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作為一位因“六四”入獄、流亡的人，我在獲知蔣彥永先生公開向當局提出“為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消息時，心里有難以描述的感動和感激。在感動之余，我想起了魯迅。魯迅是上個世紀的一代文豪，蔣彥永是當今名醫，這樣兩個人看起來完全不同，但是，他們在人道主義精神上一脈相承。
魯迅和蔣彥永都是浙江人，都是世家子弟。蔣彥永終生行醫，因其職業之故，他在抗擊薩斯期間，揭露真相拯救人民。現在，他又勇敢地公布自己親身搶救六四屠城遇害者的具體經歷，為六四亡靈呼吁，成了海內外中國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被視為“民族魂”的魯迅，當年也曾一度學醫。他在日本專攻醫學時，偶然看到一部記錄影片里有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圍觀的中國人都是一副麻木之狀。深受刺激的魯迅認識到，光強健民族體魄是無用的，醫治心靈尤為重要，于是魯迅棄醫從文。
在這兩位浙江人的生平中，都曾遇到當局屠殺學生的暴行。一篇檄文《紀念劉和珍君》，寫盡了魯迅在“三一八”慘案之后的悲憤，他痛斥當局的暴行，長歌當哭：“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听，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
而蔣彥永在他《上本屆“人大”“政協”會議書》里，以一個外科醫生的嚴謹，真切地記敘了301醫院在“六四”摻案發生之后兩個小時在內，“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的情況。他描寫自己當時看到那些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時的反應，“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
面對淋漓的鮮血，救助過許多年輕人的魯迅，一直在開展對國民性的批判，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的目的是啟發民眾覺悟，去反抗壓迫与壓迫者，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最終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對于一些幫助壓迫者逃脫罪責的言行，魯迅說：“倘使對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是殺人的幫凶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
与作家魯迅在批判現實的思想建樹不同，終生行醫的蔣彥永身體力行。在“六四”后的大清查中，蔣彥永頂住壓力，堅持自己的觀點：“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十五年中，他于“1998年曾和部份同志以一批老共產党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他還利用机會，把自己的六四親歷及其看法當面告訴了中共元老楊尚昆。現在，他又公開站出來要求為六四正名。
魯迅和蔣彥永都為受難者沉痛呼吁，他們在醫治國人麻木的心靈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比較起來，立誓“我以我血荐軒轅”的魯迅是不幸的，作為清醒的孤獨者，他長期在絕望中抗爭，因此陷入痛苦的絕地。而蔣彥永先生卻赶上了一個人權意識普遍覺醒的网絡時代，他的呼聲傳遍世界，引起廣泛而強烈的贊同，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人道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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