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3):漫漫上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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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賀蘭報導)“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 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爲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麽‘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爲,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由於不堪種種苛捐雜稅的重負,多次上訪,結果招致地方政府的大規模鎮壓,迫使上千村民逃離家園,這就是發生在一九九四年的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

“人民公僕”的冷漠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一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爲著名的黃泛區,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而白廟鎮就是這個貧困縣裏最貧困的地方。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裏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過去,沒有一家鄉鎮企業,這裏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爲生。在直通外省的公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著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大蔥的價錢一斤僅賣六分錢,一板車蔥也就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一點,也只賣到一斤一角錢。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裏只有飯,沒有菜,我們問他,這麽便宜的大白菜爲什麽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一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賺了一毛錢嗎?”

二OO一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每人每天的收人不過八毛錢。儘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還是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此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都是王營村裏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一次,王洪超的母親因爲交不起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村支書高建軍便搬走了他家的電視機。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去鎮裏討個說法,但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才終於懂得了什麽叫“推諉”,什麽叫“糊弄”,什麽叫“對人民群衆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高建軍不僅拒不歸還電視機,還再次闖進王家,推走了他家一輛自行車。

此事在村中一下激起了公憤,村民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一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被一改再改。“稅費卡”有兩本不同的賬,一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一文錢不能少;一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由於鎮裏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於是,三人橫下一條心,決定去找一把手縣委書記張西德。但是這回他們連張西德的面都沒有見上,就被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給轟了出來。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直接進京,雖然會承擔很大風險,張西德對此也絕不會善罷甘休,可最後大家還是決定進京上訪。

進京上訪

這回依然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作爲王營村的代表。在中辦國辦信訪局和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都允諾將儘快解決,而且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主動爲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直接去找省農委的一個單位。儘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們都沈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但是他們也明白,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裏。

三人回到安徽,顧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省減負辦的同志聽了三人的陳述,當即寫了一封信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一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衆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複雜。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縣紀委調查組在查鎮村兩級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一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裏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裏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還發現鎮裏隨意平調或挪用村裏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爲,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從縣委書記爲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裏,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王俊彬被土地管理所突然解雇;王向東和王洪超去鎮機關“清算賬目”,結果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一頓毒打。村民們看到退款不過是虛晃一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張西德一看來了這麽多村民,首先就變了臉,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有本事你們就往上找!” “你們儘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於是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馬上要抓人”的消息。

武裝鎮壓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十一點多,白廟鎮派出所民警悄然進村,來抓村民上訪代表,被村民發現。當王營村村民知道他們的企圖後,群起激憤,把他們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誰也想象不到,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儘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幹警和搜查槍支”爲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地從縣緘開出。車上駕著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裏拿著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村民們聞風而逃。一些不跑的,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誰知,公安武警一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獵跳牆的吵鬧聲。

爲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再次進京。他們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住下不到半點鍾,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捕。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裏,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二十四小時反銬起來。吃飯時,就只能像豬狗一樣伏在地上,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著的一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著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常被驚出一身冷汗。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幹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也讓他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一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縣紀委又開除了王俊彬的黨籍。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進行審判,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終於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裏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裏,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已無法繼續讀書。於是他想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一切不實之詞。

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卻發現法庭上宣讀的所謂他們的“證人證詞”都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邵喜英說,“四二”那天,她很早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而且她是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和王海潮的證詞也是用欺騙的手段得到的。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當時都不在村裏,一個在河南,一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一九九四年底,王洪超領著七十三位王營村村民,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衆的血腥罪行。但是,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調查組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彙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等六人統統稱作“罪犯”。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裏一個鼻孔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

跪倒在國旗下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飛來橫禍。九月一日,三百人的“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 工作隊在王營村亂征亂罰,還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這件事讓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一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一次,上訪的村民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他們沒有退路,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十月二十七日,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田橋鄉和白廟鎮一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衆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麽樣的一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採取行動了。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一個調查班子,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一天,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夥前呼後擁地接回村。

一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

王營村村民的遭遇只能是農民案例的其中一個,而表面的平靜,往往掩蓋的是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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