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2003年4月7日，我的第一篇政論訪談文章《鄭貽春採訪錄》於美國《觀察》首發。當《觀察》主編陳奎德來信告之“大作已發，謝謝”時，我的激動之心真的是難以言表，拿小朋友的話來講，那真是——“哇噻！”當時我正在一間只有16平方米左右的破舊租房裏面，外面下著磅礴大雨，和著雷聲轟隆，我用毛筆在墻上的白紙裏重重地寫上了這樣八個大字：“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那時我身上沒有一分錢，我的父親楊慶華和母親梁如成將所剩的點點打工積蓄都拿來爲我購買二手電腦，那是一台令所有會上網的人都質疑其質量的“N手電腦”，硬碟小、記憶體小，打開主機和顯示器，零件七拼八凑，裏面是一層又一層的污垢，上網時10秒鐘左右才能完全打開一個國內網頁！這台電腦的花費是1360元人民幣，然而我父母當時的打工收入却只有400元/月的水平。
2003年4月7日，這是我人生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捩點，這意味著我自2000年開始的大陸民間調查有一種被認可和關注的趨勢。其後，從餘樟法（東海一梟）通過郵局寄來的投稿信箱中，我知道了《議報》主編張偉國和《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這時候又突然接到《大紀元》網站主編黃萬青的電話，我的海外媒體寫作生涯從此進入“正式階段”。經過統計，2003年4月7日～2004年4月7日，我於海外媒體發表的首發作品共計122篇，其中：《議報》首發作品43篇，《民主論壇》首發作品24篇，《大紀元》首發作品16篇，《觀察》首發作品11篇，《人與人權》首發作品10篇，《北京之春》首發作品9篇，《民主中國》首發作品2篇，《黃花崗》首發作品2篇，其餘媒體（如《多維郵報》、《多維周刊》、《楓園詩刊》等）首發作品5篇。在此過程中，我還有幸成爲《博訊》、《大紀元》、《新世紀》三家媒體的專欄作家，並經蔡楚、貝嶺推薦，劉賓雁、鄭義批准，成爲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最年輕的作家會員，甚至還出乎意料地參與了三個電視電臺的節目訪談。
在這個過程中，我要首先感謝三個人，他們是：余樟法、鄭貽春、鄭在天。餘樟法是自李敖之後第二個在我眼前一亮的政論作家，鄭貽春是自餘樟法之後第三個在我眼前一亮的政論作家。鄭在天是我的網上摯友，也曾是在《議報》、《民主論壇》、《北京之春》、《開放》等海外媒體和香港媒體發表作品的年輕網路作家，他曾在我最嚴重的兩次生存危機中援助過我，真可謂患難之中見真情。由於與我、餘樟法的長期密切聯繫，鄭在天在2003年6月9日早晨被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拘捕，6月10日傍晚獲釋，從此於海外媒體禁言。2004年1月31日，他在他的個人博客主頁上留下了這樣一段沒有說完的話：“2003年，是我23年的人生中記憶最爲深刻的一年。這一年，我怯懦了，我退縮了，我放棄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次耻辱，這段污穢，這份痛苦。2003年5月，我開始給海外網站撰稿，主要評論中國當前的政治情况。由於一開始就得到了肯定，我更加努力，幾乎每天一篇地寫，一個月左右，已經有幾十篇政論文章出現了。6月，……”6月他被捕，他給我來了一個充滿歉意和無奈的電話：“楊兄，以後我們就不能再聯繫了，請你多多保重。”
這是一種怎樣的痛苦與折磨！昔日“楊兄”的心裏是多麽希望今日的鄭在天能够繼續拼搏！鄭在天乃是大陸正直之士，朋友之間談吐樸素、誠懇，待人謙虛、有禮。同樣受李敖、餘樟法的影響，他仗義執言，並曾到廣州應聘《南方周末》記者，然而因文章過於露骨、直率，臨走時不得不另尋道路。如今因於海外媒體暫時禁言而保住大學文憑，投入社會創業近一年，暗地裏仍然關注民生與時政，在各項公民維權簽名活動中總有他的姓名出現，在國內網媒上他也仍然寫出了《教育者如何教育》、《高校費用何其多》、《不要讓輿論監督形同虛設》等文章，而這些言論和行動的時間都是在2003年6月之後……。不過，我的警惕在於：鄭在天最後一次上網的時間是2004年3月16日12時39分，距今已有二十餘日，我不希望在這段時間之內當局對他採取任何不必要的措施。閑言不多講，下面談談我對海外媒體的評價和寄望。
首先，《動態網》（https://www1.beijing999.com）很細心，設立了“最新熱點”、“網路媒體”、“網路雜志”、“在綫報紙”、“西方中文媒體”、“音頻視頻”、“人權組織”、“技術網站”、“資料網”、“大文件”這10個欄目，非常全面。其中，“技術網站”專門設有“投稿專欄”，但僅有《大紀元》（editor@epochtimes.com）、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contact@soundofhope.net）、新唐人電視臺（feedback@ntdtv.com）的投稿信箱，遠遠不足。在此，我推薦三個更爲全面的網站：《中國政治網站總匯》（www.geocities.com/classifiedforum/）、《全球中文媒體總匯》（http://zzi.hypermart.net/media.htm）、《東西南北論壇》（www.omnitalk.com）。由於大陸當局制度性、政策性、行政性乃至刑事性地對民間輿論進行嚴厲打壓和封鎖，而民間的表達欲望又空前巨大，因此海外媒體在客觀上就增加了對民間輿論的需求量，並有責任、有義務也有傳播技術作爲後盾來將資訊傳遞給大陸民間。
就我所接觸並發表首發稿的海外媒體而言：《議報》非常自由和活躍，包容性很大，偏重於務實性的議政和論世，系統地介紹憲政民主，多角度、多層次的時事評論和理論探討在這裏尤其受到歡迎。《議報》主編張偉國是我接觸過的媒體主編裏面最乾脆、最爽快、最不喜歡囉嗦的人，你的文章寄過去，只要文章質量尚可，彼此熟知，那麽他甚至不跟你講到底錄不錄用，反正《議報》出刊時你的首發文章就在上面。《民主論壇》非常開放，偏重於關注大陸民運、關注臺灣進程，有相當數量的作者是大陸民運人士和異議作家。《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有著充沛的工作精力和極高的工作效率，一天之內必向作者回覆錄用與否，長於彼此交流和時政歸納。
《大紀元》是最大的綜合性媒體，品位非常純正和健康，强調正義良知，尊重人權、尊重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弘揚民族優秀傳統禮義文化，拒絕色情暴力虛假誇張，是一個地地道道堅持“真、善、忍”精神的媒體。《觀察》戰略點較高，對稿件要求相對較爲嚴格，偏重於以全球主流價值的視角觀察中國事務，許多文章都是宏大叙事的氣魄，既要嚴謹，又要具可讀性，所發文章大都較爲精粹。《北京之春》是海外民運刊物的一面旗幟，嚴肅、深刻、豐富，包容性和整合性很大，偏重於關注大陸和海外的民運人權運動，創刊歷史很悠久，過程也很曲折，我特別稱之爲“北春精神”。《人與人權》是世界瞭解中國人權問題的重要窗口，專業性很强，態度務實，專門探討人權問題，尤其以“個案關注”、“現象總結”作爲探討人權問題的基本方法，專門揭露各種侵犯人權的事件，與中國大陸民間社會有著相當緊密的接觸和聯繫。
《民主中國》是我見過的對稿件要求最嚴格、最嚴肅的民主政論媒體，迄今爲止我還沒有發現任何一位主編有《民主中國》主編蘇曉康那樣的“挑剔”程度。毋庸置言，我很可能就是被《民主中國》退稿頻率最多的作者之一，而《民主中國》也很可能就是對所有作者退稿比例最大的刊物，以至於只要我發現我的朋友能够在《民主中國》發表文章，我便絕對會向他們表達最高的敬意——畢竟那是經過反覆“挑剔”之後留下來的“活口”啊！而這，恰恰就是《民主中國》的實力。《黃花崗》於2001年10月10日創刊，是我接觸的媒體當中年紀最小的一家，却又是實實在在的最持重的一家。這是一份嚴肅的歷史刊物，要求稿件富有史料價值，强調正統的民族精髓，反對僞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堅持中華民主統一，諸多文章氣勢恢弘，偏重於關注歷史重大事件和大陸民間社會，尤其關注中下層社會的歷史進程。
自2003年4月7日起，我不知收到了多少或相識或不識的大陸朋友來信，焦點之一就是詢問海外媒體的投稿途徑，而我又總是一封信又一封信地將我所知的投稿信箱統統告訴他們，鼓勵他們大膽發出真實的聲音，堅持真理，宣傳真相，突破封鎖，鏟除謊言。但我又在想：我所搜集的投稿信箱畢竟太少太少，這件事情是不是應由《動態網》、《自由網》、《花園網》、《無界瀏覽》來做？我希望這些海外門戶網站能够搜集更多的媒體投稿信箱，供大陸民間發言。楊銀波沒有發誓一輩子完全靠稿酬來維持生計，我不怕隨著更多大陸民間人士的參與而失去我的立足之地；相反，我真誠地希望這種競爭能够使更多真相真知被人所知，使呈現於諸位面前的文章和報道更優秀、更具體、更有力，以這樣一種强大的民間壓力來打破大陸官方言禁、報禁，促進海外媒體、港臺媒體和大陸民間媒體的壯大和更新，並以此限制和更改官方媒體過去的一貫姿態，最終影響整個中國在言論領域和新聞領域的實際决策。
附記：前幾日，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天下縱橫”節目記者楊紅峰囑我再做一個節目，我的第一個選題就是“中國民間自由撰稿人與海外中文媒體、大陸中文媒體之間的關係”，此選題意義重大，希望某日能够正式深入探討，以鼓舞大陸民間的言論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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