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
一、從興奮到冷漠（“六四事件”以前）
我是在中國北方Ａ市工作的日本人。由于工作還沒結束，爲了避免中國當局的壓迫渉及我和我朋友們的身上，所以，我不能公開冩出人名、地名、固有名詞。結果，也許有些地方文意不清，請原諒。
開始我要冩“六四事件”前一段時間的事。中國北方和南方（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北京比較起來，是有点落後、保守的地方。但是，雖然有時間的差別，在這個Ａ市也開始了民衆運動。方法和北京也一樣，即罷工、遊行、絶食等等。
中國的主要城市都在中心地区有模仿天安門廣場的廣場。在Ａ市同樣地這個廣場成了運動的中心。而在天安門廣場集聚百万人的時候，這個廣場也擠滿了民衆，本地的媒体也好意地報道了這個現象。
可是，進了５月末期，由于疲勞、膩煩、死心等原因，運動成了沈滯状態，只不過是有少数學生依然靜坐。在和我最有縁分的Ｂ大學校園里，多数學生閑呆着。我見到一位認識的學生。我問他：
“你既不上課，又不去廣場，在這種地方干什麼的？”
他的回答是沒出息的：
“也有的還坐着。但是，我已經沒有興趣。這次運動的大局也決定了。失敗了”
僅是才一週左右以前，他也是樂觀的，説：
“士兵們也聲援我們。運動已經熱烈到了這麼程度，即使想要鎮壓也鎮壓不了”
對于這次運動，開始我只是爲“他們鼓勁”，沒有特地積極參加的意思。但是，５月19日（發布戒嚴令的前一天）聽到了李鵬很蛮横的演講就憤慨了起來，認爲絶對不允許這種蠢人在人民的頭上稱覇。
學生們也同樣地［對李鵬的演講］憤慨了。但是，即使有這樣的事情，運動不再熱烈起來。學生們雖然討厭李鵬，整個運動呈現着有頭無尾的樣子。
于是有一天，我帶領幾個認識的學生們去了廣場。起初，他們對我説：“現在，已經不時髦了”什麼的。他們毎天彈吉他啦、打乒乓球啦，過着無聊的日子，現在終于跟隨了我。
廣場已經幾乎沒有遊行，只有不到二百人的學生還坐着。廣場里的一部分領域被繩索隔開，只有學生和工人運動家才能進去並靜坐，甚至可以説是一種“聖域”。
運動最熱閙的時候，市民們非常想要傳單和批判政府文章的複印件，到了繩索攔的地方，伸出手説：“有沒有新的消息？”學生一撒傳單，他們就争先拾起來。
我也在“聖域”里坐了。總之，氣氛很和睦。只是有幾張貼紙内容很尖鋭説：“胡耀邦、趙紫陽、李鵬都只不過是鄧小平的傀儡”“我國最大的缺陥是一党專制”等。
我又和幾個學生結識了，也參加了運動，所以能過有意義的時間。但是，同時也覺得，越來越不興旺的這個運動，会自然而然地消滅也是時間的問題。
二，憤怒的人民（“六四事件”直後）
四日中午，我第一次聽到了有關“六四事件”的消息，是住在同一宿舎内的美國人Ｃ先生的夫人告訴我的。她據“美國之音”報道説：“昨晩在天安門，軍隊撃斃了許多人”。
的確，“美國之音”信息数量很豐富，報道速度也很快。但是，也有不少誇大的話和錯誤。所以，這時我以爲，它只是把遊行隊伍和軍隊的衝突稱做什麼“屠殺”罷了。我對他的話，笑了一聲：
“不会吧。”
下午，我決定上街去。可是，在汽車站等公共汽車，怎麼也不來。過了一段時間，我認識的一位先生騎自行車過來，給我打個招呼。
“東先生，公共汽車不來。罷工了。”
大學生們從五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左右一直沒上課，但是司機的罷工，是第一次。
我不得已開始走路。過了一会兒，遇見了我認識的學生。我問了他北京的情況。
“美國的Ｃ先生的夫人説，天安門有了屠殺。是真的麽？”
“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
“我們地方的學生和北京的學生是用電話聯係的。北京有了什麼就來電話。所以，北京的情勢，我們能夠逐一掌握的。”
那天，我的自行車已經借給了朋友，也沒有公共汽車，我買了東西回宿舎，等待七点的新聞廣播。
新聞首先打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標題，以後就沒有變化。不論映像，連別的文字也一切沒有。這個状態也許繼續了二十分鐘左右，廣播員念着文章，説什麼“反革命”的“歹徒們”“尽做壞事”，而戒嚴部隊“勇猛果敢地”平息了它，“捍衛了首都人民”之類的話。這些完了，才有了廣播員的映像，那個女性廣播員哭紅了眼睛。至此，我也確信了有了屠殺。
第二天即五日，我騎着自行車，上街去了。
因爲司機罷工，公共汽車一輛都不開。不僅如此，有些公共汽車被故意地在道路的中間横方向地（和人行横道同一方向）放着，作爲路障。並在公共汽車側面貼了許多紙冩着：“中國最大的歹徒是李鵬”等。
此外，把護欄又改放又扭彎又翻倒，或者把本來預定埋藏的陶管故意地横方向地放在道路中間，來作爲路障，並表示抗議之意。汽車一輛都沒開。
許多商店也關着百葉窗。我第一次看見他們的罷工。也許不是店員冩的，有的商店墻上漆黒々地冩着諷刺：“解放軍鎮壓了學生。是建國以來的快擧。”
我到了廣場。的確人很多。誰是活動家誰是看熱閙的人，説不清楚。不管怎樣，廣場擠滿了人。國旗在升于半旗的状態。另外，不知什麼時候設立了廣播站，不停地叫喊。
“殺掉羣衆的二十七軍的總指揮是楊尚昆的兒子！打倒楊尚昆！”
“不要饒恕法西斯們！”
“絞死鄧小平！絞死李鵬！”
來了一輛滿載工人活動家的卡車。站在最前方的男人一邊揮拳頭一邊大聲演講。我照了他們的像。沒想到，装貨台面上的幾個人突然就指我喊起來。開始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其實他們是叫喊的：“那里有警察！那里有敵人！”
接著，幾個興奮的像体力勞動者樣子的男人們向我打過來。這時，我帶着黒色袖章，穿着冩口號的 T恤，沒有什麼効果。憤怒的他們，像酒鬼那樣眼睛發直。即使我説：“我不是警察！我是聲援運動的！”，根本不聽。
差點兒被打的時候，學生們也就飛過來，在我的周圍給作了墻。他們先問我。
“您怎麼了？”
“我照了像，就好像被誤解爲秘密警察了。”
學生們給我解釋説：“這一帶現在是不可照像的。”
果然學生們既理智也冷靜，判斷了我不是警察，就向周圍的人們大聲説：
“這人不是敵人！這人是學生！誤會！”
憎恨是傳染的。對于想毆打我的人們，我的心中也難免發生想打倒的情感。但是由于中間有學生的墻，双方無法伸手。從學生的聲音不及的地方，還有幾個人向我這里衝來。受到學生們的保護，我到達了“聖域”。實在是不愉快的事。但是，無論如何，我的身体和我的照像機都不要緊，也許應該是幸運的。
“聖域”里有着一個数天前我帶領過來的學生。
“東先生，您今天來，才對的”
我對他説：
“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和大日本帝國［日本第二次戰争前的政体］一樣了。”
“沒有。大日本帝國也沒有殺掉自己的人民吧。您看，這麼熱閙。這個状態要鎮壓也鎮壓不了”
的確，這時，我都這樣以爲。
不久，在羣衆間，突然歡聲大起，掌聲雷動。
“烈士的家屬們來了！”
廣播局播送。是在北京被殺掉的人們的家屬來了。其中的一個，是像小學生樣的男孩，眼泪汪汪，在一個Ｂ大學年輕教師的帶領下，來到“聖域”，和我們一起靜坐了。
以後有兩三次，我去看街上包括廣場的樣子。
廣場上的人，和五日比較起來，難免少了一些。但是，從“六四事件”以前的情況來看，還是相當熱閙。尤其，廣播局很有精神。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據剛剛進入的消息説，似乎現在北京，兩個部隊之間開展着激烈的戰鬪”。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北京來的報道説，受到幾輛坦克保護的幾輛汽車從中南海出來了”。
此外，［街上］新有了西方攝影記者照的“六四事件”照片貼着。
街頭到處有北京歸來的學生們，一邊給市民們看照片，一邊説明北京發生的事。
那個“三十八軍起義”的事，在Ａ市被人們廣泛深信，城里能看見貼着“三十八軍万歳”的紙。
總之，這時候，包括我，在Ａ市人們之間，當然有憤怒，但是也有一種樂觀的氣氛。因爲作爲事實，会一旦消滅的運動，由于屠殺，又一次熱閙起來了，學生和市民的團結也加深了。此外，作爲更大的理由，我有既是願望也是常識的想法，就是，由于鄧小平集團的暴行太殘酷了，所以連在保守派・軍部和地方政府之間，肯定也有許多人抱着反感，結果會使鄧・李・楊他們站在困難的立場上了。
三、赤色恐怖開始了
可是，和我的期望相反，Ａ市和Ａ市所属的Ｄ省都簡單地表明了附和中央的鎮壓。不僅如此，用和中央完全同樣的手法，把矛頭指向了市民和省民。
在Ａ市這兩箇月來的運動被全盤否定了。尤其，廣場的廣播局和街上的路障受到了嚴厲的譴責。而且威脅説：“如果不立即停止這些違法行爲，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 從六月四日不到一週之内，本地當局開始行使實力。這時候，保守派和軍部已經幾乎完全壓制全國，人們也知道這事。所以武装警察一到廣場，學生們害怕重現“六四事件”，沒有多少抵抗就逃跑了。後來，Ａ市和Ｄ省的高官們自誇地説：“我市一個死者也没有。”簡直是笑話，［這不是他們的功勞］。廣場的廣播局、“聖域”、大小字報、照片、花圏全都被拆除了，公路也“恢復了正常的秩序。”
這樣，在Ａ市這個被稱保守的地方開的自由化的花兒，被用武力這個剪刀剪掉，埋在了土中。
可是，對于人民的壓迫不只不減弱反而越來越加強。
起先，報道控制開始了。從五月二十日發布戒嚴令左右起，媒体漸漸被保守派壓制過來。尤其是六四以後，報上完全成了“平息反革命暴乱”一色。我訂的三分中央報紙和一分地方報紙内容上沒有什麼区別了。例如，《解放軍報》六月四日“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圧反革命暴乱”等文章，四份報紙同時都刊登。六月八日“掲露反革命暴乱真相”、十二日“造謠惑衆者蕭斌在大連就擒”、十三日方励之夫婦通緝令、十四日“高自聯”通緝令、十五日“工自聯”通緝令等也一樣。区別只在于地方報紙還刊登Ｄ省運動“頭頭”通輯令。
電視、廣播都反復播送當局的宣傳和威脅。特別是電視有畫面，所以印象很強烈。一接通電路，就一定看得見譴責“反革命分子”、批判“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内容、“領導”的“重要講話”、拘捕、審判運動“頭頭”的鏡頭什麼的。
六月十日，播出了上述的蕭斌在街頭説“那不是什麼平息反革命暴乱，那是屠殺。”的畫面，畫面下邊打出了“此人造謠惑衆，煽動暴乱”的字幕。最後，廣播員説：“假如見到此人，就要立即向當局擧報。”（注）。這樣，人們就知道了只要説和當局不同的事就會成拘捕的對象。
（注） 七月十三日，蕭斌受到有期徒刑十年的判決（《朝日新聞》1989.7.15“美國電視台採訪的工人被判有期徒刑”）。
中國的秘密警察實在很“優秀”。他們進入了遊行隊伍的深處，用隱蔽録像機窃照了所有民衆運動的樣子。現在把它作爲“反革命”的証據來再一次播送。那時，幾乎百分之百的學生和多半的市民參加了運動，所以大家或多或少有“自己想到的事”，威脅的効果一定會很大。也許至少有一次我也在鏡頭里。
播送的時間非常長，次数也很多。在Ａ市，能看見四個電視台，即Ａ市台、Ｄ省台、和兩個中央台。換頻道，就一定會碰到這些節目。甚至有時四個台竟同時播送着。看完了電視劇、文藝節目等，覺得舒暢的時間很短，畫面上馬上就出來政府公告。所以不能過完全愉快的時間。
思想壓制也開始了。大陸有強制性的“學習會”制度。一個星期有幾個小時人們必須“學習”從黨中央下來的文件。尤其六月四日以後特別多了。甚至有時整天“學習”什麼“鄧小平主席的精神”了，“李鵬總理的講話”了。我們單位的中國人職員也一樣。這時間，通常的業務是停止的。但是，當局一点也不怕生産降低、經濟落後。只是害怕人民離開社會主義思想。
在我的周圍，一位Ｂ大學老師的兒子被拘捕了。我認識這位老師和他的夫人。是一對善良的知識分子夫婦。我看了通緝那個兒子的照片。也是一個温和樣子的，一点也沒有“壞人”的形象。不是只是他比共産黨中央的人們聰明而已麽？但是，現在這個“聰明”就是不允許的。Ｂ大學的學生們害怕地説：“也許他被處以槍决。”［這個學運領袖，一年後釋放，１９９９年又被捕、２００３年又釋放］
六月十五日我看見武装警察的隊伍好像去逮捕人。有十五輛跨斗式摩托車，毎輛各騎兩個人，都戴鋼盔背槍，隊伍的末尾有押解用的車子。那種東西在公路中央傲慢地通過，給市民的威懾效果很大。並且，那時他們向着我們單位開來，實在嚇人。（結果，他們走過了）。他們不會進入我的房間去調査吧。但是，万一警察過來説“請求合作”，運動期間學生給我的文件和批判中國政府的日本報紙等，很有可能成爲“証拠物件”。
此外，運動熱閙時冩口號的T恤，過了六月四日我還穿着。從大約十日左右，即Ａ市的廣場被當局壓制的時候起，朋友們説起來“請不要穿這種東西。”當初我笑着“這里沒冩什麼‘打倒共産黨’‘廢止社會主義’之類的偏激的詞。這里冩的都是常識性的。怕什麼。”但是，我也漸漸認識到了現在的状況，即愛國者被當作賣國賊，正經人被通緝。的確，報紙上也有許多文章説什麼“［暴乱分子］在民主、自由、人權的名字之下，攻撃了社會主義”内容的。
終于，一是有許多朋友害怕，二是我自己也害怕，决定不穿這些T恤了。
四、“假話説了一千次就變成真理”（注）
（注） 這時流亡的嚴家其先生評論文化大革命情況的詞（嚴家其、高皐共著， Liu Guanyin日譯《Document中國文化大革命》ＰＨＰ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上冊，第八十九頁）
可是，比上述的事情更可怕的是，由于壓倒的宣傳攻勢和恐怖政治的原因，人們的思想竟接近當局的。
“六四事件”以後大約一個星期之間，街上人人都説：“政府真做壞事。”但是，廣場的運動的根拠地已經被鎮壓了。説“屠殺”的蕭斌也被拘捕了。人們就知道只説這事就要去牢獄的。事情已到這個地歩，大家都要避免“屠殺”這個詞，包括在密室里和朋友説話的時候。因爲如果習慣説那些詞［“屠殺”］，自己以外的人在的地方，例如食堂、公共汽車等，也有可能無意中説出來。所以，連在自己屋子里也努力習慣説“平息反革命暴乱”。
開始，有一種信心即“我只是在口頭上這樣説，還是在心目中聲援學生的”。可是，自己毎次説“暴乱”，自己信頼的家属、朋友也説“暴乱”、在單位的“學習會”上自己和別人都説“暴乱”，電視、廣播、報紙都説“暴乱”。聽到了這些，判斷力就漸漸不靈活了。［我們外籍專家沒被要求參加“學習會”。但是，有一天被招集在Ａ市内的一個飯店，接受了Ｄ省當局的“説明”。］
大約六月十一日以前，學生們收聽ＶＯＡ、ＢＢＣ、ＮＨＫ、香港、台湾的廣播，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允許這種行爲。何况，一般群衆，尤其農民可能開始就沒聽海外短波吧。
這樣，就認爲“那也許真是暴乱”的。我的腦筋也越來越模糊不清了。如果不立即接觸像潮水般的我國的信息，我也許會成爲一種像活的干尸那樣的東西。就有關“六四事件”的知識來説，實際上，和在中國的時候相比，回國以後學了很多。［即大部分民運組織的聲明、幸存者的手記、北京的照片等。但是，就我本身的親身經驗來説，那絶對不是在日本國内能得到的。］
五、我們能做什麼？
我覺得現在的大陸當局擁有壓倒的力量，即使“仁、義、礼、智”都在人民方面，在一個“武”的面前也無能爲力的。獨裁政權也有時候由于偶然的機會，簡簡單單地崩壞的。可是，我還以爲現在的中國更有可能進入長期停滯状態，像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代的蘇聯那樣。
那麼，我能做什麼？也許不能做什麼。即使大聲説“自由、人権”，恐怕會被打上“反社會主義”的烙印之後，趕出境外。不過，我還行，至多被驅逐了就算了。可是，住在共産黨掌心的中國朋友們，不知道被怎樣對待。
總之，我以爲，有着信息的人就要尽量提供它，讀者、聽者也要尽量搜集它，從中大家要一起研究最好的辧法。我國的信息被稱爲“過多”“泛濫”“良莠混淆”等等。但是，從只有宣傳和威脅，沒有真正的信息的國家回來，我覺得這還是很好的事。
誠然，作爲一個東亞人，我不能装作沒看見隣人們在那樣的苛政下吃苦。這樣的心情就令我冩了這篇不知有什麼用的拙文。
平成元年(１９８９年)７月
此篇文章是体驗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天安門事件”直後冩的。現在再讀起來，有些地方認識不很準確，甚至也許有些地方似乎基于我個人的誤解。但是，我以爲此篇仍能鮮明重現當時的氣氛，所以這次沒有削除字句。［ ］是這次附加的注釋。
２００４年１月
筆者簡歴
東揚仁
日本人。東京生。早稻田大學歴史系畢業。作爲外籍專家，在中國大陸旅居三年，其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遇到“天安門事件（六四慘案）”。
回國後也一直支持中國人的民主化運動。還属于國際人權組織，担任中國事務。
中文著作有： “中國有過《長期延續的封建時代》麽？”《民主中國》（日本）第３８期，１９９２年９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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