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美國虐俘事件和台灣民主缺陷

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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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美國虐俘事件和台灣民主缺陷,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擺在一起有點不倫不類。但其實,兩者中間有不少共通的道理。

第一、 兩者都說明自由民主人權道路的艱難。

美國自立國以前,就很少專制殘餘,通過獨立革命立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兩百多年。立國以後,經過長期的人權或民權運動。可以說,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更加深入人心。但是,美國竟然也發生如此嚴重的虐俘事件,確實讓人震驚。

這事如果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當代中國,或第三世界反動國家這樣的地方,那並不奇怪。二戰時,希特勒德國曾經屠殺了幾百萬猶太人,以及大批戰俘。盟國方面,蘇聯對德國戰俘平民的虐殺和對德國婦女的強姦,對黨衛軍的屠殺,自不必說。斯大林格勒由德軍將領帶領大批投降德軍,絕大多數,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被虐殺,最後僅有一萬多人回到德國;德國婦女,被蘇軍見到的,大多受到強姦,這些,就是典型例子。蘇軍圍攻柏林部隊後來到中國東北,也把這種傳統帶到東北,大街上到處追中國婦女。短短時間,就使得東北人恨老毛子(俄國人),比恨日本人更厲害。而美國和西方方面,對德國平民和軍隊,還比較尊重,但對黨衛軍,可就不大客氣了,不僅僅是這次那樣簡單的虐俘事件了。至於中國軍隊,文革中屠殺平民和平民俘虜的殘忍,就讓筆者這樣曾經親耳聽到軍人介紹,親自向平民調查的人,感到慘不忍聞,心理上幾乎無法承受。這支軍隊後來在越南搞日本人發明的三光政策,在北京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至於第三世界反動國家,尤其是伊斯蘭恐怖主義,不要說對戰俘,就是對無辜平民的大屠殺,也是比比皆是。只是這個世界普遍實行的是雙重標準。對反動國家和恐怖勢力,適用的是野蠻標準,對文明國家,卻是高度的文明標準。

但是,自二戰以後,世界是大大進步了。不僅上述那些當時當地看來正常的東西,現在被人們普遍認為是野蠻,不能接受。而且,像美軍這樣與二戰時不能相比的虐俘行為,也使有良心的美國人勇敢揭露,並使美國人和全世界感到憤怒。這是自由民主人權事業的偉大進步。

至於台灣民主,還剛剛開始,還很不成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陸專制當局一直取笑台灣立法院打架之類的醜聞,還有被挑起來鬧得不可開交的省籍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人們被藍綠陣營派性束縛,只重是否自己陣營,不重候選人人品政見,等等,都是台灣民主的缺陷。但是,任何民主,都有一個建立和成熟、完善過程。美國民主是全世界最成熟完善的民主之一,但美國民主恰恰也是從議會打架,議員、政府官員決鬥,以及揭露各種醜聞等等過程中成長、成熟和完善起來的。這次台灣選舉產生的問題,既暴露了初期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只要認真對待,也為解決問題,為今後民主制度的發展創造條件。

第二、對自由民主人權事業中存在的問題,是勇敢面對,主動揭露,積極解決,還是象中國大陸那樣,搞「國家機密」,搞輿論導向,維護政府,軍隊和「黨的形象」,「維護國家榮譽」,是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的重要區別。

揭露問題,當然會影響自己的聲譽,受會到國際社會的批判,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只有勇敢面對,揭露問題,認真解決,才能把自己和世界的人權自由民主事業推向新的高度新的前沿。隱瞞問題,只能使問題得不到解決。

第三、美國全國敢於揭自己的丑,為全世界,也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榜樣,表明了它是怎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這種事情,比這種事情嚴重無數倍的事情,在中國已經一再發生,中國有勇氣揭露嗎?中國當局有這樣偉大的魄力嗎?

美國對虐俘事件的揭露和台灣人民對選舉真相的追求,它們的意義是偉大的,前者對全世界,後者對全中國,都有巨大意義。它們的意義不在於處罰,反對某個人,某個派別,或支持某些人,某些派別,而在於對人類自由民主人權事業和人類公平正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貶低它們,說成為了應付世界輿論,或者僅僅是為了某些人的當選或是某些人輸不起的說法,都是對這種追求的褻瀆。

當然,對某些違法者的處罰是必要的,但處罰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和發展人類的人權、自由、民主和正義。對虐俘案的處理,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台灣人追求選舉真相的努力,有時被選舉輸贏所掩蓋。但是,實際上,它的意義決不僅僅是選舉輸贏。而是為今後追求民主選舉真相樹立榜樣。就以驗票說來,即使驗票對選舉結果沒有任何影響,驗票中揭露的選務疏失,尤其是作弊,有重大意義。糾正選務疏失當然只是糾正工作失誤,但對改進今後民主選舉意義不小。而對選舉作弊的追查糾正,務必認真,務必繩之以法,以懲傚尤,從而保證今後民主選舉的公正,這個工作意義重大。

(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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