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一、 看病爲什麽這樣難
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禽流感的肆虐，使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方面的問題全方位凸現，畢露無遺。去年非典期間，媒體披露的一個材料觸目驚心：據2000年世衛組織（WHO）的統計，對中國醫療衛生系統的總體績效評估，在世界191個國家中，位列144位，僅排在烏干達等非洲國家的前面（順便說一下，中國似乎與東非的烏干達特有緣分，在國際上，若干項統計排名與之相伯仲，人權狀況如此，教育投入甚至還不如人家）。我想，對這個評價，除了享受醫療“特護”的權貴階層，包括我們的社會精英在內的絕大多數市民、公民，恐怕無話可說。
還是去年非典期間，一個名詞達到了空前的流行，一時間，神州大地上千千萬萬的醫護人員，被集體冠以一個煽情、肉麻的稱謂：“白衣天使”。在家躲避SARS瘟神的日子裏，通過電視螢幕，甚至看到了這樣熟稔而久違了的鏡頭：像以前歷次抗洪、抗震救災時一樣，一批又一批奔赴一線的醫護人員在黨旗下緊握右拳，“火線入黨”。
好歹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也算是經歷過親人、朋友生老病死的過來人，直覺、經驗和理性都告訴我，沒那麽多“天使”，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醫生、護士而已。在此，我必須重申我對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北京309醫院的姜素椿大夫、廣州中醫院的葉欣護士長及廣州呼研所的鍾南山所長爲代表的有良知、有勇氣、有擔當、有職業道德的一大批醫護人員的深深的敬意，同時，對那些雖被集體冊封爲“天使”，然而卻完全喪失人道準則，甚至連爲醫者最起碼的“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都棄如敝履的穿白大褂的人，表示蔑視。
我們這兒……居然有如此不堪的“白大褂”？答案是：有。不但有，還不少。不信，請看《南風窗》雜誌“抗非特刊”（2003年5月）上題爲《我在非典的日子——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自述》的深度報道：
“……不是所有的醫務人員都崇高。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一科的一位醫生，在2月8日接診‘毒王’上呼吸機時被毒倒，病重轉到另一家醫院治療時，暈倒在洗手間裏半小時沒人理。那家號稱“沒有一名醫務人員感染”的醫院醫生護士基本不進隔離病房，查房時就在門外用對講機講：‘你今天有什麽不舒服？你自己也是醫生了，想要什麽藥？我給你開。’
“有些醫院的醫生護士更絕，查房時將調查表遞進去，讓病人自己打勾：‘有無退燒’、‘有無腹瀉’、‘有無咳嗽’、‘痰中有無帶血’……有些醫生對自己病倒的同事說：‘你自己就是專家，現在請你用聽診器聽聽自己的肺……’
“我們的一位元攝影記者的遠親，全家都感染了非典，兒子在胸科醫院，他們兩夫妻則到另一家號稱‘沒有一名醫務人員感染’的醫院治療。隔離期間，當媽媽的給我打電話時很絕望：醫生護士根本不理我們，按急救鈴一個多小時都沒人來……當爸爸的沒有挺過來。兩夫妻下了崗，欠醫院十幾萬醫療費，醫院就把死者骨灰扣著：‘不還錢就甭想要骨灰……’
……
與非典、禽流感這樣的來無影、去無蹤，在流行病學和病理學上尚有許多未知的流行瘟疫不同，艾滋病，除了尚未研製出根治的特效藥之外，就病理學意義而言，對其病源、病狀、傳染途徑及預防手段等應該是非常清楚的。去年克林頓訪華，在北大演講時，與一名中國艾滋病患者擁抱。但截止到目前爲止，除了溫家寶總理和吳儀副總理曾經與河南艾滋病患者握手外，筆者尚未聽說還有哪名中國官員“如法炮製”過。相反，倒是有一個鏡頭總也揮之不去：
據《南方周末》報道，在河南上蔡縣“艾滋病村”的情況已經被中外新聞媒體廣泛曝光之後，有次，河南地方政府組織當地衛生系統有關醫務人員去送醫送藥送溫暖。一行白大褂、白口罩、橡膠手套……武裝到了“牙齒”的醫生，把帶去的藥品統統交給村幹部和患者代表，高度概括地交待了注意事項，不對患者做任何身體接觸，速戰速決，決不戀棧。穿用過的白大褂、手套等就地脫下，仍在村口，一行人乘坐麵包車絕塵而去……面對這“送溫暖”的一幕，真不知那些被“關懷”的艾滋病患者作何感想。
對於醫療衛生行業的沈屙，國人並不陌生。中紀委研究室公開的調查結果表明，在國民心目中的五大“腐敗重地”中，醫療領域忝列第三。多年以來，社會輿論對此的批判聲浪不絕於耳，不斷有典型案例被曝光。只是前一段時間因全民抗非成爲“主要矛盾”，在來自政府主導的主流媒體的一片“白衣天使”的笙歌頌贊聲中，這個領域中的問題被暫時遮蔽了。
果然，就在非典剛過，而禽流感的魔影正越來越濃、越坐越大的時候，湖北教師劉飛躍等543名公民以聯署公開信的形式質疑醫藥體制的諸種弊端，呼籲有關政府部門介入，打破藥商—醫院的攻守同盟，抑制虛高藥價，根治醫生紅包等頑疾，在國中引起了極大反響。
其實，觸及醫藥購銷體制的“黑洞”，上述公開信並非頭一次。早在2002年9月，《人民日報》就曾刊登過題爲《質疑藥品“最高限價”》的文章；2003年11月，新華社又發表了題爲《醫藥購銷體制：“黑洞”有多深》的文章，披露幕後情節。雖然人人心裏都明白“黑洞深深深幾許”，但醫生濫開藥、開貴藥、開單提成、收取病人紅包的現象就是屢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其根源究竟何在？
住院病人在出院時被亂收費用，甚至大活人被課以“屍體保存費”；缺乏醫療保障，而又沈屙不起的病人，幾年就醫下來，負債累累，家徒四壁；不幸罹患絕症的患者，手術時，爲了找一名醫術過關的“高明”醫生主刀，不但要按醫院的規定，支付本來就價格不菲的“點名費”（動輒六、七百元），而且在開刀之前，還要想方設法將額外的紅包親手遞到醫生的手裏才算“踏實”，否則，死在手術臺上都後悔（後悔沒能把錢遞給人家，以至自己的病成爲不治）莫及，死不瞑目……類似的故事我們已經聽到、看到了太多太多。
筆者雖一介文士，但爹媽給了一副結實的身板，自己也還算注意鍛煉，所以基本上與醫院無緣。雖然享受醫保，但多年以來幾乎從未給國家浪費過任何醫療資源。記憶中，只有一次，因喉嚨腫痛，前往醫院就診的經驗。那是一家在京城乃至全國都赫赫有名的大醫院，診斷結果是輕微的咽炎。得過咽喉疾病的人大都知道，這種微瘍，只需注意休息並多攝取一些果蔬，一般可無藥自愈。即使服藥，一些藥性不算太強的沖劑足矣。但那次看病下來，筆者支付了370多元的醫藥費，取了滿滿一塑膠袋的藥。事實上，回家以後，我只服用了三四次沖劑，就完全沒事了。餘下的藥，連包裝都未拆，一直放到過期，最後扔掉了事。雖然筆者享受醫保，即使開再多的藥，也基本不掏自己腰包，但是，區區微瘍，浪費了那麽多的醫藥資源，誠於心不忍。
無獨有偶。筆者的內人系北京市一所著名重點高中的高級教師。數年前，罹患了一種罕見的微循環免疫系統的疑難病症，導致雙腿髖關節疼痛難忍。據筆者所知，在日本，只要被認定得了這種病，就可以享受一種特殊的國民健康保險，幾乎所有的醫藥費均由國家支付。作爲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公民，自然沒有權利和理由拿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說事，只有實行“生産自救”，自個的事自個解決才是正經。
可是，全市教育局系統尚未過渡到醫保，還是傳統的事業單位公費醫療的體制，看病得先去規定的“合同醫院”，而妻的“合同醫院”，是一家規模小、設施舊、看不了什麽大病的區級醫院。儘管如此，五一“黃金周”過後的5月7日，還是按照事先在電話中確認的時間，去了那間醫院。大多數公司都已經開始上班了，外面街道上也是車水馬龍，可奇怪的是，醫院裏靜悄悄的，門可羅雀。挂號處有兩個40來歲的女人在值班，問過之後，妻被告之“骨科還沒上班”。問爲什麽，不是已經開始上班了麽？說只有內、外和急診上班。再問什麽的話，則緘口不答。
不怕，接著來。妻克服病痛，在重點高中“升學率”硬指標的重壓下，幾次抽暇去那家醫院看醫生。每次去，因疼痛無法步行，都得乘計程車代步。好容易看了病（還是所謂的“專家號”），吃過藥，全然無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在話下。無奈，要求轉院，轉到市級醫院就診，院方也同意了。但公費醫療病人的轉院是件頗費周折的事情，需要很多手續。
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主治醫生開具的“同意轉院”的單子，說還需院長簽字批准才行，於是找院長。而院長那天不在，問何時在，負責辦轉院手續的行政人員搖頭說，不知道，我們院長很忙（其實，內幕是那家醫院的醫生從藥販子那裏低價（30元/支）購進國家禁忌藥，然後高價（380元/支）賣給病人，病人注射後，導致腎功能衰竭，渾身腫得像灌滿水的暖水袋，終於不治而亡。病人家屬把醫院告上法庭，院長正忙著應付官司。此事，經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網上的曝光，已路人皆知）。
又過將近一周的時間，拿到院長簽字的轉院單，去了希望就診的那家著名的市級醫院。作爲重點高中主科的骨幹教師，妻只有擠出上午大課結束後至下午大課開始前的時間去就診。而那家醫院，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爲了挂到有限的“專家號”，從淩晨兩三點開始排隊，是極其普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爲此選擇住在醫院附近的地下小旅館裏。這顯然不適合每天早晨7點10分就必須得到校的妻的情況，無奈，只有預約“特需專家門診”之一途。而預約“特需專家門診”也非易事，價格貴（200元，自費）不說，每天只挂10個號，且需提前一天預約。好在市場經濟，有需求，便有市場。聽說過醫院裏的票販子麽？一張14元的專家號，開價是200元（視不同科別及那個科裏醫師的資源，價格還可能上浮），買不買由你。
如此，爲了看一次病，不被弄個三番五次、不亦樂乎幾乎是不可能的。時間、經濟上的損失姑且不計，爲療舊疾，不被折騰出新病已經算是萬幸了。也許，從這裏，可以找到爲什麽中國知識份子的平均壽命比全國平均壽命低得多、甚至比10年前還要低許多的注腳？
據報道，於4月剛剛去世的我國著名哲學家、國學大師、北大一級教授張岱年先生，開始在北醫三院搶救時，住的是5、6人一間的大病房。家人跟院方交涉，希望換到單人小病房，被告知張“級別不夠”，後經北大出面協調，才被調整到一個雙人間，老人就在那裏辭世。
是的，級別，級別！如果早在1936年就出版了《中國哲學大綱》、在北大這個副部級的“最高學府”裏執教終生、並在學校和衆多的社會學術團體中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張岱年先生都嫌“級別不夠”的話，那麽，在這個古老的“官本位”國家，什麽人才夠級別，才有資格享受特護，便沒法直說了。張老尚如此，遑論一般的知識份子，哪怕你是哪門子的“社會精英”！
記得幾年前，崔永元在《實話實說》做過一期類似內容的節目。有位來自京城某大醫院的嘉賓（主治醫師）發言，大意是，北京市民所享受的醫療待遇，起碼相當於外阜的“縣團級”，所以你們應當滿足了等等，當即遭到包括小崔在內的幾乎所有嘉賓一致的炮轟和奚落。
我們不是不知道，在北京醫院、北京301醫院及上海華東醫院等“三級甲等醫院”的裝飾一新、設施完備的高幹特護病棟裏，躺著多少渾身插滿管子、形同植物，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完全靠從體外注射各種營養液來維持幾乎只剩呼吸的“生命”的特殊病人，與此相關的投入到底有多大只有天曉得。而與此同時，在這個城市的幾十所大醫院裏，隨便你走進哪一家，都會看到因重症病房不夠用，患者就躺在觀察室的擔架車上“住院”；人滿爲患，連走廊裏的長椅上都坐滿了病號，每個人的腳邊立著一個輸液架，發燒、咳喘、頭暈、腹痛的患者只能坐在那裏輸液，而看護他們的家屬，甚至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只有站在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活受罪。
這，就是21世紀中國第一流大城市的醫療狀況。
中國人看病爲什麽這樣難？作爲中國公民，你不搓火？
(5/27/2004)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