發一些國內實在發不出的聲音。在國內的詩歌網絡上，除了主要由我創辦的空房子主義審丑解構流派以外，還有周倫佑的非非主義的體制外寫作流派、皮旦的垃圾革命的崇低寫作流派、丁友星的反飾主義的批判專制政治詩歌寫作流派和凡斯的垃圾運動以及偉力的戰旗先鋒詩歌派等等，這些都是當代網絡詩壇上正在崛起的與主流持不同聲音的大陸民間的詩歌現象，具有批判主義流向。具有自由開放聲音的文學網站主要有黎正光主辦的《漢語文學》和張青帝的《大地》等。具有自由民主傾向的思想網站主要有《清見家園》、《北國之春》、《民主與自由》、《自由評論》、《不寐之夜》、《自由中國》和《中國戰略》等。我相信你也是經常去瀏覽的客人。
（六）真正的民間寫作
楊銀波：希望在民間啊。不過現在「偽民間」太多，比如犬儒主義、投降主義等等。大陸詩壇在這個問題上嚴不嚴重？
楊春光：在大陸詩壇，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著知識份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熱門之爭。可是鬥爭的雙方卻都是犬儒的。一方是偽知識份子寫作，一方是偽民間寫作，因為他們雙方的關鍵之處都是逃避政治寫作，也就是不敢對官方極權政治體制進行批判的寫作，或者根本還是歌功頌德的寫作。真正的知識份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都必須是反官方極權專制權力話語的寫作，必須是批判現存極權政治和反抗現存專制體制的寫作，是與前政治的服務和歌頌政治的寫作相對立的後政治的批判和反抗政治的寫作，我把它命名為「後政治寫作」。後政治寫作也就是批判極權話語的主張民主體制和自由文化的寫作，而偽知識份子和偽民間寫作，都是打著知識份子的態度和民間立場的旗幟，實際上仍是官方立場和不敢反抗官方立場的犬儒主義或投降主義的寫作路線。偽知識份子和偽民間的最大特點就是逃避政治寫作，甚至公然打出反批判政治的寫作旗號。凡是反批判政治寫作的，都是偽知識份子和偽民間寫作，說到底是官方寫作。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寫作策略，就是弘揚主旋律。
楊銀波：這個主旋律指的是甚麼？
楊春光：一種是弘揚極端愛國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為標誌的主旋律。他們把黨、國家與祖國混同起來，凡是不愛黨、不愛專制政治體制的，都統統打成不愛國的，並加以種種迫害。另一種是把凡是遠離政治、不干涉政治的寫作，甚至把風花雪月的空洞抽像的、不批判現存政治體制的，都統統稱為主旋律寫作，而偽知識份子或偽民間恰恰是迎合了這一需要的。他們的寫作只是泛文化的，甚至是直接反對干預政治寫作的所謂「純藝術」的。這種寫作說到底都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寫作策略，是從根本上投降官方意識形態的，是絲毫不與堅決反對官方寫作的真正知識份子寫作與民間寫作有任何相同之處的。偽知識份子寫作由於嚴重脫離現實語境，又經偽民間和真正民間寫作的聯合反擊，使之現在完全走向了式微，而偽民間寫作卻相對得到了詩壇上的話語霸權。在我上網之前，這種脫離政治、不干涉政治、逃避政治、甚至逃避苦難現實而完全走向個性化話語的寫作，一時裡成了大陸詩壇的時尚和當作偽先鋒而倍受推崇，許多完全犬儒化的投降官方主義的「招安寫作」甚囂塵上，其反對者也是微乎其微。
楊銀波：那麼你上網之後對這種現象都進行了怎樣的努力呢？
楊春光：上網以後，由於我的果敢衝決和帶動，加之與我同道詩人的共同努力，現已基本形成了一股比較強大的與歌功頌德寫作相對立的批判主義寫作潮流，使之被偽民間矇騙的有識之士詩人開始覺醒，偽民間寫作在2003年下半年勢力開始衰退，而真正的民間寫作開始崛起，有許多詩人至少從意識上開始明確民間寫作就是與官方意識形態絕不合作的寫作，就是反官方意識形態的寫作。所謂官方寫作，就是唯官方政治的或不反官方意識形態傾向的寫作；而偽民間寫作，就是完全個人化的、脫離現實的不反官方政治或不敢觸及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投降主義寫作。官方的唯政治傾向，民間的批判政治傾向。這是明顯的界限。如果與官方意識形態合作的，或者不與官方意識形態對立的，這都是偽民間的寫作，最起碼沒有徹底地走民間寫作之路。在大陸詩壇，雖然以批判主義為主旨的真正的民間寫作已經從網絡上開始崛起，但犬儒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偽民間寫作加之御用文人的寫作還是佔著詩壇的主流地位，「偽民間」這個問題還是十分嚴重的，嚴重的是他們做「偽民間」而大部份還不能自醒，他們還把逃避政治當成詩人的一種榮耀。
（七）民間紙媒被勒令查封
楊銀波：你一共主編過多少家民間報刊？這些民間紙媒以及你的作品是不是跟過去的李敖一樣大部份被禁？
楊春光：我走向編輯民間報刊的生涯，是從主編軍旅詩報《新星詩報》被勒令停刊之後。雖然從此以後我不便直接出面掛主編辦報，但全國許多民間詩報凡是由我掛顧問、名譽社長、名譽主編和總策劃期間的，實際上都是由我親手編輯畫版和組稿的，比如河南的《中原風》，先在海南島後在湖南的大聯合會的會刊《颶風》，山東的《新星文學》，黑龍江版的《新星詩報》，遼寧丹東的《鴨綠江詩報》，先在海南島後在湖北的《青年詩人報》，遼寧盤錦的《新潮詩報》，遼寧盤錦的《香稻詩報》，遼寧盤錦的《愛心文學》，以及河南駐馬店的《空房子詩報》等等。這些報刊都是才辦兩三期或者創刊號剛剛出籠就被政府勒令查封了。我坐牢前後在全國大張旗鼓地編過《第三代詩人力作精選》叢書和《中國當代青年詩人大辭典》等，前者被查禁，而後者經正規出版後又被公安機關以莫須有罪名全部沒收銷毀，使我前後損失10多萬元。更嚴重的是，因此遭到全國許多不明真相的詩友們的「大騙子」的辱罵與種種誤解，直到網絡時代我才得以解釋清楚。我個人創作極其勤奮且高產，從1985年登上詩壇以來，除了被軟禁、坐牢和養病以外，我幾乎每一天都有一首詩或一篇文章出產。僅僅是我和我愛人在2002年經打印
聯合整理的我的主要代表詩文集，就有10卷本，每卷約40萬字，合計約300多萬字，但至今沒有經濟能力自費出版，也沒有任何公開出版的機會。但我為全國各地的詩友們，卻修改、編輯、出版並作序了10多人的個人詩集，其中包括詩人、學者鄭貽春先生的詩集在內。
楊銀波：你所瞭解的持不同政見的大陸民刊，現在還多不多見？
楊春光：持不同政見的大陸民刊現在已不多見，或者說已經絕跡。我知道的一些民刊，像1989年之前的由姜力鈞先生主辦的《民生報》，1998年由孔佑平先生秘密主辦的小冊子式的《民主政治啟蒙》和由彭明先生主辦的並紅火全國民運界的「中發聯」的《參照》，這些都分別遭到了中共的嚴力焚燬和主辦人的被捕。所以我認為，這種直接的持不同政見的印刷民刊不是不可以辦，而是在策略上應儘量不去冒險，那樣的生存和對大眾的影響都不會讓你很快壯大，並會被中共當局立馬消滅的。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隨著印刷時代的式微而進行網絡時代的戰略轉移，很好地利用網絡媒體在專制主義情況下相對於印刷媒體的先進性、全球性和總會有縫隙性的可便於操作手段，以促進大環境的言論自由解放為主要目的，並由此為突破口，然後再進行體制上的民主化的社會變革。為此，在言論自由的突破口裡，最好以文學藝術自由的軟著陸為先導先鋒，來帶動其他的硬著陸的政治文化的民主自由的逐步漸進實現。這是一個戰略問題，也是一個策略問題。今後，作為民間知識群體的一員，作為一位「在詩歌中反抗暴政的藝術家」，我將主要以詩歌藝術作為戰鬥的批判專制主義的有生武器，隻身投入千載難逢的網絡時代裡，
有效地利用網絡而首先進行文學啟蒙的現代新文化革命運動，即在文學領域裡繼續推進我的詩歌的空房子主義的後政治寫作，最終迎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天地！
（八）遼寧民運
楊銀波：遼寧在這幾年出了些人物，像姚福信、肖雲良、王兆明、姜力鈞、孔佑平、鄭貽春等等，你所瞭解的遼寧民運現在的處境是甚麼狀況？
楊春光：你所提到的這些遼寧人物，我們都見過面和深入來往過，他們也都是我的摯友。鄭貽春先生不用說，我們來往甚密。姚福信、肖雲良、王兆明、姜力鈞和孔佑平等，他們的不幸遭遇是我一直記掛在心的，甚至每一天他們的形象都在我心中出現，可是我自責自己無能為力。我這裡我想特別提出的是王澤臣、王文江和劉世遵三位，他們都是遼寧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也都因此在全國最早坐了大牢的。王文江聽說今年出了獄，具體情況我還無法聯繫。王澤臣和劉世遵都判了七年的重刑，是在徐文立前後不久入獄的。可他們長期以來並沒有獲得國際輿論的足夠重視，許多人權團體對他們的呼籲和關注也不夠，很多時候被完全忽略了。
楊銀波：你講一下他們三位的具體情況。
楊春光：王澤臣從18歲開始，大半生都在坐共產黨的監牢，是鄧小平出山後把他解放出來的，可他不停地繼續從事人權民主事業，再次三進宮。王澤臣是遼寧民運的中心靈魂人物。他原來和他老婆開辦的豆沙小工廠，是當時遼寧民運經濟的主要來源地。王澤臣被捕後，這個來源地被官方取締和破壞了，他老婆帶著孩子孤守，生活極度貧困，還受到公安局的長期監控、盯梢、威逼、利誘和恐嚇，經常逼她與王澤臣離婚，使她現在的精神已經開始分裂。劉世遵也是一樣，他在「六．四」運動時就是學運領袖。創建民主黨時，他作為徐文立的辦公室主任和聯絡秘書，在全國聯絡頻繁，出力最大。他老婆因他下崗，家境因他處於最貧困之中。王文江是一位職業律師，在遼寧組黨中是最具活力的一位。他被捕後，他的妻子因為他的原因被下崗處理了，不久又被逼與他離婚。聽說王文江出獄後工作沒有了，身體不好，有時吐血，生活自然萬般貧困。
楊銀波：其他幾位呢？
楊春光：同樣是相當悲慘。孔佑平三進宮後，老婆為了孩子考研政審合格，也被迫與他離了婚。姚福信、肖雲良、王兆明和姜力鈞等入獄後，當局對其家屬的迫害與折磨更是慘無人道，無法具體言提。其實，我不便提及的遼寧民運人士還有很多，他們大多都在為人權與民主默默地工作著。他們的經濟狀況大多數都急劇惡化，甚至就連最普通的所謂「弱勢群體」都不如。因為他們大多出身工人，許多都因從事民運而被當地政府做了下崗處理，下崗後他們想自謀職業和再就業都不行，政府一旦知道了就要去砸他們的當舖，或取締他們的營業執照，或去其用人單位強令不准用人。有一位工人民運人士為大多數民運人士的生存從策略上考慮，退居二線而不便從事更多公開活動，以防被單位下崗處理，為的就是保全他的現有的兩千多元工資能夠積攢下來，以便資助遭受困難的每個民運人士，包括我也接受過他的資助。可他自己卻過著最低生活標準的簡樸生活，也一直為此離婚，並堅持不實現民主就不再婚。我對這樣的人十分敬佩，他們才是中國未來希望的中流砥柱。
楊銀波：謝謝你告訴我這些，請代我向他們致以深深的問候。
楊春光：好的。也希望國內外所有支持中國民主的媒體、組織、團體、個人，能夠力所能及地對掙扎在第一線的這些處境十分艱難的民運人士給予更多的關切和實際的援助。
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鬥志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