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啟事：全球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籌委會有獎徵文活動已正式展開，歡迎各界踴躍投稿，詳情請瀏覽www.89-64.org。
1989年5月18日下午，在初夏的陣雨飄灑過後，我騎車從人民大學回北京師範學院。約莫5點左右，我來到老虎廟附近。這時，身後騎來三位身披塑膠雨衣的年青人，他們邊騎邊大聲談論廣場的情形，其中的一位激動地說：「這輩子能趕上幾天這樣暢快舒心、真正做人的日子，真比什麼都值啊！」另外二位也是喜形於色，同聲附和。我快蹬幾把，趕上去，衝他們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將近15年前發生的這一幕，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未能塵封，也從未化作淡淡的煙雲。而且，它也不是恍如昨日，而是真真切切，就在昨日。對我來說，八九民運中的親身經歷其實都像這一幕一樣，真真切切，就在昨日。人生的這一段是如此的刻骨銘心，乃至終我一生，不敢忘懷。
1989年4月15日，一個平常的春日，天陰。中午時分，中國人民大學學6樓2層的博士生宿舍裏傳開了一條消息：下午4點將播出重要新聞。大家猜測，可能性最大的是某個人去世了。然而，誰也沒想到會是胡耀邦。議論完後，大家照常午睡不誤。不過，一覺醒來，離開宿舍外出的人就很少了。4點正，胡耀邦猝然辭世的消息傳來，我的心為之一沈，宿舍裡的氣氛也慢慢凝重了。我完全清楚，同學們的悲情和歎息是發自內心的：儘管大家對胡耀邦說不上有多瞭解，但至少有兩條是肯定的：一是他為人清廉，二是他反自由化不力。再說，73歲，也不是該走的時候。平時很少問政的歐陽志遠感歎連連，不住地說耀邦是好人。別屋的同學夏洪躍、呂益民、劉明如也都過來直呼「可惜」。不經意間，天變得更為陰鬱，窗外開始下雨了。雖然稀稀疏疏，但它是半年多來的第一場雨。同學們都說，人天同悲，此之謂也。我雖是科學哲學博士生，但在那樣的時刻，又豈忍心去說「這是巧合」之類的話呢？傍晚時分，我辭別同學騎車回家。我的心中的確不好受，但還沒有要做什麼的想法和衝動；我也沒想到別人會做些什麼去悼念胡耀邦。
兩天後的4月17日，我離開幾無動靜的北京師範學院，騎車從人大西門進校。剛剛前行20、30米，但見對聯、祭文和大幅標語撲面而來。我遂下車推行，一路讀去。我當時心中先是略感意外，但隨之而來的是深深的感慨和感奮——前天我走的時候，校園裡還什麼都沒有，如今卻是一片真情悼胡公，千磚百牆寄哀思啊！
到了宿舍，我已打消了去圖書館查資料的念頭，邀上幾個同學，直奔北大而去。憑直覺和經驗，北大的東西一定更多。果不其然，三角地和周圍的食堂區都快貼滿了。除了悼文、對聯、標語外，還有設立祭奠靈堂的大幅公告。此外，由胡公辭世引發的其他話題也已初露端倪。從北大回來，我已經清楚，我的心中已不會再平靜；而偌大的人大校園，也將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此後的幾天，我天天在人大與北大兩處看大字報，與博士生同學認真熱切地討論問題，和他們騎車去天安門廣場。當獲知胡耀邦追悼會定於4月22日上午召開時，大家都覺得，這次不能再象別人的追悼會，只是官方一家的事。我們有權、也很想行使這樣的權利，去表達我們對胡公的評價，去為胡公送行。
4月21日晚，為了趕在清場前進駐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碩士生們組成的大部隊出發了。我在從家中往人大趕的路上，見到他們正穿過北三環往南進發。我佇立道旁，面對神情肅穆的學子和慷慨赴義的隊伍，不由得心生敬意。與此同時，因受阻而被迫在路口等候的司機們，則紛紛用嗚笛或鼓掌的方式來表示認同和聲援，這使我十分感動。學潮自身代表校園的主流，而學潮又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援，這在當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博士生們總是慢半拍。我到了學6樓，見同學們還都聚在宿舍裡，還沒有出發的跡象。要不要去廣場為胡公守靈？有些人還沒下決心。這時，只見沈強一步跨出屋門，站在樓道裡大呼道：「咱們學社會科學的，此時不去廣場，更待何時？」話音剛落，大家紛紛下樓取車，繞小道趕往六部口，於道旁將車鎖定，等候大部隊的到來。當晚進軍廣場的守靈隊伍是由北大打頭的，令我們自愧弗如的是，走在北大前列的，竟有白發蒼蒼的老教授！稍後，待人大隊伍過來後，我們便毅然融入其中，進入廣場。
那一夜就在廣場度過。據說胡耀邦的靈柩當時已在人民大會堂中，而數萬學子和教師就在外面守夜，坐而待旦。天光大亮、陽光遍灑後，我看見北師大隊伍中打著一面醒目的橫幅，上面是：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後來，我也依稀見到學生代表遞請願書時下跪的情形。結果官方還是冷冰冰地不讓派代表參加追悼會。這樣一來，大家心中著實窩了火，隊伍數度進逼人民大會堂東門，與武警、公安近距離對恃。當時，我和好幾個博士生同學就在頭一排，還與穿制服的人發生了推擠。不過，我們的目的很清楚，決不是要攪亂追悼會，而是強烈要求派代表進去。然而，當局始終無視民意，拒絕讓步。時近中午，我和呂益民不謀而合，想到要去人民大會堂西門等候靈車駛出。我倆離開大部隊往北，準備從長安街繞過去。不意到了大會堂北門外馬路上，就被執勤的公安攔入南長街口，說是「交通管制」。半個多小時後，我倆眼見靈車緩緩折向西長安街，並慢慢從視野中消失，而徹夜未眠的數萬師生卻被晾在東門外廣場上，連看一眼靈車這一退再退的願望都被人耍弄了！
送靈不成，我和呂益民遂取道南長街北行，來到了會計司胡同胡耀邦家。輕敲大門數下，並通過門孔表明來意後，警衛參謀把我倆讓了進去。當我倆說明想去靈堂鞠躬示哀時，參謀面露難色地解釋道：現在首長家人都去參加追悼會了，他們不在，我讓你們進去不太合適。既如此，我倆未再堅持，只是委託他轉告胡公家人，我們是人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在我們的心目中，胡耀邦是唯一值得我們深情悼念的領導人。參謀連連表示一定轉達，並要我們節哀保重。當我倆忍著饑和累步行到六部口取車時，廣場上的隊伍正開始沿西長安街返校。聽著疲憊而憤慨的師生高喊「罷課罷課 立即罷課」的口號，我轉頭對呂益民說：「這不是生生給逼出來的嗎？」
在西單路口，我與呂益民分手，徑自回北京師範學院家中補覺。第二天，在母親、妹妹等陪同下，我的姨媽和表弟來京小住。姨媽早年飄洋過海去印尼定居，這是多年來首次回國，我也是頭一回與她相見，因此我忙著接站、張羅，兩天來無暇他顧。
4月25日我去人民大學，見新貼的大字報紛紛轉而論政，且筆鋒犀利，點評精當，讓我頓覺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言不虛。其中張貼在學生食堂西牆、用隸書工整抄謄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尤為引人矚目。《宣言》所列六條意見為：重新評價胡耀邦、鏟除官僚、實現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斷黨庫與國庫之間的臍帶、變黨軍為國軍等。這些內容我都參與討論過，也是我深表贊同的。《宣言》的起草和發布是由呂益民、李剛劍、趙哲等同學完成的。《宣言》和校園中其他有份量的大字報共同昭示了八九學潮的主旨既不是下跪也不是造反；八九學潮是一場以社會公正、人權和政治民主化為旗幟和訴求的和平抗議運動與理性施壓運動。
對中國人民大學來說，八九學潮還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義。無庸諱言，人大歷來為人詬病，且被貶稱為「第二黨校」——意指只產意識形態專家和黨政官僚，在學術上不能望北大之項背。而在這次學潮中，人大在大字報的水平上破天荒地被公認為與北大難分伯仲，這是人大歷史上難得的光榮和亮點，必將永遠為人大學子所珍視和引以為豪。兩天以後，在波瀾壯闊的4.27大遊行中，不是刻意地，而是自然地形成了人大隊伍走在最前列的情形。在萬人空巷的長安街上，高高擎起的人大旗幟和人大研究生旗幟，足令所有在場的人大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我記得人大研究生的旗幟是由碩士生梁興安舉著的。當時，我和另外幾位博士生身處遊行隊伍外圍，目睹了隊伍與軍警貼身擠搡、發力突破的真實情景，親見了民眾吶喊助威、鼓掌歡呼的動人場面，而且，我們還趕緊成盒買下冰棍，不斷地遞到遊行隊伍中去……當晚子夜時分，隊伍陸續返校，人大校園裡燈火通明，歡聲雷動。人們由衷地慶賀學子們用行動衝破了4.26社論的禁錮，長驅百餘裡凱旋歸來；人們激動地議論要將4月27日定為中國的「大學生節」。
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被破例放在4月25日的「新聞聯播」中播出。當局在社論中祭出的殺手鑭，依然是指鹿為馬，強加罪名。其意很明顯，就是震懾學潮，扼殺人權理念的傳揚和光大。社論與毛澤東和「四人幫」在76年四五運動期間搞的東西極為相似，如出一轍。不過這一回，它在人們眼裡主要不是顯得猙獰恐怖，令人駭然，而且顯得背時悖理，大謬不然。此外，它對人的誣指和輕辱，也著實讓人憤慨。可以說，4.27大遊行中的10萬人，恐怕有一半是被它逼出來的。針對4.26社論，我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的名義，分別於4月28日和4月30日寫出了「四月學運與文革的九點本質區別」和「四月學運與四五運動」兩篇文章，交給人大學生自治會抄謄後貼出。針對4.26社論，北京高自聯很快確定了兩項主要訴求：不是動亂，堅決平反；平等對話，現場直播。十分難能可貴的是，學潮的參與者雖然已被無端扣上了一頂搞「動亂」的帽子，卻還主動作出了復課的決定，並著手通過選舉產生對話代表，準備一旦官方稍有誠意，或可良性互動，以新的模式化解衝突和危機。
然而，官方的表現實在太差勁了。除了對「不是動亂，堅決平反」這條不予理睬外，對「平等對話，現場直播」這一條也是玩弄手法，拒不接受。4月29日，由官辦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找了一些代表，袁木出面搞了一次對話。此後，對經由選舉產生的對話代表團的對話請求，官方是極盡推諉搪塞之能事，直到5月12日連一次都未進行。
人民大學在5月初就選出了本科生中的對話代表。後經趙哲、吳青等博士生同學的大力舉薦，我和師兄徐輝及另兩位碩士生於5月9日被增補為對話代表。5月11日下午，我首次參加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團會議，地點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樓六層。在這個會議上，我結識了項小吉、沈彤、童屹、何光滬、呂祥、王治晶、劉立祥等人。當時，就我所瞭解到的對話團的準備情況來看，學生方面雖然理直氣壯，但掌握的事實材料太少、太單薄了。我很擔憂，一旦當局突然明白過來摘下免戰牌應戰的話，學生方面很難說有多大勝算。然而，從4月27日到5月12日，官方始終過不了兩道坎。一道是「平等」這個坎。讓學生與官員平等對話，那豈不是破了中國幾千年之家規和祖訓？第二道是「直播」這個坎。學生們將真話、實話一通說，而過濾、篩選、砍刪這一套都使不上，那還不把官方給急死？
終於，5月12日的夜晚降臨了。由於風聞將要在北大三角地決定第二天的絕食事宜，晚飯後，我和夏洪躍騎車前往。臨行前我倆曾商量，看能不能相機勸阻一下同學們的絕食之舉。因為，雖然我們很清楚絕食動議是被官方逼出來的，但絕食太傷身子，且一旦絕食，又很難再退；而這個當局，會在悲壯的絕食自殘的壓力下讓步嗎？那晚的三角地，聚集了好幾千人。隨著高音喇叭中封從德、柴玲等人義無反顧和催人淚下的演講，絕食一事遂成定局。不過，在初夏的星空下，我還在想：在場的不是肯定有穿便衣的公安、國安，有官方其他機構的派員或線人麼？他們連夜回去匯報後，官方能不能豁出去讓一小步，以換取學生改變絕食之念呢？再說，那些習慣於「通宵達旦勤奮工作的領導人」不是還有足夠的時間去作出決策麼？
第二天，5月13日。剛吃完中午飯，我就特地趕到人大東門口，那裡是北大學生去天安門廣場的必經之地。中午時分，高大的白楊樹蔭下的馬路顯得格外寧靜。我剛有點慶幸之心，以為當局作出了妥協促成了學生不再絕食，就見影影約約有人流自北而來。很快就看清楚了，那些頭纏布巾或騎車或蹬三輪的年輕人，正是北大的絕食學生！他們的神情，很象被4.26社論逼上街頭的示威者的神情，但更為悲壯、堅毅和決絕。我不禁憤憤地罵了一句：昏庸落伍的官僚們，你們意欲何為？！
人民大學的絕食學生不久就一批批趕赴廣場。別的大學的絕食者也紛紛雲集廣場。傍晚時分，我和章虹特意坐地鐵去了廣場。但見落日的餘輝下，數十面校旗獵獵飄拂。紀念碑下靠北的區域，已經圍坐了二千多人，其中有的是前來聲援的師生。由於當局對和平理性地表達出來的主流民意一再罔顧，我所不願看到的、中華民族史上一場最大的絕食事件就此拉開了帷幕。
5月14日下午，對話代表團接到當局的緊急通知，說是定於晚飯後在統戰部禮堂舉行對話。由於對「現場直播」一事未加明確，當時就是否前往對話還發生了激烈的論辯。後來達成共識：盡管當局是在絕食行動的強大壓力下作出的妥協，且很不到位，但畢竟是首次在事實上承認了民選代表團，且願意「平等對話」，那麼，我們不妨也作些妥協，通過對話盡快尋求結束絕食的辦法。
那天下午，我另有事在家中。在對話團作出決定之後，他們覺得在首發陣營裡不應漏了我，於是派人打的到我家，將我拉到法大。到了法大校門口，我和其他代表隨即上了中巴車，直奔地處府右街的中共統戰部。晚飯前的一段時間，對話團一直與官方就「現場直播」進行緊急磋商。這一次，官方沒作正面拒絕，而是強調因「技術原因」來不及做到了，最後答應將實況錄象帶盡快送至中央電視台，並保證最遲於2小時之後播出（在當晚10點的晚間新聞節目中，播出了很少一部分）。
晚飯之後，雙方在小禮堂正式舉行面對面長桌對話。官方出席對話的有李鐵映、閆明復、尉健行等人。學生對話團方面有項小吉、沈彤、熊焱、童屹、鄭成武、徐輝和我等人。很容易感受到，迫於數千人絕食、數萬人聲援的危急情勢，官方是有所收斂的。這主要表現在他們不敢再肯定4.26社論，不敢再稱4.15之後所發生的是「動亂」。學生方面則在氣勢上、在理上、在情上都占了上風，不僅旗幟鮮明地宣稱自己的行為是「愛國民主運動」，不僅堅決否定和批駁4.26社論,還把49年以來的《人民日報》社論都給批了。
在學生代表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官方代表取守勢，而且取一種貌似客觀、公允的守勢。李鐵映說：同學們別太著急麼。事情的展開是有一個過程的，我們對事情的認識和把握也需要一個過程。究竟是不是「愛國民主運動」還是別的什麼，我們還需要再看一看才能下結論麼。閆明復說：同學們的4.27遊行是很理性的，秩序很好。現在也應該理性地看待怎麼評價的問題。是不是等到下個月人大常委會開會時處理更好呢？不難看出，官方煞費苦心弄出來的上述說法，實在不堪一駁。當時只要問一問李鐵映：既然到了5月14日，你們對已經發生的事還要再看一看，還不能匆忙下結論，那你們憑什麼早在18天前的4月26日就急急忙忙下結論了呢？那樣的結論是不是就應該被宣佈為「不算數」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相信，這樣的詰問是打中要害的；即便李鐵映這個人內心認定學潮是「動亂」，面對這樣的詰問，他也無法躲閃和搪塞。可惜的是，當時學生代表的激憤情緒上來了，以致於終究未能給出這樣精彩的一「詰」。
當然，這件事更重要的是凸顯了官方的不坦誠。依照同一個邏輯，既然尚不能肯定學潮，當然也沒有理由否定學潮。邏輯夠了，誠意不夠。若稍稍多一點誠意，說「動亂這個結論的確下早了」，事情的演變很可能將呈現大為不同的面貌。
對話不歡而散後，對話代表惦記著廣場上絕食已達36小時的學子，同時也沒有忘記明天的戈爾巴喬夫訪華之行。現在看來，要同學們讓出廣場的西半部以便官方舉行歡迎儀式的想法是太幼稚了。但是，當時我和其他人都是真誠的，從午夜開始勸說，一直到晨熹初露。最後，廣場夜宿的絕食者和聲援團齊刷刷地全部撤到中軸線以東。畢竟，我們是和平、理性的抗議者。畢竟，我們對政治民主化的推行者戈爾巴喬夫心懷應有的敬意。
接下來的幾天，在對待絕食抗爭這件事上，人民的態度和與李鵬為代表的官方的態度不僅差異迥然，而且愈益對立。5月17日，我置身天安門廣場人的海洋之中，感受到了人性和人道的最強烈的輻射之光，體驗到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心靈震撼和人格升華。白衣天使忙碌的身影，民主黨派老頭肅穆的神情，溢於言表的工人的憤怒，天真爛漫的幼兒園孩子的腳步……將現實關愛和終極關懷融為一體，將學子的心和全民的心緊緊相系。當天下午，當對話代表團從廣場出發前往中國藝術研究院時，我站在西長安街北側，見整條馬路上都是滾滾東來的人潮，將逆潮流而動的對話團直擠到中南海紅牆邊，被迫成一列縱隊貼牆前行。
5月19日，傳出了當局決心對抗民意實行戒嚴的消息。當天晚上，我從人大廣播站的播音中聽到了趙紫陽先生的幾點聲明。我受到了不小的震動。我開始重新檢視和思考他在5月4日亞行年會上的講話和5月19日上午對廣場絕食學生的講話，我覺得他和李鵬、鄧小平決不是一類人，而很可能與胡耀邦是一類人。當然，對後一條，我當時沒有想到去查證，也無法去查證。我只是認定，他反對戒嚴是對的；他為此而不要烏紗帽，是可敬的。
5月25日下午，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進行改選，將我和碩士生梁興安、帥政選為自治會常委。5月26日上午貼出海報，向全校公佈新一屆自治會常委名單，並明確了分工，由我分管人大廣播站。自趙紫陽下臺後，校方就摒棄了5月19日之前奉行的韜晦之策，因此，海報墨跡未幹，就由副校長吳樹青出面，找人把我叫去。吳開口就要我「識事務」，要關閉廣播站。我平靜地回答他，我是受同學委託管理廣播站，並無權力關閉廣播站。吳接著又要我「認清形勢」。我反問他，怎麼個認清法？吳樹青說：「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誰勝誰負，另一個是誰對誰錯。現在誰勝誰負已經解決，誰對誰錯只能以後再說。你是博士生，難道還不明白嗎？」我依然平靜地回答他：「學生起來鬧學潮，很計較誰對誰錯，對誰勝誰負看得很輕。87年胡耀邦敗了，但今天我們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表明我們注重的是誰對誰錯，而不是誰勝誰負。」
關於這個吳樹青，還真有必要多說幾句。5月26日上午我與他話不投機分手後，一直未再碰面，直到7月2日他又來找我。這一回他更是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要我「說清自己，揭發別人」，還要我「將功折罪」。我告訴他，那要看我腦筋肯不肯急轉彎，要是不肯，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他最後丟下一句話，「你看著辦吧！」沒過幾天，吳樹青由人大副校長搖身一變為北大校長。當時，我就不由得想起他給我們上課時，曾經多次以「人北清師」來給四所高校排序的事——人大居首，依次是北大、清華、北師大。說實話，吳說「人北清師」自己不臉紅，我們聽的人卻臉紅了。1989年初冬，我在秦城監獄中見到了吳樹青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長篇文章，題目是：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不消說，文章裡面自然是屁話連篇，但是，題目上的這句話他並沒有說錯。不過，根據我對他秉性的瞭解，我斷定他為了「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定早已改口了。吳樹青在「最高學府人民大學」當副校長時，可以說知名度極低，而當上北大校長後，好賴也算是一位名人了。1994年中國新年我回常熟過年時，當時常熟市中的校長錢文明找我，說為了紀念市中建校80周年，要建造一座不銹鋼雕像，上面有四個字「學海無涯」需要找名人題寫。他接著說，北大校長吳樹青也是市中畢業的，要我回京後去找雙重校友吳樹青。我說，找誰也不能找吳樹青啊，讓他題詞，母校太跌份了。我答應一定幫他找到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請同為常熟人的王老題詞。回京後，我去木樨地22號樓王老家，說明來意後，王老很痛快地就答應了。數天後，王老約我和章虹、江楓一起去他家。他拿出了題詞和給市中校長的親筆信，象個頑童似的非要經我過目後才裝入大信封，準備掛號寄出。那天中午，王老執意下樓，請我們全家到東面胡同裡的一家餐館，吃了京東肉餅。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吳樹青痛恨廣播站是有緣由的。在我接手之前，人大廣播站是由莊艷紅、蕭延中他們操辦的。由於他們的出色運作，對外以「北京之音」命名的廣播站可謂聲名遠播，有口皆碑。後來我聽許良英先生說，他和老伴王來棣就時常要從黃村過來，聽一聽人民的「北京之音」。2003年11月，我與多年未曾聯系過的北航同班同學見面時，又意外地知道，當年他就曾帶了幾名碩士生，專程從北航趕過來聽人大的廣播。我分管廣播站後，特意請了人大一名對話團代表、碩士生楊松賀擔任自治會宣傳部長，具體負責廣播站的運轉。後來，人大廣播站的播音一直堅持到六月四日晚上。
5月19日晚當局悍然發布戒嚴令後，立即遭到了老百姓發自內心的公開抵制：從四面八方往城區挺進的部隊被市民們用血肉之軀阻於城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的民心民意的大展示，是人類正義和良知的大展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大展示。在這樣一幅眾志成城、可歌可泣的壯麗場景前，但凡還有點現代氣息的政權，其唯一的選擇是斂惡擇善，以妥協求和解。但是，人們面對的官方顯然不在此列。它拒不收回戒嚴令，拒不改行趙紫陽的主張來應對和處理危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感到，這場運動的結局凶多吉少。盡管八九民運中從未發生過打砸搶，從未發生過推倒和燒毀汽車事件，更未發生過點燃和燒毀樓房之事，這場運動恐怕也會象76年四五運動那樣遭到當局無情的彈壓。章虹就曾於5月下旬半開玩笑地問我：你會被判幾年？我說：三、五年吧。我只是壓根兒不認為當局竟下得去手，會對天安門的靜坐學生和市民實行屠城！
不過，與有些人略有不同，我曾經想過當局會不會殺人的事。5月20日夜，我和陸敏等人大對話代表坐在廣場紀念碑南側「迎候」戒嚴部隊可能的突襲。因為雖然軍車被堵住了，但軍隊還可能乘直升機從天而降，還可能從地鐵裡頭鑽出來。象廣場上的每個人一樣，我們都拿到了毛巾和口罩，以防催淚瓦斯。在當時特有的一種帶有恐怖更帶有悲壯的氛圍下，我問自己，當局會向手無寸鐵進行和平表達的人民開槍嗎？我首先想到了3月份當局在拉薩實行戒嚴的事。當局在拉薩開了槍，死了人。但是，我馬上提醒自己，那畢竟是漢人殺了少數幾個「鬧獨立的藏人」；漢人在首都街頭對「爭人權的漢人」大開殺戒，不可能。我又想到了台灣。都是漢人，台灣連黨禁都開了，這兒衝擊言禁、要新聞自由、搞民間結社難道還犯了死罪不成？最後我想到76年四五運動。撇開別的不同不說，那場運動比今天的運動要過激：車也燒了，樓也燒了。但毛澤東和「四人幫」僅僅動用了棍棒和手銬，沒有下令開槍。不錯，我早就知道鄧小平在4月25日就放言「用20萬人生命換取20年穩定」，但是，我想當然地認為，那是用來嚇唬人的。我不信，那位「承認錯誤，永不翻案」的小矮個，還會比隨意拿捏他的毛澤東更胡來？！
在八九民運的後期，我開始接受一些國際媒體的采訪並和少數國外學者進行了接觸。上述活動或者留下了錄音，或者見諸於文字。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中國政法大學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駐地首次接受外電采訪，當時是英國BBC記者從倫敦打來的電話。采訪內容隨後在BBC「今晚世界」中播出時，恰巧被我在清華大學分校時教過的一個學生錄了下來，並於1991年3月將錄音帶交給了我。6月1日上午，日本《讀賣新聞》駐京記者荒井利明在友誼賓館對我和任不寐進行了采訪。1997年，荒井先生將刊有上述采訪錄的《讀賣新聞》復印件交給了我。5月底，美國的非暴力行為研究專家Gene Sharp 教授在黃靖先生的陪同下專程來到北京，找我和呂祥、童屹、鄭成武作了長談，談話內容後來形成了文字。通過檢索這些資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在9年前的那場震撼世界的歷史風雲中，我並不是一個天真幼稚的大學生，但是，至少在兩件事上，我決不是先知先覺，並且是很不清醒、很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根本沒有想到共產黨內會有那麼一批權貴和貪官汙吏，為了維護他們的私利，竟然調動幾十萬軍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並最終下令屠城，在眾目睽睽之下，犯下了反人類的血腥罪行。直到89年6月3日下午，我和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幾名成員在長城飯店舉行新聞發布會的時候，我依然糊塗到對即將陡降的大屠殺的凶兆沒有任何感知！如果我，如果還有更多更多的人，當初能多少洞悉一些那幫權貴慘無人道的本性，或許可以設法避免或減輕那場大慘劇、大悲劇，或許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熱血青年和懷著正義感的普通市民倒在十裡長街的血泊之中。第二件事，就是對以趙紫陽、張愛萍、鮑彤、閆明復、胡績偉等為代表的共產黨內願意嚴守現代文明准則的力量嚴重缺乏瞭解和缺乏信任，以致於當5月19日晚聽到趙紫陽先生幾點聲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動後，依然沒有激發起尋求溝通和合作的意願，還是認定要保持運動的純潔，不介入「權力鬥爭」。甚至當何維淩先生等人主動來到人民大學進行洽談時，我也不為之所動。如果我，如果還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夠大體意識到那已經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爭，一場人性與獸性之搏，一場正義與非正義之戰，那麼，或許就有可能突破體制內外、平民與軍人之間的「鴻溝」，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從而不僅從道義和精神上，也能從氣勢和物質上，壓倒屠殺力量，制止屠殺暴行。（摘自拙文「中國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載《北京之春》1998年7月號）
6月2日晚，由於發生了木樨地吉普車撞人事件，我一夜沒睡。6月3日上午我和呂祥、童屹、鄭成武騎車前往長城飯店。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結束後再騎車返回人大。由於極度疲憊，吃完晚飯衝了個澡，我就躺下了。宿舍裡就我一人，同屋的歐陽志遠家中有事，已回四川雅安。我記得自己是被劇烈的敲門聲吵醒的，醒來已是六四早晨。我剛把門打開，博士生同學就衝我嚷嚷：「你要再不開門，我們就要出去找你了！」我急忙問：「出什麼事了？」他們說：「當局開槍殺人了！」我瞪大眼睛說：「不可能！」，隨即衝出門去，馬上又衝出樓去。校園裡悲憤、痛楚和壓抑的氣氛說明瞭一切。但是我還是不敢相信，我覺得自己是在夢中。我又返回學6樓。不久，頭部被包紮了的呂益民在同學們的挽扶下進了樓。我趕緊迎上去，他對我說：「我命大，子彈擦破了我的頭皮。被打死、打傷的人，太多了！」我如夢方醒。
人大的旗桿上掛起了死難者的血衣，人大廣播站交替播放著哀樂和對劊子手們法西斯暴行的聲討和控訴。我和幾個自治會常委則直闖「黨委書記」李文海的辦公室，要他立即派人派車去各大醫院找尋人大的死難者和傷殘者。之後，我又參與安排了八九民運中最後一次募捐活動。下午，有勇敢的市民送來了已經洗出來的冒著生命危險拍攝的照片；而一位未留姓名的中科院科學工作者也主動找到學生自治會，說她明天將啟程赴德國當訪問學者，願意將血腥大屠殺的真實材料帶出去，告訴全世界。
傍晚，我回到學6樓。同學們告訴我，章虹上午就來找過我。同學們還告訴我，導師黃順基先生惦記我。同學們還說，為防止當局抓捕我，要我離校躲一躲。當我婉言謝絕後，他們說，晚上安排我住出去，白天回校和大家在一起。六四晚上11點，兩位博士生同學護我翻出北門，送我到海澱南路住下後，他們返校。6月5日以後，同學們和女生商量後，特意在學6樓3層騰出一間女生宿舍，讓我和另一位男生住。
1989年6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在學3樓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會上決定由我起草一份聲討當局法西斯暴行的檄文。會後，我取過白紙和毛筆悲憤地疾書：
當局動用軍隊和坦克在長安街上濫殺無辜，是一樁浸透了邪惡、野蠻和獸性的法西斯暴行；
當局為了一已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竟對手無寸鐵的學子和市民舉起屠刀，犯下了神人共憤、天理不容的滔天罪行；
發生在一國首都、眾目睽睽之下的對同宗同族同胞的兇狠殘殺，雖希特勒、雖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雖袁世凱和蔣介石所不為！
……
寫畢墨幹，我與任不寐將其牢牢粘貼在人大校門口。
風雨蒼黃，15年過去了。
15年中，我三入牢獄，失去自由5年零6個月。但是，我並不後悔。經歷了偉大的八九民運和凶殘的六四屠城，我再也不能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去過我原來打算過的日子。我覺得，中國也一樣。在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運動中經受過人權洗禮和感受到做人尊嚴的中國人，是一定會在自己的靈魂和生命中生長出新的價值、新的意義和新的要素的。如果說，1956年波蘭波茲南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是上述三國公民反抗極權、爭取自由和捍衛人權的現代經典，那麼，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則是中國公民為自由與民主作出艱苦努力和付出重大犧牲的歷史見證。
我想，只要先有一部分人，繼而是更多的人，立足於自身和自主，立足於擔當和踐行，從八九出發，從說真話做起，從爭取美好的今天入手，中國就大有希望。
2004．1．15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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