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邢汶:中國共產黨治國思想的發展與終結

邢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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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相對而言,在滿清滅亡之後的中國歷史中,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獲得了一個平穩執政的時期。作為一個優雅民主理想的信奉者,中山先生所倡導並主持的民國,由於有名無實,在中國現實社會留下的痕跡寥寥。蔣介石先生終其一生都被各地軍閥、叛亂、土匪和流民所困擾,從滿清滅亡直到現在,能夠坐下來踏實行使真正國家權力的,唯有共產黨政府。

共產黨深通組織民眾之道,而對民眾的組織,沒有比以政府的名義進行更具有合法性和高效率了。因此中共在上世紀30年代就籌建獨立割據政府,若以此計算,則共產黨已有70多年的豐富治國經驗。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在陝西建立邊區政府,從一無所知的基礎,研究經貿、文化、民政等事項,摸索治國理論,其能量和經驗不可小覬。因此中共的治國思想,也值得深入研究。這種研究,將更有利於探求中國民主化未來的景象,更有利於民主中國運動之有效策略。

毛澤東有著天生的教師風格與家長心境,更準確而言,他有著更濃郁的君主體驗。回顧歷史,我們才能感覺到他身上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背景如此暗淡,而中國傳統的君主意識和濃烈的民族情結。毛澤東帶領一支衣衫襤褸的農民,在山溝裡逃竄以避免被政府處決的悲慘命運,後來雖然不停有其他部隊投奔,但毫無疑問,對於已屆中年的毛澤東,他的前途是暗淡而絕望的。但我們注意到,在這種絕望狀態的毛澤東,一刻都沒有停止給他的追隨者上課,他也從未停止過撰寫文章,並且要求他的追隨者仔細閱讀領會,這些跡象表明,毛的確是一個有著遠大抱負的流竄武裝首領。他把自己的追隨者同時看成是自己的弟子,而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啟蒙教師。這就是毛澤東的君主體驗,他不僅要自己成為軍事首長,還要成為導師和締造者。因為他的這些努力,使這些流竄的土匪在十年後成為了每個戰士都能把革命理論說的頭頭是道的強大武裝。

毛澤東所樹立的治國理念,成為中共的治國傳統,這種傳統,直到現在都沒有很大的改變。毛從來都力圖讓自己成為一個萬世師表的人物,現在看來,他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做到了。

可以這樣總結毛的治國思想,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為名,民族主義為實,階級論為綱,政治掛帥和軍事優先。而在這些思想當中,貫穿其中的原則就是政治實用主義。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時候,完全和一支饑寒的農民土匪或者實力單薄的地方小軍閥無異。如果毛願意,他可以成為這種小軍閥,在適當的機會,接受國民政府的招安,獲得軍餉和合法權力。然而正如我們剛才說的,毛有強烈的君主慾和遠大抱負,他恰恰要避免這樣的結局。而在當時的情境下,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才能使他繼續得到一個全國性政黨和來自蘇聯的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獲得過真正的推行,僅僅是作為一種口號存在於法律文件和決議案中。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彙如何解釋,一般都需要根據當時的場合和背景而有所不同。只有在需要的時候,馬克思的原著才會被翻出來,尋找相關的語句拿來引用。每一次黨內部的爭鬥,其中的勝利者都會宣佈失敗的一方「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至於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甚麼理論,並沒有興趣深入探究。毛澤東在解釋他為甚麼要在井岡山進行武裝割據的時候,引證了馬克思主義,而鄧小平在解釋他為甚麼要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也引證了馬克思主義。幸好馬克思的著述如此豐富,總是有相關的語句供他們引證。這就是中共的政治實用主義。

馬克思的理論繁複浩大,其中階級鬥爭的思想被毛澤東發揮得淋漓盡致,並且成為中共治國理論之本,也成為中共內部左傾政策的合法依據和傳統來源。事實上,中共對國民黨的勝利,與其說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不如說是蘇聯對美國的勝利,或者說是中共軍閥對國民黨軍閥的勝利更為恰當。中共在國際上依靠的是蘇聯的支持,在國內則依靠農民軍的支持,這里根本沒有所謂無產階級的事。

對階級鬥爭理論的發揮,也突出地表現了中共的政治實用主義。劉少奇算是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背景的少數人之一,卻被冠以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帽子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總之,反對中共的人,都無一例外地成為資產階級,在中共內部權力爭鬥的失敗者,也被冠以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標籤,只要貼上這個標籤,就有了進行打擊和鎮壓的合法性。我們注意到,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中,也是如此,首先給六四戴上了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和平演變的帽子,這個帽子幾乎每次都成了進行嚴厲打擊的先兆。

因為有了資產階級這個假想敵的存在,政治掛帥和軍事優先就有了合法性。我們說,政治掛帥和軍事優先是共產黨階級鬥爭理論的兩大推論。中共的邏輯既簡要又實用:因為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所以無產階級要牢牢掌握軍隊,也就是中共要控制國家軍隊。因為資產階級一直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所以政權問題是不容質疑和不容討論的問題。這就是中國一直籠罩的兩塊烏云:國家泛政治化和軍隊黨化。

無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他們制定內政外交政策的時候風格各異,但理論根據無一不是階級鬥爭理論。階級鬥爭理論是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的哲學基礎,更是中共的「集體無意識」。直到今天,很多黨員依然能夠流暢地指出:美國是資產階級國家,中國是無產階級國家。美國政府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而中國政府則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否能夠做好是另一回事。在中國,依然流行這樣的邏輯,這不僅是一種政治討論,還代表了一種道德評價,因為無產階級的東西,應該是美好的,而資產階級的東西,當然一定是敗壞和墮落的。所以,中國的老百姓會這樣詛咒他們的政府:這麼腐敗,不是搞資產階級那一套嗎?同樣,中共在譴責那些貪污犯罪的官員的文件中,也無一例外地把他們歸為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人。

階級的幽靈,依然在中國大陸徘徊。

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來講,是一個封建主義和民族主義雜混的政黨。中共的這套理論,對付井岡山下那些沒有土地的饑寒農民是有效的,但應付現代民權運動,中共就顯得幼稚和被動了。由於這種充滿暴力意味的治國理論的長期熏陶,中共在維持政府信任、組織並吸納民間能量和長期性全局性的戰略研究方面顯得倉促無力。

顯然,正如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當前中共還是企圖在保護一黨執政利益的前提下,壓制不同聲音,推廣其民族主義信念,向民族復興的目標緩慢推進。也正如歷史已經驗證過的,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如果不放棄其以階級鬥爭理論為依據的治國思想,就無以團結社會,無以汲取民眾能量,無以消除恐怖,達成民族和解。因為中共必須意識到,中國已經變化了,井岡山時代已經沉睡在歷史教科書上,當前中國民眾群體階層化、利益要求多面化、社會生活多樣化,應對這樣的社會局面,要求中共當局發展新的治國思想。

很多人對胡溫政府寄與了很高的政治期待,我一直強調,這是善良的民主人士的一廂情願。胡溫政府依然是中共統治鏈條中的一扣,是江澤民統治遺產的合法繼承者,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溫將在民主化進程中起到作用——事實上,我很懷疑胡溫是更堅定的左傾領導人。我一點也不相信胡是受到了江澤民殘餘勢力的壓制,或者胡是個「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的政治家。在北京的深重夜色中,我甚至嗅到了某種令人膽寒的氣息,那就是我不祥的預感到:胡錦濤是一個堅定改革開放政策的人,同時也是將中國民主進程繼續後推若干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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