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這次臺灣大選激起廣泛而熱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涉及三個層次，一是針對大選本身，例如選舉過程是否公正，有無大規模作弊，槍擊事件是不是苦肉計，還有所謂啓動國安機制的問題，等等；二是藍綠對立，族群分裂問題；三是這次大選對兩岸關係及其相關的國際關係的影響問題。這三個層次的問題彼此區隔又相互糾纏，千頭萬緒，一言難盡。本文試圖從另一種角度切入主題。我以爲我們首先需要對台海現狀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一番梳理、說明與解釋，以期深化人們對有關問題的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有力地建立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當然，我們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抱持如此理性的態度，但是，除非我們盡最大努力提高爭論的理性程度，否則我們就無法使爭論獲得良好的效果。
一、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要認識臺灣，首先就要認識到，臺灣人——起碼是90％以上的臺灣人——把臺灣看作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人說：我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軍隊；我們有自己的貨幣，很多外國也認的，可以自由兌換的；我們有海關，任何外人要進入臺灣都必須得到簽證。比照詞典上的“國家”定義，臺灣樣樣俱備，怎麽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如果來個火星人，手拿一本地球人的詞典，用詞典上的定義去考察臺灣，他一定會認爲臺灣是一個國家。
臺灣的苦惱在於正式邦交國太少，屈指可數；又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拒之門外。但我們能因此就否認臺灣是個國家嗎？哪家辭典規定過一個國家必須得到全世界百分之幾十的國家承認才算國家呢？不錯，不是國家就不能加入聯合國，但這不等於說不加入聯合國就不是國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權的邦交國也只有二十幾個；直到1971年，大陸都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難道此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算國家嗎？
臺灣人民，不分泛藍泛綠，都認定他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思考臺灣問題，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從這一點出發，很多問題就順理成章，很好理解了（至於你喜歡不喜歡，贊成不贊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缺少國際承認是臺灣最大的苦惱
如前所說，臺灣人民認爲他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也許有些民進黨人會說，它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可是，在國際社會，臺灣缺少國家的名分，臺灣缺少國際人格。這是臺灣人最大的苦惱。因此，臺灣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爲自己爭得更廣泛的國際承認。
老報人陸鏗屬於統派，按照著名台大教授胡佛的說法，陸鏗是“主張促統但不贊成急統”的。陸鏗常常寫文章批評李登輝，但是陸鏗也承認：“李登輝總統一直把開拓國際空間作爲主要目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他說：”臺灣充滿自由、民主，經濟繁榮有目共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臺灣在哪里，更有不少人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這對臺灣人來說十分不公平，所以他要到世界各國大聲講出臺灣人的心聲。‘而這一點恰恰是中共方面不能容忍的，因爲他們根本不懂臺灣人的心。“
記得今年2月份，北美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登出了臺灣著名藝術家、雲門舞集的林懷民的一段話。林懷民說：“不管誰當總統，只希望能夠讓臺灣人有尊嚴。現在臺灣在國際上被踩受辱。臺灣要走上國際舞臺。”林懷民並非獨派，《世界日報》更非獨派的報紙。應該看到，林懷民的講話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渴望臺灣獲得國家的名分，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這絕非僅僅是少數政客的野心，而是臺灣廣大人民的共同心聲。
需要反復強調的是，對於臺灣人民而言，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具有雙重意義：它不但能給臺灣人民帶來尊嚴，而且還能給他們帶來安全，因此其意義就格外重大。目前，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如果大陸對台動武，國際社會都會認爲那是中國內政而袖手旁觀，頂多口頭上抗議兩句，就像對待俄羅斯打車臣；只有美國政府可能拔刀相助。反過來，如果臺灣能得到廣泛的國際承認，台海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能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大陸對台動武，就會被看成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或者是北朝鮮打南朝鮮，整個國際社會就會出面干預，聯合國就可能通過決議出兵制止。這就是說，只要臺灣得不到國際承認，它就處在中共武力威脅的陰影之下；只有贏得國際承認，臺灣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高寒先生強調：“臺灣的最大優勢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能挑戰中共政權合法性而又無‘干涉內政’之虞的政府！這甚至是超過包括核武器等軍力在內的空前的政治優勢。然而，要具備這一所謂”四兩撥千斤“的優勢，其政治前提就是旗幟鮮明鮮明地反台獨！”
說得對。但這枚銅幣的另一面是，臺灣的最大劣勢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可能被擁有核武器的中共政權武力侵犯佔領而又被國際社會認爲是“中國內政”不便干涉的政府！臺灣還有一個極大的劣勢，那就是在國際社會中，臺灣（中華民國）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不被當作國家的國家，它處處被否認被排斥，偶爾被允許出席，還不准打出國家的旗號。
問題在於，這些劣勢和上面高寒提到的優勢是同一枚銅幣的兩面，你不能只要它的優勢而不要它的劣勢，如果你不想要它的劣勢，你就只好放棄它的優勢。所以，毫不奇怪，多數臺灣人寧可不要他們的最大優勢，爲的是能擺脫他們的最大劣勢。多數臺灣人寧可世人都把兩岸關係看成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我不干涉你的內政，你也別干涉我的內政；你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社會，我也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加入國際社會。如果你把這種願望叫做“台獨”，那麽，其主要因素，與其說是爲了永久地脫離中國，不如說是爲了自保，爲了自尊。
高寒先生上述觀點的問題是，他不曾進行換位思考，不曾試圖設身處地站在臺灣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就使他的思考陷入片面性。我不是說，思考臺灣問題就只能站在臺灣人的立場，我是說我們應該力求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誠如阿倫特所言：“政治思想是代表性的。一事當前，我從不同的立場加以考慮，使那些不在場的人們的觀點呈現於我的心中，由此形成我的觀點；也就是說，我代表他們。這種代表的過程並不是盲目地採納那些不在場的人們實際上提出的這種或那種觀點，而是從一種不同的視角觀察世界；這不是移情的問題，好象我要使自己成爲別人或者是象別人那樣去感受，也不是數人頭，加入到多數一邊，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處在我實際上並不處在的位置上去感受去思考。當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時，我越是能在我自己的心中呈現出更多的人的觀點，我越是能設身處地爲他人著想，那麽，我的代表性思考的能力就越強，我最終的結論，我的見解就越堅實可靠。”
高寒先生對臺灣最大優勢的見解無疑是正確的，多數臺灣人基於自身利益而作出的價值優先選擇無疑也有它的道理。問題在於如何將兩者調和。這一點以下還要論及，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二、臺灣爲什麽不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觀察臺灣政治，很多大陸人最想不通的一點是，臺灣爲什麽不再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民進黨不必說了，現在就連國民黨也說它不再堅持一中原則。這是爲什麽呢？
如前所說，目前，臺灣最大的苦惱就是它缺乏國際人格，它被排除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寥寥無幾。然而曾幾何時，臺灣獲得過廣泛的國際承認，而且長期佔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前年，臺灣退休外交官陸以正寫了一本回憶錄《微臣無力可回天》（2002年，臺北天下文化書坊），其中講到當年退出聯合國以及和美國斷交等事件的詳情內幕，值得我們認真解讀。
1、蔣介石也曾決定接受“雙重承認”
1949年，中共奪得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並未馬上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仍保有聯合國席位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由此，兩岸即爲聯合國席位問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由於雙方都認定只有一個中國，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雙方都擺出“有我無他，有他無我”，“漢賊不兩立”的架式。這就使得聯合國相當爲難。
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本來大多是支援臺灣，反對中共政權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認爲，把佔有整個大陸的中共政權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讓只佔有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繼續代表全中國，是不現實的，是不恰當的；同時，他們又都認爲不能聽任中共武力“解放”臺灣。於是有不少西方國家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且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同時保留中華民國的會員國資格；或者是讓臺灣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臺灣到底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還是獨立，或者是接受聯合國的託管。如果臺灣和大陸兩方面有一方願意接受這種安排，那麽上述提議還有實行的可能，但問題是在當時，當事者雙方，臺灣政府和大陸政府都堅決反對這種安排，所以西方國家的這些提議就都宣告流産。
陸以正寫道，在1966年，美國感到支援中共的國家越來越多，於是開始放出“兩個中國”的試探氣球。義大利等國提議成立特別委員會研究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然而那時大陸文革狂飆突起，“大陸亂成一團，無人敢在臺灣問題上表現任何彈性”；而臺灣方面“當時也誤以爲中共政權真有可能垮臺，所以動員友邦反對，造成臺北與北京雙方聯手，打擊懷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一次試圖讓兩岸都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努力遂告流産。
等到了1971年，國際形勢的演變更加有利於北京。在這一年的第26屆聯大會議上，阿爾巴尼亞等國再次提議恢復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出任安理會常任理事以及驅除臺灣。當時，中共在聯合國內已經獲得廣泛支援（當然，這也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聯合國有關），美國估計已經無力阻擋中共進入聯合國，於是與臺灣當局磋商，“變更策略，改以‘雙重代表權’爲目標，希望一方面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國（指中華民國——引者）在聯合國的會籍，仍能留在聯大。”陸以正透露：“雙方經過多次密商，直到最後一刻，蔣中正總統才勉強同意”。
陸以正寫道：“回顧1971年那段經過，就事論事，我國當時已經準備接受與大陸並存於聯合國的安排。”這說明，早在1971年，蔣介石就已經準備接受“兩個中國”了——當然，是被動的，不情願的。
陸以正透露的這一內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們總以爲蔣介石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毫不妥協。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派人認爲，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是爲了維護國民黨在臺灣的專制統治。因爲如果蔣介石放棄了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說，接受了兩個中國，那麽，他就沒有理由在臺灣繼續“動員戡亂”，繼續“暫停行憲”，他就不得不在臺灣開放民主，回歸憲政。爲了維護國民黨在臺灣的專制統治以及自己的獨裁地位，所以蔣介石才始終堅持他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派人則認爲，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因爲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有強烈的反共複國的使命感。不過根據陸以正透露的事實，還可以加上第三種解釋。你還可以說，蔣介石之所以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也是因爲他低估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蔣介石以爲中共暴政斷然不可能長久，所以他在臺灣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陸，根本沒有在臺灣偏安一隅的長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權固然十分殘暴——這一點不出老蔣所料，但是並不短壽，中共政權的穩定性遠遠超出老蔣的預估（儘管共産制度注定是歷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對共産政權而言，越殘暴者反而越長命。不贅）。到後來，反攻大陸渺不可期，臺灣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這樣，當蔣介石發現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會導致臺灣在國際社會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棄這一原則。既然連蔣介石都不得不放棄一個中國原則，何況二十年後的李登輝，何況三十年後的阿扁和連宋。
2、從“漢賊不兩立”到“賊立漢不立”
讓我們再回到陸以正的書上來。按照陸以正的記敍，在1971年的26屆聯大上，美國征得蔣介石同意後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把阿爾巴尼亞等國提案分成兩段表決，先表決是否接納北京，然後再表決是否驅除臺灣。美國估計，因爲贊成接納北京的國家不一定都贊成驅除臺灣，因此這就有可能保住臺灣的席位。可是美國的這一臨時動議被否決，臺灣代表知道敗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式問題要求發言，宣佈退出聯合國，離開會議大廳。接下來，阿國提案被一攬子通過。從此，北京佔據了臺灣原來佔據的位置，臺灣被迫離開聯合國。由於在這一回合中，美國的策略未獲成功，臺灣方面無從表示他們對雙重代表權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無從得知蔣介石已經同意放棄其一個中國立場。如果不是陸以正透露這段秘辛，我們還都以爲老蔣始終堅持漢賊不兩立沒商量呢。其實反過來一想，事情本來是清楚的，如果美國事先沒有征得老蔣的同意，它何必煞費苦心地搞什麽臨時動議，要把阿國提案分成兩段呢？
不過，陸以正補充說：“假如那年雙重代表權案獲得通過，中共肯定拒絕加入。頂多再拖個一兩年，在西瓜靠大邊的情勢下，我國仍然會被趕出聯合國，反而更加窩囊。”問題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臺灣就接受雙重代表權，不阻攔中共進入聯合國，臺灣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聯合國的席位呢？對於這個問題，陸以正沒有明確回答；但是讀者可以感覺到，陸以正對臺灣當局在1966年沒有支援、而是反對義大利等國關於讓台海雙方都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提議這種做法是不以爲然的（他把“臺北與北京雙方聯手”反對義大利等國的提議稱之爲“打擊懷有誠意的中間派的荒謬現象”）。這似乎是暗示，假如臺灣當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時候放棄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臺灣就不會落到後來那麽孤立的地步。
陸以正還告訴我們，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張，私下向美國方面試探有無可能採取兩個德國模式，也就是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美方表示無可能。卡特總統的東亞事務顧問奧克森伯格說卡特總統已經表態支援上海公報（上海公報是尼克森簽署的，上面提到美國認知到兩岸均認爲只有一個中國），無法更改。奧克森伯格還調侃地說：“零起點預算制度或許可行，但零起點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話了。”意思是說，你們臺灣若早同意讓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還好辦，但你們先前一直不肯。現在才想起要從頭來過，要美國承認兩個中國，那就爲時已晚，辦不到了。
美台斷交對臺灣打擊甚大，一時間，臺灣的邦交國紛紛效仿，拋棄臺灣，轉而承認大陸。臺灣的外交部連連接到外國的斷交通知，被人譏爲“絕交部”。臺灣成了國際棄兒。到了這時，臺灣想實行兩個中國原則以換取國際承認已不可得，於是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到了蔣經國時代後期，國民黨政府就開始推行務實外交，力圖重返國際社會。
3、爭取“賊立漢也立”
晚年蔣經國的務實外交主要是發展與無邦交國的非官方關係即經濟文化等實質性交流，同時也默認以“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的名義參加某些國際活動，在國際體育比賽中不再堅持升中華民國的國旗，等等。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很快地，臺灣就提出爭取雙重承認，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張。當時，李登輝剛上任，其實權尚不足以主導決策；所以，這種轉變似不應看成李登輝的個人意志，而應看成國民黨上層的主流意見。聯想到當年蔣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聯合國裏的雙重代表權，我們就必須說，爭取雙重承認的主張正所謂其來有自，不足爲奇。
蔣經國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頭恰好留有一份1988年3月24日的臺灣《中國時報》的影印件（因此頁有該報記者對我的採訪），上面有一篇社論和一篇專論，題目分別是“‘雙重承認’與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兩立’與‘孤立’會是鄰居嗎？——從西德南韓經驗看外交雙重承認的可行性”（《中國時報》當時的老闆是余紀忠，名列國民黨中常委）。社論引用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的講話，聲稱“我國政府從未排除‘雙重承認’；西德與南韓將‘統一’與‘承認’分開處理，是突破承認問題的關鍵”。社論說：“中共政權在大陸行使有效管轄權已達四十年，在相當期間內，我們無法光復大陸，中國也不可能統一，則爲客觀的現實。我們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則與理想，但也不能不顧及政治現實。”眼下採取彈性的雙重承認政策並不妨礙未來實現統一的長遠目標。
社論委婉地承認，假如在若干年前，在臺灣還有許多邦交國以及在聯合國等一系列國際組織中佔有席位的時候，當局就準備接受雙重承認的政策，效果一定會更好。社論也清醒地意識到，希望國際社會按照東西德模式或南北韓模式對待兩岸關係是有困難的，因爲臺灣和大陸大小懸殊，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臺灣單方面放棄你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人家大陸卻不肯放棄它的一個中國原則，大陸還要堅持大陸的那套漢賊不兩立，逼得外國政府只好在臺灣與大陸二中擇一，到頭來國際社會還是會取大陸而棄臺灣，臺灣還是擺脫不了被封鎖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說，臺灣單方面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問題是，你叫臺灣怎麽辦才好呢？再回到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上去，那不是更沒有出路嗎？
應該說，自八十年代後期起，臺灣的國民黨就已經在事實上放棄了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已經以“中國臺北”的名義加入了奧運會、亞運會、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臺灣可以說，我們雖然不是以中華民國的國家名義加入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但是臺灣不可以再說只有中華民國才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了，因爲在這些組織中，唯一的一個留給“中國”的席位分明被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佔據，而臺灣已經接受或默認了這一事實；臺灣這樣做，不等於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它確實等於放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4、關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同理，所謂“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臺灣也是不利的，因爲臺灣方面的“一中各表”只能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國際社會並不買賬，而且，只要臺灣不想自絕於國際社會，還想積極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它就必須接受或默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佔據中國席位這一事實，它就不得不在事實上放棄自己的“一中各表”。也許在當初，臺灣方面沒弄清楚中共的一中各表到底是什麽意思。臺灣以爲那就是彼此不直接承認對方，但也不刻意在第三者那裏，在國際社會中打壓對方，否認對方（這就像海外有的僑團鬧“雙胞胎”，彼此都說自己才是真的，對方是假的。社區要搞活動，主辦單位弄不清誰真誰假或是不想介入其中糾紛，乾脆兩邊都邀請，於是雙方都得以出席，也都默認對方以社團的名義的出席，並沒有誰去向主辦單位施加壓力，要求非把對方趕走不可，否則我就不來）。誰知中共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共在一切場合不遺餘力地排斥、打壓臺灣，恨不得趕盡殺絕，所以臺灣無法接受。
歷史的演變就是如此：當初，國民黨堅持“漢賊不兩立”，爲的是“漢立賊不立”，殊不料後來形勢逆轉，倒成了“賊立漢不立”，於是只好改變政策，爭取“賊立漢也立”；然而等到這時，共產黨卻又用它的那套“漢賊不兩立”全面封殺臺灣，使得臺灣想“賊立漢也立”而不可得；於是臺灣就陷入極大的困境。
如上所說，臺灣放棄它的一中原則，爭取雙重承認，並未取得顯著成果；但也不是一無所獲。至少，臺灣得以參加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雖然其身份不尷不尬，但總比自絕於國際社會以至於被國際社會徹底遺忘要好。近些年來，臺灣每年都要鼓動幾個它的友好盟邦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重返聯合國。雖然屢戰屢敗，但好歹也是讓國際社會聽到臺灣的聲音，注意到臺灣的特殊存在。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大多數臺灣人都懂得，不管爭取“賊立漢也立”有多困難，它還是只有去不斷地爭取；它不能再回到原來的“漢賊不兩立”，因爲後者是一條死胡同，而前者多少總還有一些希望。
5、關於住民自決和公民投票
陸以正在回憶錄裏還講到一件事。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大會議上，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大使白汝迪曾經提出一個有關中國問題的草案：即邀請中共加入聯合國，並爲安理會常任理事；但代表臺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中華民國仍應留在聯合國內，將來可由臺灣人民就獨立、與大陸組成邦聯或聯邦三者之中，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白汝迪自稱這是解決中國代表權的最佳方案。不消說，這個提案遭到了否決。
注意：在這裏，白汝迪談到了公投，談到了臺灣住民自決。原來讓臺灣公投和住民自決的主張早有人提出過，而這人還是個外國人。
其實，關於用公民投票解決臺灣地位等主張，都是早已有之。例如在1959年9月，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就在電視談話上表示，反對美國阻止中國（中共）加入聯合國的政策，並對臺灣問題說：“臺灣的地位必須在聯合國的監視下，由住民投票才能決定”。 英國首相麥米倫也提議應讓中國（中共）加入聯國，同時把臺灣置於聯合國的信託保障之下。即蔣介石在世時由聯合國統治臺灣，實行民主政治，等到蔣介石死亡後，再由住民投票，而任其決定獨立，或由聯合國繼續信託保障，或與中共合併。1966年3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舉行關於中國問題的聽證會，邀請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讓他們申述有關中國、臺灣的現狀及其對策。這些專家的大多數，均主張美國應該繼續推進“一台一中”的政策，並堅持民族自決的原則，讓臺灣獨立。
那麽，這些西方官員和學者爲什麽會主張讓臺灣人住民自決呢？顯然，他們不是簡單地援引抽象的人權原則和民主原則，推論說臺灣應該住民自決；否則，他們就該主張一切地區的人民都可公投自決，而不是只針對臺灣這一個案了。其實，這些西方官員和學者的考慮很簡單，他們無非是不願意聽任臺灣被中共武力“解放”而已。所以他們希望由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作出一種安排，爲臺灣提供保護。因爲國際社會不能越俎代庖，所以他們主張讓臺灣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自己作出決定，或者是自願地與大陸以和平的方式實行某種形式的統一，或者是成爲一個單獨的國家。上述提議由於遭到大陸政府和臺灣政府的共同反對而胎死腹中。現在臺灣人想住民自決公投獨立已不可得，不過正象李敖所說，在早先的國際形勢下，臺灣本來是有條件公投獨立的。
還需一提的是，在去年年底，美國衆議院通過340號決議案，支援臺灣人民在不受武力威脅之下舉行公投。決議案強調，只有臺灣人民，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有決定臺灣前途的專有權利。關於這項決議案的背景和意義，以後再作分析。
三、一國兩制：從提出到破産
如今，凡略有頭腦者都知道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了。但他們很少問自己：以鄧小平的務實和精明，當年怎麽會異想天開地提出什麽“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對台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武力統一。毛時代不變的口號是“一定要解放臺灣”。1958年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未取得預期的成功，武統不得不擱置，但是“解放臺灣”的口號並沒有放棄。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遊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後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臺灣”。儘管大家都知道現在一時根本解放不了。毛澤東在和尼克森、基辛格談話時，甚至把統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後（毛對尼克森說：臺灣問題“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但是仍然不改變“解放臺灣”這個口號，因爲毛澤東深知統一臺灣只能靠武力。“和平統一”？這不是空手套白狼嗎？臺灣自己呆得好好的，憑什麽要讓你把它統一了去呢？人家還想把你給統一了呢？所以毛澤東從不做“和平統一”的白日夢。
那麽，不可一世、愛發奇想的毛澤東都認定做不到的事，爲什麽務實而精明的鄧小平卻以爲他能做得到呢？你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爲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臺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多優惠呀。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臺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你中共給我們的”）。人家臺灣人有總統有國會，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憑什麽要自動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臺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麽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1、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它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明確講到：“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爲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産、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海外朋友時，第一次把上述設想概括爲“一國兩制”。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談到收回香港問題，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一般人以爲中共是爲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國兩制，然而才說一國兩制也適用於臺灣；其實，一國兩制設想首先是針對臺灣提出來的。
那麽，中共爲什麽要針對國民黨，針對蔣經國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他們憑什麽相信，那個和他們惡鬥了好幾十年，彼此間有著血海深仇的老對手竟然會自動自願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稱臣呢？因爲他們發現了臺灣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臺灣，內外交困。在外部，臺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爲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湧，後勁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爲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臺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難壓倒地頭蛇。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戈巴契夫還沒上臺呢，更沒有發生“六四”）。一方面，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大陸則利用美國向臺灣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臺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麽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我在1988年5月號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統一之我見”，其中寫道：“有人說，共產黨對臺灣威逼交加，會把臺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產黨人可能會認爲，台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臺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29日）一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爲中國的歷史罪人’。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臺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爲了謀求生存和發展，臺灣要麽只有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麽只有宣佈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產黨的分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歷史罪人’之名，並失去在臺灣執政之實，反不如取前一條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爲一省政府外，其餘一切不變。”
2、臺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臺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臺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統治者可能爲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開放民主意味著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臺，意味著台獨勢力將浮出水面。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台獨的溫床，使臺灣社會從此走上台獨的歷程。”中共勸說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責以“大義”，曉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國民黨會下臺與台獨勢力會上臺的可怕前景。說臺灣實行民主必將導致台獨，當然是錯的；但要說臺灣民主使得台獨成爲一種可能，則是對的。蔣經國本人當然是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臺灣獨立的；但是他不會不清楚，臺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而台獨則成爲一種可能。因此當蔣經國決心開放民主時，那就意味著：對蔣經國而言，甯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這一價值優先的選擇，不知那些讚頌小蔣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
不過鄧小平肯定是理解的，這就是爲什麽在1989年5月，鄧小平要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緊接著就發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兇相畢露，臺灣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澤民和胡錦濤未必不知道一國兩制早已徹底破産，只不過他們既沒有改變舊政策的勇氣，又提不出像樣的新政策，於是就只好按照老調子有口無心地繼續唱下去。
四、誰不肯維持現狀？誰不肯承認現狀？
許多人都認爲，兩岸關係以維持現狀爲好。那麽，是誰不肯維持現狀呢？
不少人批評李登輝，批評陳水扁，一會兒是兩國論，一會兒是一邊一國，一會兒又是全民公投，總是不安於現狀，想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種批評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道理很簡單，維持現狀須以承認現狀爲前提。彼此要互相承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能侵犯我，我不能侵犯你。承認現狀，就是承認兩岸分裂分治，承認原來的一個中國現在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叫中華民國。承認現在兩岸是一國兩府甚至一邊一國。衆所周知，中華民國政府早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早就放棄了反攻大陸；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始終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武力統一臺灣。換言之，現在的台海兩岸，一邊承認了現狀，另一邊始終沒有承認現狀。這才是兩岸關係不穩定的關鍵所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非但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且還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對自己的承認，它不准中華民國政府以自己的名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它把這種承認（即一國兩府或兩國論或一邊一國）就叫作搞分裂搞台獨。
中共始終認爲臺灣是“叛離的一省”，是占山爲王武裝割據，因此它認爲它有權收復臺灣。收復的方式可以是和平招安，可以是武力征討。中共堅稱它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中共幾時說過你不獨我就不武？中共宣佈台獨就是戰爭，但是它並沒有說過不台獨就不戰爭。中共明言，如果臺灣無限期拖延統一，大陸就將使用武力；什麽叫“無限期”？帽子在中共手裏，它什麽時候想給你戴上就可以給你戴上。照中共看來，臺灣已經拒絕統一五十多年了，它已經夠耐心的了，還要繼續忍耐下去嗎？是可忍孰不可忍？
照中共看來，“現狀”就是臺灣堅持分裂，抗拒統一。這個現狀是不能承認的。既然中共始終沒有承認過現狀，因此它隨時隨地可以打破現狀而毫不爲難，毫不尷尬，而且還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理直氣壯。衆所周知，如果說直到今天，中共還沒有對台動武，那絕不是它認爲它還沒有動武的理由（對於中共，動武的理由早就是現成的，隨時可用），而只是因爲它有其他的考慮或顧慮（包括它認爲它還不具有動武的成功把握）。
中共元老汪道涵一向被視爲對台問題的鴿派。汪道涵說：“未來的‘一個中國’，當然是經過整合，實現和平統一、兩岸共同締造的新中國。但這絕不等於說，現在的中國就是‘主權分割，治權分享’的‘兩個中國’。”請注意：在這裏，汪道涵只說了現在的中國不是什麽，卻沒有說現在的中國是什麽。汪道涵拒絕對台海現狀作出“是什麽”的正面描述。
這不是很奇怪嗎？你說你贊成維持現狀，可是你始終拒絕說明現狀是什麽，天知道你要維持的是什麽“現狀”。中共鴿派不肯明說的話，鷹派就直言不諱了。不久前中共《瞭望》周刊發表文章，明確說兩岸關係現狀是“內戰延續狀態”，武裝對峙一貫存在。這就是說，對中共而言，維持現狀就是維持戰爭狀態。正是在戰爭狀態才有說降。一國兩制的和平攻勢無非是說降而已，何況它已經破産。顯然，這種“現狀”和一般人所希望維持的現狀決不是一回事。一般人所說的維持現狀，意思是維持兩岸和平；但中共把現狀定義爲內戰狀態，那恰恰不是和平而是戰爭。各方對現狀的理解如此不同，可見現狀本身就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
應該看到，現狀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臺灣在不斷地爭取國際承認，大陸在不斷地整軍備戰，雙方彼此刺激，相互強化。麻煩還在於，就算臺灣停下邁向獨立的步伐，大陸也還是要準備打仗，因爲它知道統一只能靠武力；反過來，就算大陸放鬆戰備，臺灣也還是要繼續爭取國際人格，甚至還會加快動作，以免錯失良機。試問這樣的現狀如何維持？如果任隨這樣的現狀繼續維持下去，其結果必然是現狀的突破和劇變。
（未完待續）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