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啟事﹕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有獎征文活動已正式展開﹐歡迎各界踴躍投稿﹐詳情請瀏覽www.89-64.org。)
“六四”是繼“文革”之後中華民族肌體上的一大巨創﹐也成了中共碰不得說不得的一大心病。世界上除馬悲鳴之類搞笑大師敢發“中共萬惡﹐唯善六四”的奇談外﹐即使當年一些元凶幫凶﹐在談及“六四”時也底氣不足﹐知道鎮壓學運屠殺同胞在道義上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楊尚昆的家人證實﹐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對如何對付示威者確實存在爭論﹐楊尚昆希望以更理性的方法解決問題﹐個人並不贊成開槍。據香港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報導﹐李鵬寫本了本書《關鍵時刻》﹐詳細說明鎮壓六四決策過程﹐肯定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同時撇清他本人的責任﹐為自己“平反”﹐但遭到中共中央否決﹐認為“此書暫時不公開出版為妥。”有北京學者說﹐這些年來﹐大陸政壇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經去世的政壇老人的家屬﹐都在透過各種管道﹐以各種方式﹐撇清他們在當年“六四事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蔣彥永醫生在關於“六四”的“上書”中稱﹐在六四鎮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楊尚昆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上書”中還說﹐楊尚昆同志的意見其實是許多老同志的共識﹐陳雲同志也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
“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沒有用坦克﹑軍車軋死軋傷一個人”之類謊話早已紙包不住火。黨和政府唯有千方百計淡化“六四”﹐把“反革命暴亂”改稱為“８９年的政治風波”﹐從批判﹑醜化“六四”群英改為嚴禁媒體談論“六四”及相關話題。然而﹐封了國內人民的議論封不了國際社會的責問﹐封了網民的議論封住家奴的嘴封不了海外記者的嘴。中共及黨用文奴為了給“六四”暴行辨護可謂費盡心機找盡借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鎮壓就要亡黨亡國﹐國家分裂﹐就沒有穩定﹐就沒有這十幾年的高速經濟發展。
2004年3月14日﹐記者招待會上﹐針對一位美聯社記者關於“六四”的提問﹐溫家寶總理也是重談“穩定團結發展”之類老調。儘管在回答這一問題時﹐他沒有像過去江澤民或朱鎔基那樣重複政府採取了“果斷措施”﹑維護了“政局的穩定”等標準提法﹐只強調穩定﹐但仍然是在含糊其辭答非所問躲閃逃避繞着彎走﹐充滿不講是非沒有正義的“苟且”味道和強盜邏輯。而且﹐溫總理的翻譯小姐在翻譯時刪去了“六四”﹑“蔣彥永”﹑“天安門抗議”和“承認鎮壓是錯誤的”等內容﹐一副做賊心虛的小樣。
穩定團結發展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犧牲社會公平﹑政府廉潔﹐犧牲環境﹑道德﹑正義去追求﹐乃至以對學生市民的血腥屠殺野蠻鎮壓去獲取。沒有程序正義手段正義何來目的正義﹖那樣求來的穩定團結必是偽的﹐那樣得到的經濟發展必是難以持續的﹑不符合科學的發展觀的。林牧先生在《讀史隨筆》指出﹐二十世紀至今﹐中國經濟有過四次高增長﹐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被迫實行“新政”後的十年﹐第二次是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及其部屬北洋軍閥掌握全國政權的時期﹐第三次是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的最初十年。以上這三次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沒有改革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經濟的高速發展都不曾帶動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和轉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而且晚清﹑北洋軍閥﹑國民黨三個政權自取敗亡。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是第四次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江時代GDP崇拜已帶來巨大惡果﹐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否定GDP崇拜﹐強調不再追求單方面的高速經濟增長率﹐等於變相承認江澤民時代追求高速GDP是“不科學的發展觀”。對於這些道理這些問題﹐對於“六四”屬於大違道義原則﹑文明原則的國家犯罪﹐溫家寶不可能不明白。所以﹐他只好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苟同苟容好強辭奪理罔顧左右而言它了。
這讓我想起《孟子盡心篇》中的一段。“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居仁由義﹐乃“士”之事﹐更應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事。遺憾的是﹐經過“文革”和“六四”的摧殘﹐自上而下﹐從官到民﹐民族精神迅速痞子化犬儒化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多的是些喪失了責任感﹑正義感﹑是非心﹐沒有道德標準和道德擔當的猥縮庸人﹑卑鄙小人﹑狡詐奸人﹑凶殘惡人﹐像朱鎔基﹑溫家寶這樣相對廉潔而親民的好人已是難能可貴。尤其是溫家寶。他果斷廢除了收容遣送惡制﹐他深入廠礦山區﹐為民工追討工錢﹐他的平民風格﹑親風作風﹑愛民精神﹐實屬中共的異數。
許多小事上﹐溫家寶也仿彿做到了他自許的“一個敢於負責的人”﹐一個“四真”的人。陪伴趙紫揚到天安門廣場看望過絕食學生的他﹐對學運無疑是持同情乃至肯定態度的﹐貴為總理的他對“六四”也是最多機會條件講真話﹑最有發言權的。然而﹐一到“趙紫揚”﹑ “六四”之類關鍵問題上﹐他更是露了怯﹐露出了圓滑﹑“鄉愿”的尾巴﹐變得縮頭縮腦圓頭滑腦不敢負責不敢真摯了。他是好人﹐也稱得上是正人﹐卻不是一個居仁由義的“大人”﹐不是當仁不讓﹑見義敢為﹑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不是敢於改革舊制度打開新局面﹑勇於對歷史對未來對民族負責的大政治家﹗
有人認為﹐平反時機還不成熟。不去挑六四的創痛﹐等於默認有錯誤又不承諾平反﹐這是目前中國政府能做到的最好辦法。我不以為然。十五年過去了﹐“六四”英雄還在坐牢或逃亡﹐“天安門母親”淚已流乾﹐針對民眾的國家恐怖主義還在持續﹐而當年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曾經跟隨趙紫陽親赴廣場的溫家寶已高居總理之職﹐時機還不成熟﹖何時才算成熟﹖在原則性的國家大事上﹐在事關大量民眾生命和中華民族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豈能打十幾年的馬虎眼和十幾年的稀泥﹖
六四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礙。“六四”令中共蒙恥﹐令中華蒙羞﹐“六四”不正名﹐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正氣難伸﹐民憤難平﹐廣場上的無辜冤魂有志雄魂死不瞑目﹐什麼團結穩定振奮精神振興中華﹐皆空話虛言耳。所謂的穩定﹐是特權的穩定﹐也是火山爆發前的穩定﹔所謂的發展﹐是付出了公平公正﹑平等人權﹑生活質量﹑環保教育和道德正義等等巨大代價的﹐是以民為奴﹑以人為豬﹑不可持續﹑不符科學的發展﹐而且是只有一小撮權貴才有資格享受經濟成果卻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災難的發展。
朱鎔基初上任時大發豪言﹐後來卻以當一個清官為滿足﹐一百口棺材云云成了世人的笑柄。作為一國總理﹐僅僅滿足於有限的廉潔﹑小小的“四真”是不夠的。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庸人﹑小人﹑奸人乃至惡人的統治﹐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什麼時候才能“大”起來﹐“硬”起來﹐堂堂正正﹐坦坦蕩蕩﹐堅持真理﹐正道直行﹐成為居仁由義﹑開創歷史﹑以道自任﹑以天下之重自任的大政治家﹖
東海一梟20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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