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9日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开放和政治的滞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惯常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中国人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引导之下，放弃意识形态的思想争论，集中精力于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建设，国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一点“向钱看”。在这样由国家政府倡导下的经济大潮之下，先富起来的一批国人开始沉醉于纸醉金迷之中，紧随其后的市井平民以至全国百姓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普遍地愈加利欲熏心，物欲横流，一昧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使人忘却了道德和廉耻。人们思想麻木了，理想丧失了，信仰崩溃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强势控制，经济上则呈现自由化的趋势，原先城镇居民拥有的医疗保障在这变化下被逐步破毁，原有对执政的政府和政党的信任逐渐丧失，思想深处原有的理想和信念被洗涤一空而产生了空白以待填补。
在这一大背景下，香功、中功、法轮功相继问世。各种功法有助于人们祛病健身，据传有些人更是身患绝症在绝望之中侥幸一求而获得重生，无助的人们怎不会因之趋之若鹜？但也有一些人就不仅是为自求，而是为了寻求生活在世间一般常人所不能理解和参悟的非常境界。上世纪末中国出现的种种功法都曾吸引了无数的练功人、修炼者和学员，的确对中国政府控制的政治生活以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功法除要求各自的追随者积极练功，祛病健身，还要求向善和向上。法轮功对本功法的修炼者要求十分严谨，更为注重内心的修炼，摒绝人世间的私欲杂念。
笔者以为法轮功在中国短暂的流行，完全有利于阻止中国人的迅速的人性堕落和道德下滑，这是在政府力量不及的情形下民间的道德自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各种功法，就越来越引起执政的中共内心的担忧和恐惧，这些修炼者最终是听命于中共政府还是听命于各自功法的坛主？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因道门教派的巨大影响而导致王朝倾覆的屡见不鲜，远的有东汉末年的张氏三兄弟领导的黄巾军，近的有晚清洪杨的太平天国，虽未直接摧毁当时的王朝，但都给予王朝致命的打击。应该说中共对各种功法的取缔盖出于此因。法轮功明确表明不寻求现世的利和名，也无意于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但专制中共的理解不是如此，取缔时法轮功就已有信众数千万甚至上亿，且有不可遏制的迅速扩张之势，一旦时机成熟，来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金田起义”，届时再进行弹压就为时已晚了。这就是中共的典型政治心态，这与89年天安门前对学生和平民的军事镇压如出一辙。当时的学生并没有对中共的政权有何要求，但在中共的眼里，这是阻止大水冲击的最后一道堤坝。只要中共的政权性质仍然专制独裁，对类似的社会运动和思潮的政治误判就永远存在。
中共对境内的各种功法的取缔和镇压已有经年，香功似已销声匿迹，中功创始人已丢弃散落在境内外包括澳洲的辎重粮草单骑逃亡美国，唯法轮功的学员，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中国人面孔的，更有西人面孔的，在全球范围内不屈不挠地反抗着中共的镇压，前赴后继地维护着“法轮大法”。虽有近九百大法弟子因护法而献身，无数人遭受监禁和折磨，在国内的冒死请愿、电视插播，在海外的兴办报纸、电台、电视、学校，传播“法轮大法”，坚定自身信仰。同时又时时反制中共，每当中共高层人士出访，必受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和平方式的特别礼遇。这全仗当初江泽民先生的政治误判，落个“湿手捏面粉”。本意在短期内一举摧毁各功法，消灭潜在的政敌，不意本非政敌的法轮功这下真成了中共的劲敌，本想这把野火将之烧尽，不想年年春风一吹又生。
中共对法轮功的取缔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即法轮功是“邪教”。笔者有心查阅了能找到的中外工具书，都没有找到专门的“邪教”定义，连中国编的“辞海”也没有将其纳入妄加定义，这显然是中共根据自身的政治误判按政治需要随意指定的，不足为据。如按中共给法轮功下的“邪教”指控来参照对比中共自身，那中共就更有“邪教”的色彩和性质了。
以笔者观察和了解，有相当数量的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持认同的态度，尤其是长时期客居海外而没有在中国生活切肤之感的华人更是如此。他们有浓重的中国情节，强烈的“爱国情绪”。这种情节和情绪使之党国不分，正误不清，善恶不辨。对来自中国政府的政令不加区分地给予善良地诠解，以积极地肯定来表现自身的“爱国”姿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还是有善良的一面，总的来说是极为糊涂的一族。
在国内的国人则表现出对权威的顺从：当李自成进北京，他们欢迎；当满人进北京，他们欢迎；当袁世凯进北京，他们欢迎；当日本人进北京，他们还是欢迎；当共产党•解放军进北京，他们更是载歌载舞、箪食壶浆以迎。这类也属糊涂族。有一部分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对权威（在如今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措持支持的立场，这不来自于他们对事物的知情和分析，却来自于相互的利害关系。他们中有的是既得利益者，有的是正谋求利益者，为自身利益计，当赵高指鹿为马时，他们就会应声附和，当为恶者要求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时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这类是明白人，但却是没有良知的一族。
有很大一部分海内外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的政治误判而进行的取缔法轮功进而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消灭的行为持质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但出自内心的恐惧或者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置身事外或骑墙的态度，这些人有些良知，但也有更多的私心。
最值得一提的是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出于道德良知和对现代人权观以及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加以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知识，他们既反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但同时也鄙视法轮功修炼者的宗教狂热以及人为的创始人的至尊地位（在他们的眼里是）。
应该承认这些人对法轮功的不认同不来自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邪教”指控和政治宣传，他们均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辨析能力，能够洞悉世间的事物和动向。他们看透了中国多次的群体盲从和造神运动，尤其是发生在中共建政以后一直到“文革”为巅峰的全国百姓崇拜红太阳的狂热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因而普遍地反感任何新的造神运动。当看到法轮功迅速崛起，无数信众虔诚地拜读创始人著作，供奉创始人画像，就自然将其与“文革”年代等同起来，反感和不满之情油然而升。
如再仔细观察，这两种所谓的“造神”其实还是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造神”有政府的强制力，不参与就会有难，就有无妄之灾。参与造神从不自觉逐渐成为习惯，麻木又自欺。而后者是信奉者自愿的，全凭自己理解和意识，有感悟于世间所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
人的生命何始何终？一般认为就是从生到死，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一段。因为仅这一段，最大限度的利用就显得及其重要。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对人世间的名和利的你争我夺，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就理所当然了。信仰者经修炼觉悟者视生命为无始无终，在人世中徐徐趋步，宁静谈泊，所重者不在此世。修炼者在其尊师指引下图摆脱市尘以期超凡入圣，常为人所不解，不解者以己之世间有限去证实世外之无限。常笑夜郎不知汉国、河伯不知汪洋、井蛙不知苍天，与其何异？是以常怀谦卑之心，渺己为沧海一粟，羡天地变幻之无穷。
孔耳之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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