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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下午，在初夏的阵雨飘洒过后，我骑车从人民大学回北京师范学院。约莫5点左右，我来到老虎庙附近。这时，身后骑来三位身披塑胶雨衣的年青人，他们边骑边大声谈论广场的情形，其中的一位激动地说：“这辈子能赶上几天这样畅快舒心、真正做人的日子，真比什么都值啊！”另外二位也是喜形于色，同声附和。我快蹬几把，赶上去，冲他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将近15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未能尘封，也从未化作淡淡的烟云。而且，它也不是恍如昨日，而是真真切切，就在昨日。对我来说，八九民运中的亲身经历其实都像这一幕一样，真真切切，就在昨日。人生的这一段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乃至终我一生，不敢忘怀。
1989年4月15日，一个平常的春日，天阴。中午时分，中国人民大学学6楼2层的博士生宿舍里传开了一条消息：下午4点将播出重要新闻。大家猜测，可能性最大的是某个人去世了。然而，谁也没想到会是胡耀邦。议论完后，大家照常午睡不误。不过，一觉醒来，离开宿舍外出的人就很少了。4点正，胡耀邦猝然辞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为之一沈，宿舍里的气氛也慢慢凝重了。我完全清楚，同学们的悲情和叹息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大家对胡耀邦说不上有多了解，但至少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他为人清廉，二是他反自由化不力。再说，73岁，也不是该走的时候。平时很少问政的欧阳志远感叹连连，不住地说耀邦是好人。别屋的同学夏洪跃、吕益民、刘明如也都过来直呼“可惜”。不经意间，天变得更为阴郁，窗外开始下雨了。虽然稀稀疏疏，但它是半年多来的第一场雨。同学们都说，人天同悲，此之谓也。我虽是科学哲学博士生，但在那样的时刻，又岂忍心去说“这是巧合”之类的话呢？傍晚时分，我辞别同学骑车回家。我的心中的确不好受，但还没有要做什么的想法和冲动；我也没想到别人会做些什么去悼念胡耀邦。
两天后的4月17日，我离开几无动静的北京师范学院，骑车从人大西门进校。刚刚前行20、30米，但见对联、祭文和大幅标语扑面而来。我遂下车推行，一路读去。我当时心中先是略感意外，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感慨和感奋——前天我走的时候，校园里还什么都没有，如今却是一片真情悼胡公，千砖百墙寄哀思啊！
到了宿舍，我已打消了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念头，邀上几个同学，直奔北大而去。凭直觉和经验，北大的东西一定更多。果不其然，三角地和周围的食堂区都快贴满了。除了悼文、对联、标语外，还有设立祭奠灵堂的大幅公告。此外，由胡公辞世引发的其他话题也已初露端倪。从北大回来，我已经清楚，我的心中已不会再平静；而偌大的人大校园，也将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此后的几天，我天天在人大与北大两处看大字报，与博士生同学认真热切地讨论问题，和他们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当获知胡耀邦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召开时，大家都觉得，这次不能再象别人的追悼会，只是官方一家的事。我们有权、也很想行使这样的权利，去表达我们对胡公的评价，去为胡公送行。
4月21日晚，为了赶在清场前进驻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硕士生们组成的大部队出发了。我在从家中往人大赶的路上，见到他们正穿过北三环往南进发。我伫立道旁，面对神情肃穆的学子和慷慨赴义的队伍，不由得心生敬意。与此同时，因受阻而被迫在路口等候的司机们，则纷纷用呜笛或鼓掌的方式来表示认同和声援，这使我十分感动。学潮自身代表校园的主流，而学潮又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援，这在当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博士生们总是慢半拍。我到了学6楼，见同学们还都聚在宿舍里，还没有出发的迹象。要不要去广场为胡公守灵？有些人还没下决心。这时，只见沈强一步跨出屋门，站在楼道里大呼道：“咱们学社会科学的，此时不去广场，更待何时？”话音刚落，大家纷纷下楼取车，绕小道赶往六部口，于道旁将车锁定，等候大部队的到来。当晚进军广场的守灵队伍是由北大打头的，令我们自愧弗如的是，走在北大前列的，竟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稍后，待人大队伍过来后，我们便毅然融入其中，进入广场。
那一夜就在广场度过。据说胡耀邦的灵柩当时已在人民大会堂中，而数万学子和教师就在外面守夜，坐而待旦。天光大亮、阳光遍洒后，我看见北师大队伍中打着一面醒目的横幅，上面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后来，我也依稀见到学生代表递请愿书时下跪的情形。结果官方还是冷冰冰地不让派代表参加追悼会。这样一来，大家心中着实窝了火，队伍数度进逼人民大会堂东门，与武警、公安近距离对恃。当时，我和好几个博士生同学就在头一排，还与穿制服的人发生了推挤。不过，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决不是要搅乱追悼会，而是强烈要求派代表进去。然而，当局始终无视民意，拒绝让步。时近中午，我和吕益民不谋而合，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西门等候灵车驶出。我俩离开大部队往北，准备从长安街绕过去。不意到了大会堂北门外马路上，就被执勤的公安拦入南长街口，说是“交通管制”。半个多小时后，我俩眼见灵车缓缓折向西长安街，并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师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退再退的愿望都被人耍弄了！
送灵不成，我和吕益民遂取道南长街北行，来到了会计司胡同胡耀邦家。轻敲大门数下，并通过门孔表明来意后，警卫参谋把我俩让了进去。当我俩说明想去灵堂鞠躬示哀时，参谋面露难色地解释道：现在首长家人都去参加追悼会了，他们不在，我让你们进去不太合适。既如此，我俩未再坚持，只是委托他转告胡公家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我们的心目中，胡耀邦是唯一值得我们深情悼念的领导人。参谋连连表示一定转达，并要我们节哀保重。当我俩忍着饥和累步行到六部口取车时，广场上的队伍正开始沿西长安街返校。听着疲惫而愤慨的师生高喊“罢课罢课 立即罢课”的口号，我转头对吕益民说：“这不是生生给逼出来的吗？”
在西单路口，我与吕益民分手，径自回北京师范学院家中补觉。第二天，在母亲、妹妹等陪同下，我的姨妈和表弟来京小住。姨妈早年飘洋过海去印尼定居，这是多年来首次回国，我也是头一回与她相见，因此我忙着接站、张罗，两天来无暇他顾。
4月25日我去人民大学，见新贴的大字报纷纷转而论政，且笔锋犀利，点评精当，让我顿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言不虚。其中张贴在学生食堂西墙、用隶书工整抄誊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尤为引人瞩目。《宣言》所列六条意见为：重新评价胡耀邦、铲除官僚、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断党库与国库之间的脐带、变党军为国军等。这些内容我都参与讨论过，也是我深表赞同的。《宣言》的起草和发布是由吕益民、李刚剑、赵哲等同学完成的。《宣言》和校园中其他有份量的大字报共同昭示了八九学潮的主旨既不是下跪也不是造反；八九学潮是一场以社会公正、人权和政治民主化为旗帜和诉求的和平抗议运动与理性施压运动。
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八九学潮还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无庸讳言，人大历来为人诟病，且被贬称为“第二党校”——意指只产意识形态专家和党政官僚，在学术上不能望北大之项背。而在这次学潮中，人大在大字报的水平上破天荒地被公认为与北大难分伯仲，这是人大历史上难得的光荣和亮点，必将永远为人大学子所珍视和引以为豪。两天以后，在波澜壮阔的4.27大游行中，不是刻意地，而是自然地形成了人大队伍走在最前列的情形。在万人空巷的长安街上，高高擎起的人大旗帜和人大研究生旗帜，足令所有在场的人大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记得人大研究生的旗帜是由硕士生梁兴安举着的。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博士生身处游行队伍外围，目睹了队伍与军警贴身挤搡、发力突破的真实情景，亲见了民众呐喊助威、鼓掌欢呼的动人场面，而且，我们还赶紧成盒买下冰棍，不断地递到游行队伍中去……当晚子夜时分，队伍陆续返校，人大校园里灯火通明，欢声雷动。人们由衷地庆贺学子们用行动冲破了4.26社论的禁锢，长驱百余里凯旋归来；人们激动地议论要将4月27日定为中国的“大学生节”。
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被破例放在4月25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当局在社论中祭出的杀手镧，依然是指鹿为马，强加罪名。其意很明显，就是震慑学潮，扼杀人权理念的传扬和光大。社论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76年四五运动期间搞的东西极为相似，如出一辙。不过这一回，它在人们眼里主要不是显得狰狞恐怖，令人骇然，而且显得背时悖理，大谬不然。此外，它对人的诬指和轻辱，也着实让人愤慨。可以说，4.27大游行中的10万人，恐怕有一半是被它逼出来的。针对4.26社论，我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名义，分别于4月28日和4月30日写出了“四月学运与文革的九点本质区别”和“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两篇文章，交给人大学生自治会抄誊后贴出。针对4.26社论，北京高自联很快确定了两项主要诉求：不是动乱，坚决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学潮的参与者虽然已被无端扣上了一顶搞“动乱”的帽子，却还主动作出了复课的决定，并着手通过选举产生对话代表，准备一旦官方稍有诚意，或可良性互动，以新的模式化解冲突和危机。
然而，官方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除了对“不是动乱，坚决平反”这条不予理睬外，对“平等对话，现场直播”这一条也是玩弄手法，拒不接受。4月29日，由官办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找了一些代表，袁木出面搞了一次对话。此后，对经由选举产生的对话代表团的对话请求，官方是极尽推诿搪塞之能事，直到5月12日连一次都未进行。
人民大学在5月初就选出了本科生中的对话代表。后经赵哲、吴青等博士生同学的大力举荐，我和师兄徐辉及另两位硕士生于5月9日被增补为对话代表。5月11日下午，我首次参加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会议，地点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六层。在这个会议上，我结识了项小吉、沈彤、童屹、何光沪、吕祥、王治晶、刘立祥等人。当时，就我所了解到的对话团的准备情况来看，学生方面虽然理直气壮，但掌握的事实材料太少、太单薄了。我很担忧，一旦当局突然明白过来摘下免战牌应战的话，学生方面很难说有多大胜算。然而，从4月27日到5月12日，官方始终过不了两道坎。一道是“平等”这个坎。让学生与官员平等对话，那岂不是破了中国几千年之家规和祖训？第二道是“直播”这个坎。学生们将真话、实话一通说，而过滤、筛选、砍删这一套都使不上，那还不把官方给急死？
终于，5月12日的夜晚降临了。由于风闻将要在北大三角地决定第二天的绝食事宜，晚饭后，我和夏洪跃骑车前往。临行前我俩曾商量，看能不能相机劝阻一下同学们的绝食之举。因为，虽然我们很清楚绝食动议是被官方逼出来的，但绝食太伤身子，且一旦绝食，又很难再退；而这个当局，会在悲壮的绝食自残的压力下让步吗？那晚的三角地，聚集了好几千人。随着高音喇叭中封从德、柴玲等人义无反顾和催人泪下的演讲，绝食一事遂成定局。不过，在初夏的星空下，我还在想：在场的不是肯定有穿便衣的公安、国安，有官方其他机构的派员或线人么？他们连夜回去汇报后，官方能不能豁出去让一小步，以换取学生改变绝食之念呢？再说，那些习惯于“通宵达旦勤奋工作的领导人”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作出决策么？
第二天，5月13日。刚吃完中午饭，我就特地赶到人大东门口，那里是北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中午时分，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的马路显得格外宁静。我刚有点庆幸之心，以为当局作出了妥协促成了学生不再绝食，就见影影约约有人流自北而来。很快就看清楚了，那些头缠布巾或骑车或蹬三轮的年轻人，正是北大的绝食学生！他们的神情，很象被4.26社论逼上街头的示威者的神情，但更为悲壮、坚毅和决绝。我不禁愤愤地骂了一句：昏庸落伍的官僚们，你们意欲何为？！
人民大学的绝食学生不久就一批批赶赴广场。别的大学的绝食者也纷纷云集广场。傍晚时分，我和章虹特意坐地铁去了广场。但见落日的余辉下，数十面校旗猎猎飘拂。纪念碑下靠北的区域，已经围坐了二千多人，其中有的是前来声援的师生。由于当局对和平理性地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一再罔顾，我所不愿看到的、中华民族史上一场最大的绝食事件就此拉开了帷幕。
5月14日下午，对话代表团接到当局的紧急通知，说是定于晚饭后在统战部礼堂举行对话。由于对“现场直播”一事未加明确，当时就是否前往对话还发生了激烈的论辩。后来达成共识：尽管当局是在绝食行动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妥协，且很不到位，但毕竟是首次在事实上承认了民选代表团，且愿意“平等对话”，那么，我们不妨也作些妥协，通过对话尽快寻求结束绝食的办法。
那天下午，我另有事在家中。在对话团作出决定之后，他们觉得在首发阵营里不应漏了我，于是派人打的到我家，将我拉到法大。到了法大校门口，我和其他代表随即上了中巴车，直奔地处府右街的中共统战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对话团一直与官方就“现场直播”进行紧急磋商。这一次，官方没作正面拒绝，而是强调因“技术原因”来不及做到了，最后答应将实况录象带尽快送至中央电视台，并保证最迟于2小时之后播出（在当晚10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很少一部分）。
晚饭之后，双方在小礼堂正式举行面对面长桌对话。官方出席对话的有李铁映、闫明复、尉健行等人。学生对话团方面有项小吉、沈彤、熊焱、童屹、郑成武、徐辉和我等人。很容易感受到，迫于数千人绝食、数万人声援的危急情势，官方是有所收敛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不敢再肯定4.26社论，不敢再称4.15之后所发生的是“动乱”。学生方面则在气势上、在理上、在情上都占了上风，不仅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爱国民主运动”，不仅坚决否定和批驳4.26社论,还把49年以来的《人民日报》社论都给批了。
在学生代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官方代表取守势，而且取一种貌似客观、公允的守势。李铁映说：同学们别太着急么。事情的展开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和把握也需要一个过程。究竟是不是“爱国民主运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才能下结论么。闫明复说：同学们的4.27游行是很理性的，秩序很好。现在也应该理性地看待怎么评价的问题。是不是等到下个月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处理更好呢？不难看出，官方煞费苦心弄出来的上述说法，实在不堪一驳。当时只要问一问李铁映：既然到了5月14日，你们对已经发生的事还要再看一看，还不能匆忙下结论，那你们凭什么早在18天前的4月26日就急急忙忙下结论了呢？那样的结论是不是就应该被宣布为“不算数”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相信，这样的诘问是打中要害的；即便李铁映这个人内心认定学潮是“动乱”，面对这样的诘问，他也无法躲闪和搪塞。可惜的是，当时学生代表的激愤情绪上来了，以致于终究未能给出这样精彩的一“诘”。
当然，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官方的不坦诚。依照同一个逻辑，既然尚不能肯定学潮，当然也没有理由否定学潮。逻辑够了，诚意不够。若稍稍多一点诚意，说“动乱这个结论的确下早了”，事情的演变很可能将呈现大为不同的面貌。
对话不欢而散后，对话代表惦记着广场上绝食已达36小时的学子，同时也没有忘记明天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现在看来，要同学们让出广场的西半部以便官方举行欢迎仪式的想法是太幼稚了。但是，当时我和其他人都是真诚的，从午夜开始劝说，一直到晨熹初露。最后，广场夜宿的绝食者和声援团齐刷刷地全部撤到中轴线以东。毕竟，我们是和平、理性的抗议者。毕竟，我们对政治民主化的推行者戈尔巴乔夫心怀应有的敬意。
接下来的几天，在对待绝食抗争这件事上，人民的态度和与李鹏为代表的官方的态度不仅差异迥然，而且愈益对立。5月17日，我置身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之中，感受到了人性和人道的最强烈的辐射之光，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人格升华。白衣天使忙碌的身影，民主党派老头肃穆的神情，溢于言表的工人的愤怒，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孩子的脚步……将现实关爱和终极关怀融为一体，将学子的心和全民的心紧紧相系。当天下午，当对话代表团从广场出发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时，我站在西长安街北侧，见整条马路上都是滚滚东来的人潮，将逆潮流而动的对话团直挤到中南海红墙边，被迫成一列纵队贴墙前行。
5月19日，传出了当局决心对抗民意实行戒严的消息。当天晚上，我从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中听到了赵紫阳先生的几点声明。我受到了不小的震动。我开始重新检视和思考他在5月4日亚行年会上的讲话和5月19日上午对广场绝食学生的讲话，我觉得他和李鹏、邓小平决不是一类人，而很可能与胡耀邦是一类人。当然，对后一条，我当时没有想到去查证，也无法去查证。我只是认定，他反对戒严是对的；他为此而不要乌纱帽，是可敬的。
5月25日下午，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将我和硕士生梁兴安、帅政选为自治会常委。5月26日上午贴出海报，向全校公布新一届自治会常委名单，并明确了分工，由我分管人大广播站。自赵紫阳下台后，校方就摒弃了5月19日之前奉行的韬晦之策，因此，海报墨迹未干，就由副校长吴树青出面，找人把我叫去。吴开口就要我“识事务”，要关闭广播站。我平静地回答他，我是受同学委托管理广播站，并无权力关闭广播站。吴接着又要我“认清形势”。我反问他，怎么个认清法？吴树青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胜谁负，另一个是谁对谁错。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是博士生，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依然平静地回答他：“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7年胡耀邦败了，但今天我们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表明我们注重的是谁对谁错，而不是谁胜谁负。”
关于这个吴树青，还真有必要多说几句。5月26日上午我与他话不投机分手后，一直未再碰面，直到7月2日他又来找我。这一回他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还要我“将功折罪”。我告诉他，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最后丢下一句话，“你看着办吧！”没过几天，吴树青由人大副校长摇身一变为北大校长。当时，我就不由得想起他给我们上课时，曾经多次以“人北清师”来给四所高校排序的事——人大居首，依次是北大、清华、北师大。说实话，吴说“人北清师”自己不脸红，我们听的人却脸红了。1989年初冬，我在秦城监狱中见到了吴树青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文章，题目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消说，文章里面自然是屁话连篇，但是，题目上的这句话他并没有说错。不过，根据我对他秉性的了解，我断定他为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定早已改口了。吴树青在“最高学府人民大学”当副校长时，可以说知名度极低，而当上北大校长后，好赖也算是一位名人了。1994年中国新年我回常熟过年时，当时常熟市中的校长钱文明找我，说为了纪念市中建校80周年，要建造一座不銹钢雕像，上面有四个字“学海无涯”需要找名人题写。他接着说，北大校长吴树青也是市中毕业的，要我回京后去找双重校友吴树青。我说，找谁也不能找吴树青啊，让他题词，母校太跌份了。我答应一定帮他找到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请同为常熟人的王老题词。回京后，我去木樨地22号楼王老家，说明来意后，王老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数天后，王老约我和章虹、江枫一起去他家。他拿出了题词和给市中校长的亲笔信，象个顽童似的非要经我过目后才装入大信封，准备挂号寄出。那天中午，王老执意下楼，请我们全家到东面胡同里的一家餐馆，吃了京东肉饼。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吴树青痛恨广播站是有缘由的。在我接手之前，人大广播站是由庄艳红、萧延中他们操办的。由于他们的出色运作，对外以“北京之音”命名的广播站可谓声名远播，有口皆碑。后来我听许良英先生说，他和老伴王来棣就时常要从黄村过来，听一听人民的“北京之音”。2003年11月，我与多年未曾联系过的北航同班同学见面时，又意外地知道，当年他就曾带了几名硕士生，专程从北航赶过来听人大的广播。我分管广播站后，特意请了人大一名对话团代表、硕士生杨松贺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广播站的运转。后来，人大广播站的播音一直坚持到六月四日晚上。
5月19日晚当局悍然发布戒严令后，立即遭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公开抵制：从四面八方往城区挺进的部队被市民们用血肉之躯阻于城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民心民意的大展示，是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大展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大展示。在这样一幅众志成城、可歌可泣的壮丽场景前，但凡还有点现代气息的政权，其唯一的选择是敛恶择善，以妥协求和解。但是，人们面对的官方显然不在此列。它拒不收回戒严令，拒不改行赵紫阳的主张来应对和处理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这场运动的结局凶多吉少。尽管八九民运中从未发生过打砸抢，从未发生过推倒和烧毁汽车事件，更未发生过点燃和烧毁楼房之事，这场运动恐怕也会象76年四五运动那样遭到当局无情的弹压。章虹就曾于5月下旬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会被判几年？我说：三、五年吧。我只是压根儿不认为当局竟下得去手，会对天安门的静坐学生和市民实行屠城！
不过，与有些人略有不同，我曾经想过当局会不会杀人的事。5月20日夜，我和陆敏等人大对话代表坐在广场纪念碑南侧“迎候”戒严部队可能的突袭。因为虽然军车被堵住了，但军队还可能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还可能从地铁里头钻出来。象广场上的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拿到了毛巾和口罩，以防催泪瓦斯。在当时特有的一种带有恐怖更带有悲壮的氛围下，我问自己，当局会向手无寸铁进行和平表达的人民开枪吗？我首先想到了3月份当局在拉萨实行戒严的事。当局在拉萨开了枪，死了人。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那毕竟是汉人杀了少数几个“闹独立的藏人”；汉人在首都街头对“争人权的汉人”大开杀戒，不可能。我又想到了台湾。都是汉人，台湾连党禁都开了，这儿冲击言禁、要新闻自由、搞民间结社难道还犯了死罪不成？最后我想到76年四五运动。撇开别的不同不说，那场运动比今天的运动要过激：车也烧了，楼也烧了。但毛泽东和“四人帮”仅仅动用了棍棒和手铐，没有下令开枪。不错，我早就知道邓小平在4月25日就放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但是，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用来吓唬人的。我不信，那位“承认错误，永不翻案”的小矮个，还会比随意拿捏他的毛泽东更胡来？！
在八九民运的后期，我开始接受一些国际媒体的采访并和少数国外学者进行了接触。上述活动或者留下了录音，或者见诸于文字。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中国政法大学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驻地首次接受外电采访，当时是英国BBC记者从伦敦打来的电话。采访内容随后在BBC“今晚世界”中播出时，恰巧被我在清华大学分校时教过的一个学生录了下来，并于1991年3月将录音带交给了我。6月1日上午，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荒井利明在友谊宾馆对我和任不寐进行了采访。1997年，荒井先生将刊有上述采访录的《读卖新闻》复印件交给了我。5月底，美国的非暴力行为研究专家Gene Sharp 教授在黄靖先生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北京，找我和吕祥、童屹、郑成武作了长谈，谈话内容后来形成了文字。通过检索这些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在9年前的那场震撼世界的历史风云中，我并不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学生，但是，至少在两件事上，我决不是先知先觉，并且是很不清醒、很犯迷糊的。一件事，就是根本没有想到共产党内会有那么一批权贵和贪官污吏，为了维护他们的私利，竟然调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下了反人类的血腥罪行。直到89年6月3日下午，我和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几名成员在长城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依然糊涂到对即将陡降的大屠杀的凶兆没有任何感知！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当初能多少洞悉一些那帮权贵惨无人道的本性，或许可以设法避免或减轻那场大惨剧、大悲剧，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和怀着正义感的普通市民倒在十里长街的血泊之中。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闫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摘自拙文“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载《北京之春》1998年7月号）
6月2日晚，由于发生了木樨地吉普车撞人事件，我一夜没睡。6月3日上午我和吕祥、童屹、郑成武骑车前往长城饭店。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再骑车返回人大。由于极度疲惫，吃完晚饭冲了个澡，我就躺下了。宿舍里就我一人，同屋的欧阳志远家中有事，已回四川雅安。我记得自己是被剧烈的敲门声吵醒的，醒来已是六四早晨。我刚把门打开，博士生同学就冲我嚷嚷：“你要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出去找你了！”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当局开枪杀人了！”我瞪大眼睛说：“不可能！”，随即冲出门去，马上又冲出楼去。校园里悲愤、痛楚和压抑的气氛说明了一切。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是在梦中。我又返回学6楼。不久，头部被包扎了的吕益民在同学们的挽扶下进了楼。我赶紧迎上去，他对我说：“我命大，子弹擦破了我的头皮。被打死、打伤的人，太多了！”我如梦方醒。
人大的旗杆上挂起了死难者的血衣，人大广播站交替播放着哀乐和对刽子手们法西斯暴行的声讨和控诉。我和几个自治会常委则直闯“党委书记”李文海的办公室，要他立即派人派车去各大医院找寻人大的死难者和伤残者。之后，我又参与安排了八九民运中最后一次募捐活动。下午，有勇敢的市民送来了已经洗出来的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而一位未留姓名的中科院科学工作者也主动找到学生自治会，说她明天将启程赴德国当访问学者，愿意将血腥大屠杀的真实材料带出去，告诉全世界。
傍晚，我回到学6楼。同学们告诉我，章虹上午就来找过我。同学们还告诉我，导师黄顺基先生惦记我。同学们还说，为防止当局抓捕我，要我离校躲一躲。当我婉言谢绝后，他们说，晚上安排我住出去，白天回校和大家在一起。六四晚上11点，两位博士生同学护我翻出北门，送我到海淀南路住下后，他们返校。6月5日以后，同学们和女生商量后，特意在学6楼3层腾出一间女生宿舍，让我和另一位男生住。
1989年6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学3楼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由我起草一份声讨当局法西斯暴行的檄文。会后，我取过白纸和毛笔悲愤地疾书：
当局动用军队和坦克在长安街上滥杀无辜，是一桩浸透了邪恶、野蛮和兽性的法西斯暴行；
当局为了一已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竟对手无寸铁的学子和市民举起屠刀，犯下了神人共愤、天理不容的滔天罪行；
发生在一国首都、众目睽睽之下的对同宗同族同胞的凶狠残杀，虽希特勒、虽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虽袁世凯和蒋介石所不为！
……
写毕墨干，我与任不寐将其牢牢粘贴在人大校门口。
风雨苍黄，15年过去了。
15年中，我三入牢狱，失去自由5年零6个月。但是，我并不后悔。经历了伟大的八九民运和凶残的六四屠城，我再也不能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去过我原来打算过的日子。我觉得，中国也一样。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运动中经受过人权洗礼和感受到做人尊严的中国人，是一定会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中生长出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和新的要素的。如果说，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是上述三国公民反抗极权、争取自由和捍卫人权的现代经典，那么，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则是中国公民为自由与民主作出艰苦努力和付出重大牺牲的历史见证。
我想，只要先有一部分人，继而是更多的人，立足于自身和自主，立足于担当和践行，从八九出发，从说真话做起，从争取美好的今天入手，中国就大有希望。
2004．1．15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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