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6日訊】（1）紅衛兵受騙？卡瑪錯了！
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簡稱《太陽》）出來后，輾轉從國外朋友處得到，且与有關人士討論過對影片的看法。雖然意見不盡一致，但是討論本身，還是得出一個很嚴肅的結論，就是：毛和共產党發動的文革，會由毛后的共產党人自己來全盤否定，將之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嗎？
*發動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說的是實質上的否定，不帶任何前提和條件的否定；站在否定專制文化和否定專制政治游戲立場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來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變种。難道從邏輯上講，不是這樣嗎？可悲的是，這种否定，根本就沒有出現。（同理：對于納粹帝國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時候，得到全盤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嗎？）
何況，毛澤東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鄧在制訂對毛三七開的時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頂禮膜拜，絕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知道，報紙、電視，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誕辰和所謂“站起來”的新中國，不但被共產党人自己紀念，還受到比如國際友人，遠至戴高樂，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這個大框架里，毛發動的文革和整個政權的關系，是一個几乎難以厘清的話題，國內、國際皆如此。在此背景下，這部電影的問世，其實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攪混的作用──這當然還是客气的說法。不客气的說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詞言中，偷換一個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來代替和永遠取消非党化思維對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為文革最后做結論的假象。
*紅衛兵運動面目模糊的根源
無論在電影內外，除文革的發動者沒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紅衛兵運動，也處于一個模糊不清的朦朧地位。這個朦朧的語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是非顛倒。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局面呢？奧秘甚多。簡單說，紅衛兵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這個命運在文革初期小試鋒芒，以后也一再經受考驗 ──說明他們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時期，也是有保證的，是制度和血脈／血統的雙重保證。
紅衛兵，尤其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是一种所謂“自發興起”的民間組織，還是一种國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這個問題，几十年沒有討論清楚。深而研之，在那個時代，那個體制里，會產生所謂自發的，民間的組織嗎？稍有常識的人，都會一笑置之。那么，沒有任何自發性可言的組織，就是官方操控的組織了，這是邏輯推斷和政治現實產生的結論。
于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是誰，是那种勢力，驅使和操縱了紅衛兵；又是哪种勢力反對之。具體講，是誰，跑到清華附中來操控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他，代表誰，一手炮制了它的創建和誕生呢？
紅衛兵中第一批兵痞們，就是高干子弟們組成的。其余的紅衛兵，則是外圍組織，像共產党領導的當年的外圍。這個党文化色彩濃厚的組織原則，在1966年8月簡化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于是，老兵們像他們的老子一樣沒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質。因為，他們把六十年代興起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出身理論，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實踐了。所以，他們打亂了戰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劉鄧陳等人的戰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勢下，反對党內領導的某种紅衛兵思想，被大面積的封建遺傳思想搞亂了。以至后來，中央文革的人要來否定血統論，因為毛不是在這個軌跡里滑行的。他當然要反對某种階級出身的原則，才能做到万眾響應── 而万眾确實也真誠地響應了他──這是權利的鏈條；但是万眾響應，万眾參予，也非他的長久之計，一旦目的達到，万眾就可以也必須揮之即去了。紅衛兵和聯動們不懂這一點，劉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現兩种文革，兩种紅衛兵。這是共產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總體戰略中，即便是毛劉之爭，這個分裂，也是暫時的。現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好像已經在各种党內外場合和平相處、相安無事了。但是，那時候，有几人看穿這一點？
*民間力量其實被毛操縱
一种所謂的，在“下面”發現的，政治上可資利用的資源，其實是上面一种觀念先行的政治預設，是毛，或者其他領導人的一個想法；下面的拿上來，拿到報紙和電台上去廣告天下，再由追隨者拿下去，照辦施行。這种游戲，今天看來很拙劣，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很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以為是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無限可能性之一种。
聶元梓就是這個假民間資源的典型。其實，她不是什么民間意志的代表，不過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軼歐手中一個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聶對之負責的女人。就像清華的蒯大富，是周恩來在1966年親自赴清華為他平反的。這時的周，已經站在反對工作組路線一邊，以期贏得毛的信任。于是，蒯們利令智昏，以為自己發現了真理，發現了文革的路徑，成為一种資源。他們一夜之間產生的信奉和狂亂，一直影響到他們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恥地說毛對他是“胜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是對党負責，對毛負責，且是對毛的特殊意志負責。那年冬天出現在北京街頭“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是老蒯們的民間力量之表現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這种游戲的高手。紅衛兵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這是民間力量在當時回報毛的一种表現。人們今天忽視的一個事實是，這些人從來沒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紅衛兵暴行的催生者不僅是毛
紅衛兵這個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較容易區別了。
簡單說，毛是需要紅衛兵；而劉不需要。但是一旦紅衛兵成為必須面對的一种存在，劉也要面對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軼歐，曹操控聶，貼出文革第一張大字報。這是文革研究者面對的第一個事實。那么，接下來的事實是，何以毛不滿足第一張大字報，在1966年8月5號，自己赤膊上陣，寫了那張“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張大字報呢？
問題的症結是，毛和劉、鄧的分歧已經出現，且表面化。劉鄧派工作組的做法，擾亂了毛打倒劉的戰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眾整群眾啊！毛說。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陸平，蔣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羅陸楊。我是要打倒劉嘛。你們裹什么亂？
而劉，則在毛武漢游泳回來后，馬上意識到這一點。于是，工作組整群眾的游戲，被改造為斗黑幫。這個黑幫，就是大中學校的校長，机關單位，部門，工厂的中層領導。這個轉向，導致實際操控北京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們，气勢洶洶，大打出手。女紅衛兵喪盡天良的程度，超過那些男生。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戰略部署不多的紅衛兵，和那些從爹媽那里非常了解這個部署，進而爭奪文革領導權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級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認為，是毛在號召，我們緊跟就是；還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無忌憚地對中層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對文革的掌控 ──就是在這個特殊階段，他們制造了北京一些重點中學的慘案──如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卞仲耘一案。這里，簡單將罪責──是罪責而非什么錯誤──歸結為毛的一般性號召，不是全部事實。用當時的語言敘述之，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營造一种白色恐怖。這個罪責，要歸結為毛，但是，那時毛不在北京。是誰在呢？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毛從武漢回來后，就寫“炮打司令部”，是誰的司令部呢？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發生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兩名校長的慘絕人寰的納粹暴行中，那些“炮打”的承受者有責任。這個發現沒有被寫進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2）卡瑪只“揭示一部分事實”
高干子弟最終回到體制內
毛要打倒劉，不能用正統的党內斗爭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體制外手段。這個手段的承載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來，就和紅衛兵及其爹媽，形成一個你死我活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你江青、陳伯達，怎么有劉鄧的合法性呢？你們要打倒劉鄧，就是要打倒我們的爹媽，他媽的，我反了！
于是，他們沖擊公安部，高呼“劉万歲”，他們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漢”──這個赤裸裸的接班口號，就是說，你等十三級以下的儿子女儿們，有啥權利革命，滾他媽蛋！（其他階層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們，才是國家的主人，你們最多是建設者。于是，他們反江青們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沖了龍王廟。大夫之子畢竟是老子的血脈。不教而誅，不行。周恩來說。于是，前輩晚輩一同鼻涕眼淚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過瞬息之間。一如毛說，你們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話里有話。你們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會的反，造成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大治，繼而打倒劉，這是高干子弟很難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須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廣大紅衛兵被利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們打擊最為重要的政敵，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學紅衛兵在社會層面胡作非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邊緣。他啟用了清華、北大的大學紅衛兵。現在，骨干力量，已經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讓位給大學的棍子──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
九大一開，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劉少奇既倒，整個回到體制內的操作變得可能。于是，老子們和儿子們，很快就回來了。文革后期，他們沒有像蒯、王、韓、譚們一樣鋃鐺入獄，恰恰相反，他們從祖國廣袤的窮鄉僻壤，紛紛調進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們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倒是成為毛的替罪羊。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當年紅衛兵們早就預言在先的前途。現在，卡瑪出來說，他們是牛虻、是受騙者。她錯了！他們一點也沒有受騙。在釋放聯動的人民大會堂里，在上山下鄉、當兵、工農兵上大學的歲月里，在他們應召复命，擔當起各級重任之一刻……他們都很清醒。他們從一開始就預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們的。他們沒有說錯。所以，他們沒有必要說，他們當年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他們沒有說，聯動錯了，對聯錯了，致死無數的人命錯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沒有讓他們忏悔。血脈們及其爹媽制訂的關于對錯的准則，從來不涉及紅衛兵問題。而回顧三十年前，當他們打死一個個校長，就像捏死一只只螞蟻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們有權力這樣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們無奈。在歡快的殺人游戲中，他們呼喊的一句詩，就是──“相信未來”！
他們這樣說，也這樣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國家的主人是他們嘛！
*卡瑪的影片只“揭示一部分事實”
我們其實不好展開更多的細節。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沒有言說之可能性的環境。但是，如果人們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檢閱紅衛兵之前的那段歷史，就無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現的并非毛是坏人，劉是好人那般簡單的格局。只有站在一個更高的准則上看，我們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難。
回到《太陽》。不能不說，卡瑪的影片，其實只是“揭示一部分事實”的影片。我們知道，揭露一部分事實，掩蓋一部分事實，是一种謊言，是專制體制慣用的宣傳伎倆。卡瑪沒有說明，党對于紅衛兵特殊的禮遇，掩蓋和遮蔽了他們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說明，在八月初期，在各個中學大學之行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縱的結果 ──是一只無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雙重控制──揭露這一點，是需要膽識的。甚而言之，卡馬是在有意識為那個行凶的特權階層做一個辯護，說，她們是隨爹媽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們在那里宣講另一個事實──固然，那個事實不能不說也是很悲慘的；但是，一個事實，不能用來掩蓋另一個。這是兩個前提，兩個條件。而其他在電影中出現的講話者，顧左右而言他，以粉飾自己的責任。
電影里的講話者，面帶笑容地述說那個悲劇。說，你看，打倒 “四人幫”一切就好起來……影片回避，或者說沒有找到揭示文革紅八月的大量圖示和鏡頭，以至外人看來，這幕慘劇不過爾爾，沒有納粹迫害那么殘忍無道。你看，長征，串連，上山下鄉……不多是年輕人美滋滋、樂陶陶之行走乎？這讓筆者想起關于揭示納粹的兩部片子。一為《意志的胜利》，一位為《意志的毀滅》。前者，是大名鼎鼎的L· 李芬斯塔爾的著名記錄片，后者是皮特· 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顛覆了所謂“意志的胜利”──那不過是一個瘋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納粹之偉大意志之火炬，万眾一心，一型（他們列出巨大的方陣），手持火炬，照耀著柏林，照耀著元首之場面……而后者反映的，卻是猶太人的苦難，集中營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爾，因為她制作了這部顯然是為納粹張目的影片，在二戰胜利后，曾經數度入獄。但是，最后人們對她的評价是，她沒有做任何和藝術無關的事情。她真的沒有做任何和藝術無關的事情嗎？
《太陽》未來面臨考驗
再過几十年，卡瑪的影片是否也會面臨新的一部“意志的毀滅”的考驗呢？當文革的慘絕人環的大量真實擋案和真實場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殺……公諸于世的時候，她和她的朋友們會想起李芬斯塔爾嗎？是的，我們也同樣經歷了意志的胜利和毀滅──雖然，那种意志根本從來也不是我們自己的意志。在這個意志的驅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為一。你看到北京大興縣和城里長安劇院血流如注之場面，還是忘記了？你看到所謂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訊室內，被開水淋身的慘象，還是忘記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婦孺被強行驅赶出京城，還是忘記了？……是的，這部電影沒有紀錄和再現這些場面。是故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
也許，這里，關于文革，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涉及的內容，會在不久的將來，在將來的將來，被披露出來。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几乎沒有什么人對《太陽》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評論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點到而止，但不夠。所以，在适當的時机，我們將更為仔細、更為坦率地陳述己見，以引起更為深刻的，對于《太陽》，對于整個“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這個大反思將是站在文革發動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來反思，其依据的，應該是國際認可和人類認可的天則和公理，而非某個人，某個党的什么決議；當然，党內外人士互補的反思和回顧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經歷其中者。這個反思今天雖然尚在進行，但是，党內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語言、中共思想、中共標准，來評介文革的著作還是少之又少。那是一個偌大的漩渦，一不小心就會溺身其中，還自以為到達了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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