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我把聽講當做學習的捷徑，不知這輩子已聽過多少人的講演。我個人反感魯迅不願碰魯迅全集，但我會花錢費時去聽一位德國的魯迅研究者的專題報告。這樣可以了解他人的觀點，校正自己的失誤，並或多或少能與這些專家交換意見。最近我在德國一天就聽了兩場中國人的報告。
曹思源的巡回演講在科隆大學東亞系舉行，周四的下午能匯集二三十人很不簡單，何況大多從外地專程趕來。除了主持的漢學教授外都是華人，但連我在內就四個女人，其中兩位是偕同丈夫來到，一位前來為德國之聲采訪。
以提倡破產法和修憲著稱的曹思源在六四屠殺的前一天便被中共投進了臭名昭著的秦城監獄。用他的話說他不僅學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教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最後還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可喜的是他有能耐，不在乎鐵拳頭的打壓，變成了一個樂觀大度（肚）的不倒翁。看他挺著一個至少九個月的大肚子走進會場時，我沒笑，但聽他演講時我卻一再發笑，既因他的幽默也有點悲極生樂。
他用簡單明白生動活潑的語言闡述了分近期和中期目標的修憲“雙十建議”，尤以第一條“告別專政 擁抱法治”和第六條“承認雙重國籍 撫慰海外游子”為重點。我很佩服他能在中共的天下達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更何況他本來想走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只因行不通才改走現在這條彎路。我覺得他的建議和精神可嘉，但對我來說，他是在努力叫一只狼不要吃羊，豈不白費心機？他甚至想出了讓中共改名以逃避罪責的好主意！但他不僅未因功獲獎相反還一再受罰。無論如何曹思源堪稱有膽有識，敢想敢干，所以到會者都為他鼓掌。
在交流時間裡我有機會按照曹思源的提議自報來歷並坦承我怕危險兩次從大陸臨陣脫逃，最後一次是２００２年接觸法輪功學員後。在答話中他說他很早就打太極拳，但他的話說明他不知何謂修煉，不懂只練動作不修心性沒用。我曾投在一位靠教太極拳在英國謀生的中國人的門下。這位太極拳師可不用接觸讓十多個排起來合力抵抗他的大漢同時倒下，但他卻講不出個所以然，就是說他有功能卻不懂何故，而且學費高昂。可惜我不好打斷曹思源告訴大家太極拳不能和法輪功相提並論，因為後者既有動作，也講道理，還有分文不收的師父。
散會後曹思源和歐洲導報的主編馬不停蹄地奔赴柏林，我和仲維光彭小明以及大部分到會者一起步行去附近的東亞藝術博物館，准備接著參加德中協會舉辦的何清漣研討會。不是仲維光已滿頭花白的發我真想不到我和他已經十年不見。十年前仲維光曾任“萊茵通信”的主編，他去杜塞爾多夫市參加乒乓球比賽，順便到我那兒取稿。當他按我的地址找到一座帶花園的紅色小樓時，以為我高嫁了。進了門才知我只是在一位兒女都各自成家了的教授那兒寄居。
仲維光自歎老了，我卻得意地說我不僅沒感覺，倒覺得我越活越年輕。在座的男士們也表示看不出我已年近不惑。仲維光講起他在西班牙的一位朋友得了絕症，但靠法輪功又重獲新生……。我很高興仲維光認識到法輪功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密切關系，沒有辜負我向來視他為在德華人中的開明之士。
趕來參加研討會的估計有一二百人，德中人士大約各一半。陪何清漣端坐講台的除了三位德國教授外還有史明和另一位德國翻譯。研討會由史明主持，何清漣的講話也由他現譯。或許因他們倆都是中共迫害右派那年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意識接近，合作得天衣無縫。平時這種把同樣的內容用不同的語言重復兩遍的報告對急性子的我來說如同煎熬，但這次我卻聽得津津有味。
何清漣用事例和數據具體地刻劃了中共專制下大陸的腐敗狀況。從她口中我才獲知在聲稱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的大陸，中小學早已淪為牟取暴利的市場並登上了排行榜上的前列。我遠不如何清漣了解大陸的情況，但我的兩月海龜之行就足以讓我認定大陸危在旦夕，可惜我卻難以讓別人，包括台上的那三位教授認同我的看法。德中協會曾舉辦過我的個人朗誦會，我和他們都有交談，其中的協會主席Paul教授還請我共進晚餐，我費盡心機，Paul教授還是只說我的詩歌好而不說我的看法對。
我正高興地浮想聯翩，覺得何清漣幫了我的大忙時，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表示她只道出了中國人都了解的黑暗現實，但作為專家她應該拿出解決的辦法才是……。發難者是才思有余卻基點欠妥的德國導報的王主編。何清漣氣得嗓門變了調卻還能頭頭是道地駁斥他。本來嘛，何清漣作為普通學者只因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中國經濟的現狀，即受到中共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而成千上萬的國策研究者卻只顧眼前利益跟中共保持一致面對末世亂象還歌頌“三個代表”。再說她也明確地指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是反腐敗的出路……報名發言的不少，我也舉手打算當眾感謝和聲援何清漣，可惜還沒輪到我，主持人就宣布散會。
還好散會後我得以有機會向何清漣致意。本來我想告訴她依我之見腐敗不僅是體制問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比如道德問題。五四後尤其是中共執政後中華文化（儒釋道）受到了嚴重的摧毀，我對儒釋道知之甚少，但得益頗多，可發現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竟一無所知。不信神敬天沒有道德規范的民族怎麼可能不見利忘義，再有監督也會違法亂紀。但人多聲雜，沒法深談，我看她一臉倦容便問她流亡多久了。她答，三年。三年時間難以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我想以她之敏銳不用花我那麼長的時間就能認識到健康的民主和法制只能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否則寸步難行，而道德規范來自對神佛的信仰。
兩個不同的專家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我當然贊成大陸必須政治體制改革，但因為專業的不同，他們面對的好比硬件，而我關注的心靈是軟件，著眼點更高。不過無論從事什麼專業，只要崇真向善都會象曹思源一樣主動或象何清漣和我一樣被動成為中共專制的掘墓人，我相信通過他們的巡回講演這樣的人會越來越多。
(「民主中國陣線」427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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