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 戰爭結束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天皇廣播宣布投降。我當時當學徒兵，是在內湖國民小學列隊聆聽的。日本天皇聲音微弱而發抖，完全聽不出他在講什麼。但由周圍的空氣感覺出是在宣布日本投降，要大家放棄反抗。我早由美國飛機所投的宣傳單偷看與和朋友間互相的談話知道終戰的一天遲早會到。我們抑不住台灣從此要日本統治而興奮，的確我們對日本失望透了。
瀕臨戰敗邊緣的學徒兵沒有師生的禮節，教授們和我們一樣都被徵為二等兵，要受曾經在軍隊待過而位階為下士官甚或一等兵的學生或下級職員的頤指氣使。日本本土來的學生與台灣人的學生理論上都屬日本臣民，彼此從來不曾感覺出有那麼嚴重的隔膜的。現在日本人假借高軍階的特權，狐假虎威的常使勁的欺負台籍同學。日本學生常在夜間把看不順眼的台灣學生一個一個的叫去而幾個人一起拳打腳踢的施予暴力。我們四、五月間駐汐止國校時特別厲害。我也是常挨打者之一。施暴的日本學生中竟然有每天藉新店線火車由新店一起通學的名字叫小出的，台北第二中高我一級，現升學至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和我同班的，他們如此不顧交情，給注重交情的我們台灣人深深感覺他們的民族性真是翻臉無常，加之每一個人的操守都有問題，若有人沒有和大家一起出去操練或做工，留在房間整理內務，大家背囊與包袱都被抄得亂七八糟。他們趁機偷吃別人的食品。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台灣人會抄別人的東西。但日本人每一個都會。於是我深覺若把一個台灣人與一個日本人相比，日本人的劣根性比台灣人大。
對於日本人所加的暴行，日本投降了後自然的我們就給以報復。挨打的日本人不甘心地說，他們幾年後一定會重回佔據台灣，叫我們等著瞧吧。當時我們不會把他們的話當真，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那麼一天的到來。我們回到強大的祖國，我們既然是戰勝國，大家合力建設，必定會國富民強，而日本一片廢墟，永遠也看不出有翻身機會。但當時何曾想到半世紀後的現在，日本再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企圖心大，還在企圖重整軍備！我們卻在經濟上遙遙落後於她，更糟的是我們國不成國，國民黨造成的戕害看來永遠也追趕不了他們了。
幾天後我就很高興地除隊回家。台灣現在只等著中國方面的軍隊與官吏來接收。這中間等待回國的日人相當有分寸，有條有理等著被遣返。我們盼望的國軍終於登陸基隆，大家爭先恐後地去迎接，但首先就被他們不起眼的外觀嚇呆了，衣服襤褸裝備很差，且都見不到他們間有任何紀律。和敗戰的日軍仍然威風凜凜很有規律不成比例。大家深表失望之餘我還在替其辯護說，他們經過困苦的環境下長期的和日軍抗戰，其裝備與服裝之差應予以了解。然而國軍並不只是表象差而已，骨子裡更是魚肉人民，不尊重人民，時時要佔人民的便宜，於是軍人欺負人民的事層出不窮。
日本人回去，房子空出很多。大家紛紛地去佔住。很多郊外的木柵的人都去佔住。我們看準日本人還沒回日本還在的房子要讓給我們住，他們會打量一下，若覺得不中意就說已許給別人，若中意就會答應。我們兄弟一去幾乎都不會被拒絕。大哥英儒因已有家室，他自己在師大旁邊佔了一棟非常體面的房子，二哥英茂與母親與其餘兄弟都一起住進龍安國小旁邊的一棟有大院子，面積頗大的房子。
但每天都會有軍人拿著蓋有關防的紙條，看到中意的比較大的房子就亂貼，說軍隊要使用，要趕人走。很多人惹不起他們不得不搬給他們。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房子又大又漂亮，幾天就有人來一次要把成果橫奪，我們每天都要和他們理論。由於不勝其擾，我二哥就向台大拿了一張蓋有台大關防的紙條貼在門口以避邪。我們成功地避開軍人的打擾，卻種了嚴重的惡果。以後我們自己佔的房子成為校產無法處理，損失慘重。
國府所派來統治人民的行政公署長官陳儀沿襲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原則，歧視台灣人民，對台灣仍施行著殖民地統治，政治不修明、由於當時國民黨與中共在大陸把內戰打得如火荼，拼命地在台灣搜括糧食與一切物資運到大陸，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我非常失望，但希望這只是過渡時期現象而很快就會上軌道而解決，但事與願違，其後物價膨脹厲害，失業嚴重，導致一九四七年間發生二二八事件。
* 在學時
日本投降，戰爭結束，我們重回學校。戰爭末期我們入學，一入學就當兵都沒有上學，蹉跎了半年時間。一回校，制度、學課、教師都照樣，這中間當局派人來接收，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幾經改名，併入國立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後又改為法學院，校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等慢慢具備。我們主要學課都由留下來的原來的日籍教授擔任，整個看不出改變，只不過其中新來插有擔任國語、國文、公民等台灣或中國人教師而已。
我們沒有教科書，一切靠講義。註冊不必註冊費，講義不要錢。因此上學幾乎不花錢，不僅如此，還有戰爭遺留下來的大陸的制度，對於本人申請經過審查通過的還有公費制度按月拿三十公斤大米與副食費。因此我在學期間都不必用到家裡的一分錢。穿的都以舊衣服將就，事實上有錢也買不到衣料，鞋子也沒有，整年都拖著木屐，一走長路，木屐其中一支撐著腳板的橫帶常會斷掉，以致不得不只穿一支而提著斷了帶的那一支走路。
學校的管理很鬆，學生常簽到後相伴去打麻將或做其他事，有的甚至整年都看不到人但也順利地畢業了。因此個人的學業就看個人如何讀了。我初遇了社會學各課，社會上各思想，自由、民主、人權、社會主義等等。由於民主一說是中國立國的根本，我不得不加以特別注意與研究。我初讀《三民主義》還是日本改造文庫出版的孫文原著的日文翻譯本與岩波新書出版的周佛海著的「三民主義」為書名的上下冊。
終戰後相當時間幾乎都看不到新出版的書籍。但等待遣送回日本的日本人把所珍藏的書傾巢拿出擺路攤出售。其中有很多非常珍貴，更有許多是日本當局思想控制下的限制書或禁書。我只知道很多書珍貴而要買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所以在窮學生極為有限財力許可的範圍下也買了一些。這些後來因白色恐怖事件家人為怕麻煩都丟掉，實太可惜。
學校除了日本籍的舊老師外台灣籍的與中國籍的人越來越多。周憲文當我們的院長，他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潘志嘉，經濟學者，極為開明。在學校無所顧忌的對諸事發表議論，日本在戰爭期間所加的禁忌得到解禁，深感自由之可貴，深覺這才是人應有的社會制度。但我何曾料到當局不出幾何時竟把言論壓制的比日治時代更厲害乃至演成屠殺幾千人，監禁上萬人的白色恐怖大鎮壓。
* 二二八事件
我對祖國心結大，首先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多少共鳴。但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越做越離譜，到處亂殺人，行政長官官署屋頂上所按機關槍掃射殺了多人，十五份的橋頭與其他幾個地方棄有幾個屍體。政府派代表出席在中山堂召開的處理委員會，只是緩兵計，暗中大陸正派軍隊來鎮壓，他們一登陸基隆，沿途看人就掃射，國民黨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像對付敵人，大肆屠殺。這就是祖國原貌！我所受震撼很大。國民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所用的盡是騙局，真正為人民謀幸福而被推舉出席處理委員會的一個個都被抓去槍斃。我看到此情形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從心底想除非徹底的改革，台灣人民無法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
戰爭結束我心底憧憬著自由、民主，能使國家富強的政府。為免於被外國統治，國家富強是最重要，而中國應有充分的條件。人民除努力使國家富強，內部應有民主與自由。然而看國民黨政府一點也沒有使國家富強的條件，對內則施行暴政，人民沒有自由民主可言。
二二八事件中我首先對處理委員會抱著很大的期待，想現在事件既發生，政府也不得不施行某種程度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吧。我與同鄉，就讀醫學院的許某，於三月二、三日到中山堂看究竟。我當時還對政治了解不多，就只關心的看幾個委員們熱烈的討論，心想以後就有希望吧。當場看到最活躍的是一名為許德輝者，我暗中佩服他的周旋能力與堂皇的主張。殊不知他是國民黨相當有地位的情治人員，只是做臥底替政府矇騙人民，等待蔣介石正在派遣的鎮壓部隊到達。台灣人民的處境與下場多悲哀。
我去過中山堂四五天後的三月八日吧，鎮壓部隊由基隆登陸，到台北的沿途用機槍掃射街上的人民。當然到了台北後佔領了中山堂，開始捕殺處理委員。我慶幸我三月三日後就沒有再到中山堂，不然後果真不堪設想。
鎮壓部隊大肆搜捕人民屠殺，荒唐的是把當時因軍警癱瘓不得不動員維持治安的中學生集體地屠殺震驚了社會。於是我感覺要期待國民黨放棄暴政實是緣木求魚，唯有強求更換他們。我由衷認同二二八事件，惋惜沒有成功，只能期待不久將來，來一個人為的，有計劃的，使其成功。
*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學校
二二八事件過後，學校回校的人數越來越多，一時不知跑到哪裡去的人重新又結集在一起，學校訓導主任很關心所頒布的自新辦法，且指定幾個人需要辦理自新。這些人中間除了有後來逃到大陸的陳炳基外還有哪幾個人我已不記得。但我只記得，新店線 朋友、台北二中一期後輩，當時還就讀於成功中學高中部的高俊彥，要到校辦理自新時卻受成功中學何啟華校長阻止，要他暫時不要露面，等到另外通知他始可露面辦理。何校長知道高受當局特別注意，怕他一露面即使要辦理自新也有被抓走，甚至遭屠殺的危險。高至近每回憶當時往事，對何校長感激不盡。
二二八事件以前，老實說我對台灣的政治與國共內戰本來不感興趣。但既然發生了這麼大事件就引起我的極大關心。我本來沒有預期會發生像這麼嚴重，一發不可收拾地重大事件，雖然沒有預先計劃卻做得轟轟烈烈地幾乎要把政府推翻成功，然而卻被國民黨以欺詐等卑鄙手段壓平，實太可惜。
究其原因，二二八事件是突發事件，不是經過預先策畫發動的。台灣中部有謝雪紅領導的武裝隊伍稱為二七部隊和國民黨軍做了有效對抗，那也是臨時湊成的，因此蔣介石軍隊一登陸就招架不住，退到埔里的山地而最後解散掉。以後才知道，當時事實上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地下組織早已滲透到台灣，但仍成不了氣候，對於突發的事件措手不及，發生不了作用，且和謝雪紅之間的聯絡也不好。
從此以後我對國共內戰感覺興趣，且對共產主義也起了好奇心，但那時對中共還沒有認識。我想台灣既然光復回到祖國，國家實行的說是三民主義，不把三民主義搞通不可。當時市面上有岩波新書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義》與改造文庫發行的孫文原著日文翻譯的《三民主義》，兩本都用日文寫，因此看起來方便。我詫異孫中山一再地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懷疑三民主義居然是大家不歡迎的共產主義。孫中山的理論與周佛海的三民主義詮釋引起我的震撼。於是我對三民主義產生了興趣外對共產主義也產生了興趣，而且慢慢地去了解。
當時學校留有日籍教授，教經濟地理的教授松尾竟然說中國若不實行共產主義沒有辦法強盛，為此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首先就實行共產主義，一條是先實行徹底的資本主義以引誘各國的投資，待投資得差不多，然後忽然地實行共產主義而把外國的投資都收歸為國有，如此就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地搞好經濟。結論是中國無論如何都要實行共產主義一路。戰後一直沒有遣回留用的日本人教授，到二二八事件後，除了再留一兩個外都被遣回，包括松尾教授。
中國大陸籍的教授，在國共對抗方面好像都比較傾向中共。教國文的潘教授（志奇）所選的教材一律都是有關於國共內戰的。他意思是說共產黨日正中天，中國將來非中共莫屬。院長周憲文是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他似也親中共。
我和林從周、張某（仁明）、陳某（獻琛）等因為都是台北第二中畢業的，互相走的很密切。林從周沈默寡言，卻成為反國民黨的先鋒，後來被補被判十五年徒刑，我受了連累也被判十二年徒刑。張某、陳某等也絕對地不同情國民黨。陳某後來聽說也牽涉到案件，卻獲自新沒有被補。張某則置身事外。
鄭文峰和我之間非常親近。他住在東門仁愛路巷子的一棟日式房子。我住在台灣大學旁和平東路二段，每早上學都要順著新生南路中間有大水溝兩邊有馬路的掘川向東走，走到仁愛路交叉處，轉彎向北走仁愛路，走到杭州南路交接，再轉北走到學校。文峰家就在途中，由大馬路稍一彎則到。因那裡離學校很近，自然的成為大家最好的集合所。學校同學很多來自中南部，曾群芳、陳廷裕、楊進火、鄭錦州等幾乎都住在附近。
文峰是嘉義朴子人，父親當醫生，已逝。母親帶著他與他妹與一個弟弟來住在台北。他家屬於大地主，有三十甲左右的田地。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人有那麼多土地。他母親受過高等教育而是社會主義者。由於他從小就受她的薰陶，他滿腦子都是社會主義。一去他家，有很多像蘇聯革命、馬克思《資本論》等左翼作家的書籍，且有很多其他學校的學人常集合到那裡。後來推想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同鄉人。文峰後來被捕處死刑。常到他家的後來被處死與判徒刑的頗多。曾某（群芳）、陳某（廷裕）也受牽連，但獲自新。
各學校的左翼思想漸漸地滋長，戰後不久，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各學校共同組織學生聯盟；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有以基隆中學學生為主參加的紀念五四運動的遊行；一九四六年有澀谷事件發生，學生便做了抗議遊行；一九四七年一月有針對北京女學生沈崇被美國兵強姦的遊行抗議：雖當時反美與反國民黨的意識還不強烈，各校反應還不能說熱烈。當時我所讀的法商學院常可看到非常活躍的陳炳基，他台北第二中早我一期，是有名的反日，主張回復祖國的份子。一九四六年陳儀大招法商學院專修科學生時入學的，他因是畢業於成功中學前身的台北二中，故對成功中學等學校的影響力相當大，對學生運動出力極大，實是理想的學生運動領袖，接著當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由於受周圍的影響與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我也慢慢地同情社會主義思想。
左傾的文化工作人員也藉歌唱、話劇等大力宣揚社會主義與反美反國民黨思想。二二八後為灌輸一般民眾對於祖國的了解，二二八事件當年後半年在台北市有台大學生為主舉辦的歌唱會，更以其做為基礎與包括部份師範學院的學生，成立了麥浪歌詠隊做全島性的巡迴演唱，也加進舞蹈與歌劇等。當時主導之一為後來被槍斃的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的兒子，他後來逃到大陸倖免於難。一方面簡國賢等為中心組成話劇團，演《壁》等鼓吹社會主義與反國民黨的戲，對台灣社會震撼很大。鄭文峰當時很熱心且對這些活動盡了很大的力。
二二八事件曇花一現，幾乎要成功的，我覺莫大惋惜，我向林從周表示惋惜之意。但每一次和他談話，我發現他對種種內幕知道很多。他很肯定地說，有些人正在籌劃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我期待著，但總沒有發生。畢竟國民黨因有前車之鑑，且其後從大陸調有大軍駐防，有萬全的準備。林從周也許已和地下組織有關係所以才知道那麼多內情。我很希望類似二二八事件因為預先有策劃，不會再失敗。我期待著過一年就發生，但一年後並沒有發生，其後也沒有發生的跡象。
在此之前，省長官公署募集了一些去中國大陸的公費留學生，很多人響應，其中有台北第二中同班的陳繼樹。因中國內戰激烈，他沒有讀完就回來。回來後的他竟有脫胎換骨之感，本來生活環境好，戰爭時代食物極為缺乏，有鴨肉可吃時他尚且不吃鴨肉使我大吃一驚的，現在卻滿口的社會主義與親中共語言。和他一起去大陸的都和他如出一轍。陳繼樹也無形中成為我越加傾向於反國民黨的一個因素。那一批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很大部分都變為左傾，回來後不遺餘力地宣傳國民黨的腐敗。其中有幾個後來牽涉到白色恐怖案件，如鄭溪北等。有的滯留在大陸或因內戰而不能回來，也就在中共的機構做事。張克輝便是其中之一。
* 學校畢業後
二二八事件過一年即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學校畢業。訓導主任蔡章麟四面八方地奔走，驚人地把要畢業的幾乎每一個人都給找到工作。台灣銀行要學校把二十名成績名列前茅的名單送去讓其甄選而採用了十名。我所幸在其中。故我一畢業就被以辦事員資格錄用，成為立即有很好收入的一個。時離台灣光復才兩年半多。國民黨治理無方，台灣產業不能興盛，人民大多民不聊生，加之物價惡性膨脹，能有工作實屬萬幸，我迫不及待地開始上班。
我們同班畢業名次第一的曾文謙與第二的蘇義徵進了貿易審議委員會。該會不久取消，曾文謙轉進台灣銀行，卻比我們被重用得多，後來當過分行的經理乃至第一銀行總經理等高等職務。蘇則自己做生意。進入華南銀行的有王紹慶、張進興、許勝發、楊進火等；進入彰化銀行的有杜組誠、楊昭訓、賴文泉等；進入第一銀行的有陳嘉禾、吳進興、陳鳳儀等。台灣糖業公司有余文柄、陳廷裕、蘇義明等。進審計部有曾富、曾文勳、林登榮等。
和我一起進入台灣銀行的有林從周、陳獻琛、張仁明、劉新韜、許榮昌、蘇震、楊萬福等連我共八個。我和陳獻琛、楊萬福被派在營業部出納科，林從周在營業部放款科，劉新韜在營業部會計科，張仁明、許榮昌、蘇震則在金融研究室。
我們都以月薪一百三十元的辦事員任命。這在當時台灣人來說還算是優厚的待遇。我們是正式由大專學校畢業的，在當時算是相當高的教育。銀行有很多台灣籍職員，大都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除了台灣銀行本身留下的外，有一些是三和銀行留下的。大部分只受過職業學校的教育，除了因年資關係而有很少部份升為辦事員外，大部分是助理員任用。女職員從高等女學校畢業而以助理員任用的不很多，很多只小學畢業，當過服務生後升為雇員。
我在那裡遇到幾個早在那裡工作的熟人，一為林昭仁，自從我自木柵公學校畢業後到老松讀高等科一年級以來一直一起坐新店線火車通學的舊識。我在老松時他讀日新小學，後來讀商工專修。我不知他畢業進了銀行。他在營業部會計科。一位是木柵我從小就住在我對面的張賢子，她在祕書室。一位是住在公館的我父親朋友陳清波的女兒陳月。她有弟弟陳德星是我第二中學後輩。她在營業部匯兌科。有一位我在老松高等科同學過的吳榮諸在營業部放款科。我木柵公學同學的張拔進在南門分部做職員。還有木柵來的多位朋友鄭金財、張金榮等在那裡當工友。我第二中前輩莊顯仁在營業部的存款科。
銀行的高級職員都是大陸來的，幾乎是浙江寧波人的天下。台灣銀行是屬於台灣省的，故台灣省財政廳長嚴家凎自然的成為董事長。總經理為瞿荊州。營業部經理清一色都是浙江寧波或其附近的人，有的當上副理坐在大椅子，他的工作只是核對傳票、把印章蓋在傳票上，有的甚至於看不懂傳票，也不知道要蓋在傳票的哪裡而常鬧出笑話。即使是普通職員，外省籍的受到器重。也許除了省籍不同，待遇不同外，他們有的可能也兼做政府的情治人員。
我們是二月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有一批台大本科畢業的進來台灣銀行。黃耀堂、許文發、許敏惠、楊忠烈等。他們因是本科畢業的，以一百四十元辦事員任用。他們之中，除了許敏惠因是許丙的兒子背景特殊，升的很快而外，其餘的和我們一起進去的一樣平平。
過一年有一批台大法學院專修科算是低我們一期的進來，馮光威、曾錦堂、許詩禮、徐漢城等。這一批不像我們與那些本科畢業的，畢業以前都在學校因而不大世故，他們很多先出了社會再應徵陳儀大批招生的專修科，故比我們世故多，在銀行混得比較好。
也有一批商業職業學校畢業的進來，巫鳳毛、潘昭章、王耀欽等。其中巫和我曾以政治犯被逮捕。他們一群另有兩個比較傑出的，潘昭章，在銀行工作期間，下班後仍到大學夜間部進修，當過美國花旗銀行的高級幹部與台灣大貿易商高林公司的重要幹部。王耀欽則回到其故鄉高雄當華僑銀行南部的最高幹部之一。
台灣銀行同時也從大陸招募一批大學畢業的。因是外省籍的，受到很大的禮遇。就像日治時代的台灣，統治民族的日人比殖民地的台灣人，進昇機會與待遇優厚的多。
當時大陸的國共內戰打的如火如荼。台幣與法幣的掛牌匯率，法幣貶的非常厲害，每天大幅度的貶，且一天之中好幾次的貶，貨幣幾乎成了廢紙，法幣垮了，接著台幣來一個大貶值，因貶得太厲害，對美金更是貶得不可開交。民國三十八年間舊台幣四萬元換一元新台幣。與美金的匯率固定為一美元換五元新台幣。
大陸還沒被解放前，台灣的種種日用品主要都由大陸，特別是上海，進來，每天都有生意人來銀行匯款。我當時在出納科，客人拿來的鈔票一天比一天多。反看我們的薪水天天失去價值，購買力微不足道。每月五日領的薪水只夠幾天之用，一般人民的生活之苦可想而知。好在我們是發行鈔票的台灣銀行，重要幹部一樣領薪水，為自己什麼有利的辦法都想得出來，幾天就來一次借支，鈔票先借用，但不怕無法還，到下一次發薪水要扣回時，物價早已跳好幾倍，早就再調薪好而薪水數目變的更大，扣除以前所借的，變為不痛不癢。薪水不夠用再借支，如此無止境地等於在先發薪水。
無怪乎大家都說銀行工作是金飯碗。如果省籍的歧視不說，又如果一個人沒有抱負甘於滿足現狀，銀行實是最理想的工作所在。何況台灣工業基礎本來就薄弱，加以正是內戰中顧不得建設，就業機會低到谷底，銀行的工作是人人羨慕的焦點。
陳獻琛和我同在營業部出納科，林從周則在營業部放款科，我和他們因工作場所近相處機會多。鄭文峰因家離的遠，也就除了有什麼事互相相約外疏遠了許多。鄭文峰選擇不就職而編到大學本部去讀。我們是以大學附屬專修科資格畢業的。我們被准許上本科三年級。同班畢業的有幾個去上，除了鄭外，余文柄、陳鳳儀、鄭如蘭、廖運番、張金谷等。余文柄等幾個都有工作，除了要上班外還要同時上日間的大學，真是辛苦。余文柄就職於台灣糖業公司，但他苦幹到底，結果還是畢業。
中共的地下組織曾幾何時也進來台灣。其實據後來知道的資料，早在一九四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就派有蔡孝乾等來負責發展組織。二二八事件時候組織羽毛未豐，還不成氣候，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發生多少作用。隨著內戰打得不可開交，地下組織也滲透到各角落，特別是學生界，戰後多次的反政府與反美的遊行，歌唱隊、話劇隊等鼓吹社會主義與反政府的文化工作等，且二二八事件的主角很多都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引起政府很大注意，而始終伺機要加以彈壓。
政府知道事態的嚴重，失去學生的支持等於失去一般大眾的支持，學生會起帶頭作用而推波助瀾，最後非把政府搞垮不可。於是先發制人的對付師範學院為主的四六事件發生。那一天一清早用軍隊闖進師範學院校內把平常受注意的一些人一網打盡，成為以後五○年代大逮捕的先聲。
除了中共的地下組織，台灣獨立運動雖勢力微不足道但也在悄悄進行。我遇到了新店線二中前輩後就讀於師範學院的劉新吾先生，從他嘴裡初次聽到台灣地位未定論，而台灣應獨立。我暗地裡很驚訝不是〈開羅宣言〉已決定了台灣地位了麼。但想只要能替換國民黨的暴政，那也好。
中共地下組織的聲勢越來越大，發行有《光明報》，除分給所認識持有相同想法的、或想以影響或爭取的人外，主要靠郵寄寄到各目標去。街頭巷尾的言論偏袒於中共。國民黨非常著急，總想要如何加以打擊。五月一日舉行戶口總檢查，加強日本遺留下來的戶籍資料為基礎控制戶口。覺得還是不妥的國民黨五月十日施行人類史上最長期的戒嚴令，想以鐵腕鎮壓與殘殺異議份子。該戒嚴令竟延續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九年！造成人類史上沒有前例，以後也絕不會有後例的人類史上蹂躪人權的大罪行。
* 與地下組織發生關係
我因和林從周與陳獻琛在同一個地方上班的關係來往比較密切，加之時局越加緊張，彼此談論的機會變得更多。我看林的消息太靈通，私下懷疑他必定和地下組織有關係。我不正面的問他而隱約地刺探他，但他一點也不透露。我不僅是和他們之間，和其他朋友之間也常談起時局。二二八事件時一起到中山堂看處理委員會討論的台大醫學院學生許某也常問我是否有地下組織的線索，我總給否定的答覆。那時若把他介紹給林，後來組織被破，我與許的命運就全然不一樣。我因介紹他必定需負很嚴重刑責，許就不會有輝煌的將來。按，許後來當醫師，還當到某大醫院的副院長。
林終於說他參加了地下組織。我想既然我懷疑他有此關係，為何都不透露給我，而我一定是最會替他守密的。我推想他從我很坦白的談話中懷疑我的自由主義思想太重，對中共的立場不會太堅定，且我對台獨不排斥，我想只要針對國民黨，大家殊途同歸，都是朋友。
我和林的談話談的太深入已無法回首，我就答應和他維持個人間的密切關係甚至加入他的組織。他要我提出自傳，介紹了我認識一位在華南銀行任職的名為高懷國的人在第三水門外見面。我在他監誓下宣示加入他們的組織。於是我和林成為又是好朋友又是同志的關係。林平常沈默寡言，對於我所問的都不做充分地回答，特別是關於組織問題。他說組織只能有直的聯繫不能有橫的關係。他不告訴我他上面是誰，但我想像那位姓高的可能就是。他既不大講組織的事，我也就不問。然而我對於我在明處，他與其他不知誰的許多人在暗處的組織關係產生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感。我一方面和他接觸，一方面卻提防著不要太深入以免遭池魚之殃。他要我多介紹人與他認識，他說上面催他很厲害，急著要擴大組織。但我想我在明處，別人在暗處的不明瞭情況下不敢涉入太深，也就不敢貿然介紹人給他。甚至於對常問我有沒有組織線索的許某都不敢透露任何信息。不然，日後組織被破壞，我被認為吸收他人參加，我的處境定非常危險。至一九四九年間王明德出事、《光明報》被破壞，我更加小心不敢和林太深入。我的小心無形中救了我。不然我以後就逃不了整個組織，被出賣而遭更大的殃。我們整體地給「上面」出賣，信誓旦旦說無論如何也不會出賣我的林，最後還是不能不說出我。
當時大家生活都困苦。我把所領取的薪水都全數給母親當家用，自己幾乎不留任何零用錢。當時所住日本房子面積不很大，當一起住的二哥結了婚，更覺的地方太小，也就搬進台灣銀行坐落於重慶南路的第二單身宿舍。我們不用付房租，水電燃料與雇用的廚師都不必負擔。那裡離銀行只有一二十分的路程。陳獻琛，林昭仁、巫鳳毛、潘昭章、王耀欽、黃耀堂、蔡木榮、楊忠烈、陳瑞欽等都住在同一宿舍。
陳獻琛平常的言論比我激烈，他和正在逃避國民黨逮捕的陳炳基是堂兄弟。我被補，但他沒有任何跡象，我以為他顯然沒有參加組織。我本來懷疑他為何沒有參加組織，但我不敢問林。當時陳的父親逝世，他要擔負整個家庭的生活費用。幾十年後威權時代過去，我才聽說他曾經也參加過組織，但因他要負起生活責任，組織方面就讓他脫離關係。這個事實後來曝光，他雖沒有被抓去坐牢而獲自新，但其後一直成為情治機關管制的對象。按照國民黨的哲學，一個人曾經和組織有關係，若沒有向政府自首，後來雖斷絕了關係，仍被認為他繼續在組織裡。
我後來被捕關了十二年。刑期到，回來幾十年後，戒嚴解除，言論比較可自由，有機會和其他同學回想我們同學牽涉到這一次案件的，這些人除了林從周和我外，大都沒有組織關係，且我也不知他們是否另和組織有關係。這些人前後有：張義明、陳席珍、王明德、鄭文峰、林從周、曾群芳、陳廷裕、陳獻琛、與南部還有一位李清亮者。張義明當時在新莊當國中校長，不知受何牽連被逮捕坐短期的牢，但後來沒有事；陳席珍也不知何故被短期關在保密局；王明德惹起《光明報》事件，被判感訓而送到內湖執行；鄭文峰被逮捕後被槍殺；林從周被逮捕判了十五年、期滿回來幾年後病死，我受林從周連累被逮捕判十二年；曾群芳、陳廷裕、陳獻琛等三人身分暴露自首，免牢獄之災。但曾群芳、陳廷裕兩個因被懷疑自首不清被關進軍法處幾個月後脫險。
* 入學行政專科
台灣由一九四九年開始，由於日本軍事顧問白將軍設計施行徵兵制度，一九二八生（民國十七年）的首當其衝。我剛好不能置身於外。我接到了身體檢查通知。我想反正台灣政權的生命屈指可數，對於體檢通知我置之不理。不久我接到了法院的妨礙兵役的開庭通知，我出席了法庭，那是一偵查庭，和我同樣不理兵役體檢而被調問的有幾十人，可見大家的想法相差不遠。幾十名的開庭，大家亂成一堆。法官宣布大家不起訴處分，但要參加將再通知的體檢，而後大家散會。
我總想非想出辦法以避免兵役不可。湊巧當局為解決忽然增加由大陸跑來的大批流亡學生學業的出路設立了行政專科而在招生。該專科分甲種與乙種，甲種大學肄業一年以上為資格，要讀一年，乙種高中畢業就可，要讀二年。於是我應徵了甲種的行政科，參加了考試而被錄取。校舍暫借成功中學教室。於是我白天銀行上班，下午去赴五、六點開始的上課。我一方面有工作，當然無法正常的上課，偶而上課而平常則請同班的人給我護航。有時曠課太多，教務室要找我貼的布告貼了很多天我尚且不知道。我就如此混混逃過兵役。至一九五零年十月我被補，我不知我的學籍變得怎樣。法官可能也不知道，從來就沒有提及此事。當時我同班有三個台灣籍的和我處得很好，他們什麼名字，現在在哪裡，我一概不知。聽說黃信介、許水德以及和我一樣被捕的張振騰是當時的同校同學。我被捕時要逮我的特務說是為了問兵役問題，可見我的兵役問題那時還是受到情治人員的注意。行政專科後來和台中農學院合併，改名為中興大學。因該校是為養成行政人員，畢業生後來在官界發展很多。
* 地下組織發生問題
一九四九年八月底有一天，林從周很緊張的告訴我王明德出事被抓走。王明德會參加組織而被抓走，我是最沒有料到的，在我印象中他態度不穩重、有紈褲子弟的習氣，這種人怎麼會參加組織？王明德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被捕。
林從周不大講話，但也講經過給我聽，聽來真荒唐。事實是這樣：他暗戀著我同學住在基隆的姓賴（文泉）的妹妹。由於和賴是同學關係，他時常出入賴家而對他妹妹有愛意。他妹妹置之不理，於是他把大批的《光明報》放在她房裡要她看，如此可能是意圖一面要向她宣示他是非同小可的地下工作份子，一方面要教育她。但她就把這些《光明報》拿給她父母。他們竟拿這些向治安機關檢舉。國民黨正苦著找不到線索破獲《光明報》或中共地下組織，這成為絕頂的破案契機。王立即被抓，而導致設在基隆中學的《光明報》本部的破壞，因而導致整個台灣的地下組織被破壞。
後來組織被破壞，我始終以為王明德是唯一禍首。但聽多種情形後始知他是其中之一而已。聽說主要人物之一的李中志搬家時竟把藏在日式房子天花板上的文件等重要資料忘記搬走以致被檢舉被補，實也荒唐。
王被補後我關心的問林會不會有事，他說他不會被波及，但自那以後他顯得緊張，好像一直提防著。整個情勢真有風聲鶴唳之感。我一再地問他是否有關係。他說沒有關係，萬一有什麼不對，他可以逃匿於幾個山上的幾個地點。我不知他指的哪裡，但以後組織的陸續破壞，推想指的是鹿窟、阿里山或什麼地方。
我不知鄭文峰是否受到波及。我與他沒有組織關係，雖然我懷疑以他的反國民黨的熱誠他總脫不了關係。他經我介紹認識了山地分教所的黃校長，忽然跑到那裡當教員，是否因擔心受此波及不得而知。於是我們常在一起的幾個同學有了新的旅遊場所，他們幾個結伴去，也愛上了那純樸的地方。解嚴後才聽說，鄭當時有把那裡做逃亡基地的想法，但不知何故沒有做成。我後來被補但都沒有被問到與鄭的關係。他都沒有供出我，雖然我想他一定知道我與林的關係。
台北夜間常有不停的飛機聲，一聽便知又是由大陸某個地方撤退。我從英文報看到大陸撤退當時的情形。國民黨一由什麼地方撤退，沒有例外地就把所關的政治犯槍斃，增加恐怖氣氛。我也從報端看到蔣介石為革新軍隊以保衛其台灣的政權，透過戰爭一結束時他所營救的岡村寧次，大力地雇用白將軍為首的過去日本的軍官，在台灣革新軍隊的制度與軍官的教育與訓練。
台灣情勢緊張，中共隨時有渡海來解放台灣之勢。林從周一方面也著急，想拼命的擴大其組織而常對我加壓力。但我始終無動於衷，我越加對他的組織沒有信心，組織已有問題，且其中原因是王明德的荒唐事所引起，如此不堪一擊，我怎敢相信？但我也不便批評。我想我已騎虎難下，怎麼可擴大組織連累別人？我只是與他虛於委蛇。
我聽到了很多風聲，住在師大旁邊大水池邊的台大講師李薰山被帶走，煤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劉明被抓，甚至其祕書木柵人張釜鈿也被請去，住在新店和我一樣讀老松公學校、後來讀開南商業、畢業後任職於郵電管理所的王文清也被抓走，延平學院院長朱昭陽與第二中第一期生的其弟朱華陽也出問題。我也聽到文山中學出了事情，聽說有一些學生在操場打球，球滾進操場旁邊日式房屋的床底下，找球時赫然發現那裡藏有槍枝等武器，於是一些人遭逮捕。新莊國中也出了事，而當校長的張義明也被抓。當然我很關心這些人的其後。我晚飯後常走到師大旁邊李薰山住家看看。我看到他那熟悉的名牌依然很寂寞的掛在門前，但我不敢進去問他太太關於李的情況。李任職於台大，和當時也當教職的我二哥英茂是台大同事，也是好朋友。他所住那棟房子本來屬我大哥英儒所有。他在戰爭後從日本人原主承接，住了大約二年後要搬回木柵時，我二哥把它無條件的送給李住。李後來告訴我，他被捕後幸虧有那一棟房子，他太太把它變賣幫助他家家計很大。劉明後來被判「資匪」，人被關，龐大家產被沒收；張釜鈿雖被請進保密局，後來沒事，沒有經過軍法處就由保密局直接釋放；王文清牽連於郵電案，被處十五年徒刑；朱昭陽後來沒事，但其弟朱華陽被處七年；張義明沒事。
* 組織被破獲，大逮捕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四日早晨，到銀行上班，看營業部有些反常，三三五五地站立著不知談論什麼。一聽，原來前一天晚上林從周被抓走，且是雙手被反銬著。我立即有不祥的預感可能會被波及，我緊張地不敢逗留在銀行。那一晚起幾晚我不敢回去我所住的銀行第二單身宿舍，而跑到木柵、樟腳、或景美不定住所地睡覺。
當天的報紙詳細地刊登昨天晚上舉行大逮捕，說中共派到台灣工作的首腦蔡孝乾被政府抓到，坦白地交出一切組織關係，因此幾乎所有的政要幹部與各地的地方委員會都被破壞殆盡，昨天的大逮捕是全省性的，且是最大的一次。其實已延續了有一些時候，且還在繼續中。蔡替政府呼籲，政府頒有自新辦法，自首的既往不究，給自新，但必須要把案情無所保留的供出。我知道事態非常嚴重，這正是我所擔心的。我本能地覺得不能自首，因為如此做會害到被捕的林。一方面我相信，中共攻台箭在弦上，拖些時候事情就會自然解決吧。
我暫時向銀行請假。因都看不出有抓我的動靜，我想我牽涉的不深，甚至於有沒有正式的牽涉都有疑問，且林一向堅決地表示，即使他出問題也不會把我講出來。我首先半躲半公開地，後來因見不到任何動靜，就索性每天照樣上班。
有一天曾群芳找我到銀行來，他很驚訝我還上班，告訴我太危險而勸我要躲藏。他要我帶他到鄉下躲，他一起帶了一位我不認識的人，說是其同鄉在跑路。我始知曾有組織關係。於是我立即離開銀行帶他們到木柵陳家和家讓他避難。曾沒有告訴我他朋友的名字。我只知道他畢業於師院，在其家鄉竹南當教員。他原來被捕到警察局後，設法成功地逃出。我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有問，以免成為日後的心理負擔。因我藏匿他的事日後萬一暴露而被調查機關追問，我想我若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遭受多厲害的拷問也無法從腦裡無中生有的講出他的名字。他就跟著我躲藏，我無形中救了他的命。他當時若沒有由警察局逃出，且逃難失敗被抓回必定會被槍斃無疑。我不知他以後的狀況。我坐牢完也不敢問他的其後。解嚴很久後始知他姓顏，但仍不知他的名字，再過多年，才知名為松樹。原來他躲藏一段時間出來自首保住了生命。但至今我沒再看過他。
我半躲半公開的動作引起了幾個同事的懷疑。有一天營業部副理鄭萬生對我說，我若有什麼心結應向政府辦理自首以維安全。我覺得那是不可思議的事，要辦自首是要把所知經過的都全盤抖出來，不然若被認為不坦白或有保留，自首會無效，反而等於自找麻煩地告訴他們祕密，成為他們處刑的藉口。蓋自首辦法有規定，自首不坦白自首就不成立。要自首不可避免地要講出人的關係。我非把和林從周的詳情講出不可，我不知林講我到什麼程度，故我不能講得太超過以致加重他的刑責。現在我的情形多出曾群芳與他的朋友而增加了複雜性。我聽到這個或那個的，很多人自首，其中有一台北二中前輩當醫生的翁某（庭俊）。
我晚上不敢回銀行的宿舍或和平東路的家睡覺，而跑回去木柵，有時就在老家隔壁睡，更多時到樟腳陳家和家睡覺。白天則在附近的河流游泳抓魚打發日子，但一面非常注意社會的動靜。因都看不出抓我的跡象，我想我牽涉得不深，甚至於有沒有正式牽涉都有疑問，且林不一定供出我。他不是一向堅決地說即使出問題也不會把我講出來的麼？我首先半躲半公開地，後來就索性每天照樣上班。
* 陳家和的庇護
樟腳陳家和家便成為我與顏的短期間的避難所。我避難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有時候到木柵。但到木柵也不敢在家裡睡覺而常在隔壁謝德修家或高銘輝家睡。在謝德修家或高銘輝家睡覺一向是我們幾個朋友的習慣，故他們都不會覺得有疑。我有時就到景美火車站旁的大姊家。如此做不定點的住宿。
顏兄大部分住於陳家，偶而暫時離開，推想是回竹南。他把環境摸得很熟，自己坐新店線火車到景美站，然後沿著景美溪經過寶橋走路到陳家。我不知他繼續到什麼時候。因我不久被捕，我就不知，也不敢過問他的情形。我猜他可能在我被捕後沒有多久就向政府自首結束其逃亡生活。
我真感謝陳家和一直對我的庇護，更難能可貴的是不討厭也不害怕的庇護素不相識的顏。陳父陳泉先生或許對顏起有疑心，但始終沒有表示任何難色。我與顏都非常感謝陳家和的庇護。
儘管我被捕後擔心陳家和庇護我與顏會出事情。我擔心當顏被捕或自首時會不會牽出陳家和，因顏案總會做一結局，不是被捕就是自首。若牽出陳，將很對不起他，不僅怕牽出包庇事，更怕或許陳被懷疑和組織有牽連，在國民黨調查機關的問案是很可怕的。那將成為我的更多更致命的罪責，我的處境將極為危險。但大家終於相安無事，我擔心的悲劇沒有實現，顏後來自首，不久曾也自首，都不曾觸及陳家和，也沒有牽連到我。
* 曾問我我下面有一個人是否是陳家和？
曾某看我與陳那麼要好，陳那麼死心蹋地地庇護我，問我他是否是在我組織下面的人？我毫不考慮地立即堅決地回答說不是，他與組織沒有關係。本來曾某可能由林聽到我下面有一個人，而猜測那就是陳。我固然對陳提及組織事而他知道我是其中之一員，我徵求他加入而事實上他也同意，但我看王明德事件發生我就一直拖延不介紹他與林見面也不叫他拿出自傳。他既然沒有拿出自傳也沒有宣過誓，當然我不認為他已是組織的人。事實上我看到組織搖搖欲墜，雖然林給我很大壓力要我吸收黨羽，我無法推卻，就說我已成功地吸收一個，至於那人的自傳我會補送，但其後我一直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事實上我若有心要吸收人，我很可能運作許某成功，因他曾經問我是否有地下組織的門路。我沒有給肯定的答覆，因那時我對組織已沒有信心，不敢冒險擴充以致不能自拔。
曾某聽我否定也就相信我不再追問。我讓陳某成一個模糊狀態，以後萬一有事那一個也不牽連哪一個，反正是或不是又怎樣。後來我被捕，他們兩個自新，從頭到尾沒有人牽出陳某，不然對我、曾某與顏某都會帶來極為不利的結果。我後來被捕坐牢看到其他很多人類似情形。他們真亂地不可開交，只要有一點情節，那情節且是比陳某小得很多，卻互相牽連造成很嚴重的局面。
* 韓戰發生
我半躲半避了一個多月，六月二十五日晴天霹靂地知道韓戰發生。接著美國派第七艦隊駐防與巡邏台灣海峽，說是把台灣海峽中立化，實際上是要保衛台灣以防中共攻佔。我知道攻台「暫時」沒有可能，而我本能地擔心起那些已被抓的以及成為要抓目標的那些人的命運會怎樣？我知道他們會很淒慘，已被抓的要宰要割隨國民黨之便，成為要抓目標的，在此狹窄四面被海封閉無處可逃的台灣，成為甕中之鱉，將無法逃避被抓命運。但我萬萬沒有料到，那些人的下場比我所擔心的還要淒慘，他們被抓得寸草不留，而其中大部分竟遭非常不人道的殘殺，比我預期的處置還要嚴厲多，倖免慘殺的則大部分被長期監禁。這乃是所謂的五○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台灣大悲劇。而中共的攻台不是「暫時」拖延而已，甚至拖至半世紀後的今天仍遙遙無期，甚或成為不可能。
政府對其所施的白色恐怖事件事後辯護說，政府之舉是合理、合法，是正當而不得已的。但我們看被屠殺或被監禁的人除了一小部份人或牽涉有武器或暴力外，極大部分的人對政府只有意識上的離異問題而已，對於未曾牽涉到暴力問題的，政府小題大作地把那些人屠殺或長期監禁，是極大的犯罪問題，而造成了世紀的大悲局。
政府更辯解說假若當時不採取那麼嚴厲手段，其政權就保不住。一個不代表人民，不得民心的政權是否有權為保護其一小撮特權的統治階級利益濫殺人民固有爭議，韓戰發生台灣由美國保護，絕對地安全，沒有被進攻與被顛覆的危險。把那些落在其手中的無望的人屠殺或長期監禁不是保衛台灣的必要之舉。只是作為無理屠殺的託辭而已。韓戰使中共的解放台灣成為無望或遙遙無期。我們當時看不出這一點，幻想台灣不久很快就會被解放。
* 社會上風聲鶴唳
當時社會上一片風聲鶴唳。五月前後大逮捕所抓的人，大概漸漸的就要由國民黨調查完畢，怎樣處置一個一個就要定奪。處置的結果一個一個出爐，國民黨就大刀闊斧地處以槍斃或長期徒刑。
一有人槍斃，國民黨的通訊社大道社就發布通訊，御用報紙《中央日報》、《新生報》就大肆登載於報上。有時大幅地登，有時僅登於一角落。我被捕以前所登的大案有：吳石案、劉晉鈺案、李朋案、基隆中學案等。至於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案、學生案、鐵路案、郵電案、蘭陽案等大案是我被捕以後才定奪的，故我錯過機會看到其內容。這些都是震撼社會的大事件。
吳石案是以國防次長吳石為主，軍方企圖叛變的案。據報導，國防部存有強大的臥底組織，明目張膽半公開地運作。結果吳石等被捕後當然被殺。劉晉鈺是台灣電力公司的總經理，受其在台大唸書相當活躍而已逃回大陸的孩子的連累，說是要響應中共的解放而被槍斃。李朋說是第三國際的間諜，政府握有證據而給槍斃。當時中共與蘇聯與第三國際在政府的想法彼此沒有分際。唐志堂是台北二中早我二期的前輩，牽連基隆中學案被槍斃，林如堉也是台北二中的前輩，說什麼被捕在台北監獄服刑時對別人講解共產理論而被槍斃。
我在英文報紙看到政府雖沒有公開但卻有白軍問題。所謂白軍則是蔣介石重金聘請過去日本將領以訓練其高級軍官圖以從根底改進其軍隊，使其脫胎換骨。本消息是得自香港的英文報紙。此舉得到了很大效果而使美國側目。這和美國的第七艦隊雙重地穩住了台灣的防備。
* 被捕到東本願寺（保安處）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上班了約一個鐘頭，經理室來人叫我去一趟。我一進去看到兩個大漢坐在那裡和經理談話，一看到我進來，兩個大漢就站起來說我兵役上有問題，有事要問，要我一起去。我立即知道怎麼一回事，他們不明言要逮捕我，卻扯到兵役問題。可見他們知道我被兵役問題煩擾著，但兵役問題不是解決了麼？我為免服兵役不是取得有行政專校的學籍？於是我跟著他們走出銀行，一出門他們就摸摸我的口袋看看有沒有武器或危險東西。我們徒步往西門町方向走。我本能地想必定是要帶我到惡名昭彰的東本願寺去，那裡自從台灣光復以來一直被利用做為專門關與拷問政治犯的地方。果然我們走到了那裡。東本願寺是日治時代日人建的寺院。國民黨來台灣利用為關政治犯、思想犯的地方，稱為保安處，屬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它曾稱為情報處，後來改稱為保安處。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後來改名為台灣省警備司令部。
我一進東本願寺，雙手被銬，關進地下層大牢房前面的走廊。大牢裡面關有很多臉色蒼白穿著紅色布製短袖囚衣褲的人，紅色的囚衣對應著蒼白臉色更使臉色顯得蒼白，可看出他們好久不見天日，給我的印象真不像現世的人間。我感慨虧國民黨會想出此紅囚衣以增加此恐怖氣氛。他們看到在牢房前面的走廊蹲著的我，靠進牢房柵欄來問我這、那的，也問我有沒有帶香煙。我就把口袋裡的整包香煙丟給他們。接著我被命令把口袋裡的東西與所帶的錢與褲子的皮帶拿出來寄存在看守那裡。這些就是他們收押人的手續。
* 我被關進二樓的獨房
接著我被帶上寺院原來做為本殿的上一層樓。一上去，只見走廊兩邊排有整列的單人小牢房。獄吏士兵打開左邊第三間房門要我進去而狠狠的關上厚厚的木門，鎖上了鎖後走開。於是我的牢獄之災開始。頓時我覺得好像掉在黑洞的深底，再也脫離不了。我想很不可能再活著出去，而且能活多久，一切未知數。
牢房比走廊高出半公尺釘有木板底板，前面有很粗的木頭角材做的柵壏與同樣角材做的門。一進去裡面暗暗的首先什麼都看不清楚，片刻一定睛可看清牢房呈細長狀，寬約八十公分、長兩公尺多、最裡面開有一小洞當馬桶用，高只夠一個人站起來不碰頭的程度，和兩邊鄰房砌有磚牆，磚牆頂端各開有一個使空氣可稍流通的孔。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左右隔壁房關著軍人模樣的，一個是東北人，另一個是哪裡人我已忘記。
初進裡面覺得一切沒有希望，整天就在暗暗的那麼一點空間呆著，人既是落在殘忍出名的國民黨手裡，鐵定沒有希望活著出去。中共就快要攻來，那時再也無處逃跑的國民黨必定惱羞成怒不會放過我們。國民黨的高官逃離台灣到別國流亡，臨走時必定像撤離重慶、上海時一樣，把抓在手裡的政治犯來個機關槍掃射一個一個的屠殺。我就如此東想西想，但有時又會想也許有希望，台灣已是最後基地，無處逃跑。臨終時國民黨也就怕報復不敢屠殺吧。但又擔心起韓戰不知會怎樣？台灣的解決會不會是很遠的將來？
* 陳正宸被關在我斜對面的獨房
走廊斜對前面的獨房關著嘉義籍師範學院學生陳正宸。他比我只早來幾天，長得幾乎和我一樣高，聽說為逃避國民黨追緝藏匿在山地被抓來。因他是有受教育的大學生，又是因大同小異的事情被抓來，我像得到知心的朋友，我們一有機會就無所不談，講到案情，講到時局，講到等著我們的問案刑求，講到我們還有沒有的未來。我們講得很投機，彼此的觀點幾乎相差不遠。就中我們最關切的，是如何面對很快就要面臨的問案與刑求。我們想像訊問的內容與我們可講不可講的範圍。但老實說這種想像對彼此都很不利，我們應想到把一切法官所問堅決地否認才是。但好在我們不忘一個很重要的一點，除非法官所問，一切不能主動地講及。這點雖然好像不重要，但經過以後的坐牢與看到他人很多為這一點而失敗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又好在我在保安處只是過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沒有遇到鄭重而深入的訊問，故沒有出何訊問上的紕漏。
我比他早離開保安處，接著我被送去保密局南所、再北所而到軍法處。那時我和早我到那裡的他再同被關在十六房。我又先離開軍法處先到綠島，我在綠島後才看到他被送到綠島來。我由綠島送回軍監，他也一起送回。我們在軍監同在一段時間後，他卻被誣告又被送去保安處，然後卻再到軍法處而被宣判死刑，結束了其充滿憧憬卻不幸的短暫生涯。
* 原來林從周還是供出了我
我被捕時一直懷疑林從周有沒有供出我。我被捕，答案變為很清楚。他先前一再地向我保證組織非常嚴密，絕不會出事，萬一出事，組織也準備有許多藏匿處，特別是在山地有基地般的地方，可由城市往那裡避難，絕對安全。又即使出事個人上他絕不會供出我。但結果證明組織多脆弱而他的保證多空洞，組織崩潰兵敗如山倒，他被捕很快累及到我。他沉默寡言做事認真，做地下工作絕不含糊，就把整個生命放在其工作上，他是絕對可信賴的人，但竟然對我犯此致命的錯！我在獨房裡想來想去不可理解。但能不能理解又有什麼用，面臨我的現實是一個對我只有凶沒有吉的生死鬥。
* 被捕後的頭一餐與頭一晚
很快到了開飯的時間。伙夫兵提著裝有飯菜的木桶到牢門前來，拿出鋁盆，把飯與菜一起打在盆裡遞進來，是白菜摻兩三個油豆腐。我沒有食欲，沒有吃。很快就是晚上，我就要就地睡覺。裡面沒有枕頭也沒有鋪蓋，我除了所穿襯衫外沒有帶任何東西。獄吏拿了一條薄薄的破毯子丟給我。於是我就把鞋子當作枕頭，蓋了那條破毯子縮捲著身子而睡。
我們沒有白天或晚上，周圍對我們都是一樣暗暗的。若不仔細的看透過走廊可窺見的一點天色，不知道一天又過去。至晚上聽到駐屯的士兵列隊集合點名，大唱「保衛大台灣」歌，才知道應是睡覺的時候。他們的歌是那麼地無助、悲慘，就像被中共攻來消滅似的，在絕望中使出全力在唱亡國之調。被關著的我反而對他們生出無限的同情。我聽那歌聯想到日本將要戰敗時流行的「直到最後一日」一歌，同樣無助與悲慘。後來聽說那一條歌是由一個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所作，後來被禁唱了。「保衛大台灣」歌名影射著「包圍打台灣」。
* 沒有衣服更換與沒有睡具
我被抓進的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雖已十月底，天氣相當暖，我只穿了一件襯衫上班而被抓走，沒有帶換洗的衣服，也沒有帶毛巾牙刷。十月底的台灣隨時都會刮西北風，風一吹就會忽然地變冷。兩三天後不可避免地風來了，氣溫劇降。我在牢裡能穿的全部只有那一件襯衫，睡覺只有獄吏給我的那一條破毯子蓋，真是冷得受不了。那一條破毯子極薄，散發著奇臭的味道，我顧不得那麼多，現在對我卻是無比的重要，我蓋著它縮捲著身，努力入睡，但心裡總團團轉，我想那條破毯子以前不知幾個人蓋過，而那幾個人可能大多已不在人世。我也想，為何獄吏沒有發給我初進牢獄時看到大家穿著的那極為恐怖而噁心的紅色囚衣褲？有了它可緩和我目前的捱凍，但又想，即使如此我還是寧不穿它。我們不容許和家人或其他人聯絡，沒有管道送東西進來。事實上那裡是祕密機關，家人除了靠想像外不會知道我們的下落。因沒有毛巾與牙刷，早晚只能用獄方分給我的一茶杯的水用手擦擦牙齒就打發過去。當然也沒有內衣內褲更換，好在一個人在一個房間，可把內衣褲用少許水搓搓，等衣褲乾燥時，我可以光著身子。就這樣子我度過了在保安處的大約兩個禮拜的日子。
* 光復節與蔣介石生日的加菜
我到那裡兩天後，平常只浮著兩三小塊油豆腐與青菜的飯菜忽然地變為茭白筍炒豬肉。原來那天是台灣光復節，外面還不斷的傳來遊行的鑼鼓聲。我想光復節有什麼可慶祝的？日本戰敗走了後，台灣的苦難不僅一點也沒有稍減，反而更加厲害，事實上開始更多的苦難，先有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現在更有大批大批地抓人、殺人、關人事件，比二二八事件更變本加厲。再過五、六天忽然又有加菜，聽說是蔣介石的生日。我從不知他什麼時候生日。但在這種軍閥或國家軍隊都分不清的地方，他的生日比什麼都重要。
* 曹秀專託人帶東西
幾天後，忽然有一位台灣籍工作人員送些食品與日用品到牢門前給我，真像及時的雨。原來那是受銀行同事曹秀專小姐之托而帶給我的。那個人是銀行同事李小姐（瑞雲）的男朋友，我在銀行時依稀聽過她有當特務的朋友，原來就是他，就在保安處做事。曹小姐和他連結上，其後每隔幾天就托送一次東西來，直到十多天後我被送離保安處為止。
他拿東西給我時總會稍站一會和我聊天。聊天間他很想由我挖出東西。我也很想由他口中打聽出他所知道的和我有關的消息、因我本人的案情我實在知道的太少。他問我曾群芳的消息，我當然回覆說不知道。但我內心暗自欽佩他對我案情知道一個大概。
* 保安處是恐怖大本營也是暗殺的大本營
在保安處我懷疑一九四九年間常有一卡車一卡車的人被載到景美十五份 ，然後卸下轉運於一個車只能坐四個人的手推輕便車，被推到路的盡頭的山腹下，那裡挖有隧道，穿過隧道至對面有三個煤礦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被卸下，然後被集體屠殺而被就地埋在那裡。那些人是不是都由這裡保安處發送？當時大陸正在撤退，有很多人隨著國民黨來。好像只要有一點嫌疑就索性為省麻煩而加以消滅掉。當時還沒有大費周章地來一個表演性的軍法審判，以包裝其暴行是合法。但現在不然，抓的人很大部分是在台灣有家的本地人，要屠殺也總不能不考慮做法律的包裝。如果一個政府對於只是有不同意識的管轄下人民，動輒以屠殺對待，能說是合乎人道，合乎民意的有為的政府的合法作為嗎？其違反人道之程度並非法律的外衣可矇騙的。
幾十年後我聽到澎湖事件的故事，也是和十五份的祕密屠殺如出一轍，一九四九年間政府集中大批大陸來的流亡學生於澎湖而把他們拋進海裡加以祕密屠殺。一九九零年間做過國防部長的孫震也是那一批流亡學生之一，險遭填海之前遭緊急煞車，沒有成冤鬼。
幾十年後由當時一九四九年間早期關在那裡的陳孟和（於一九四八年底第一次被捕，於一九四九年六月被釋放，再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被捕）、施顯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與周坤如（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被捕）聽到當時保安處的恐怖情形。他們都證實常在清晨一批批人被綁著送走而沒有看到再回來。那很可能就是十五份屠殺的那些人。他們何曾想到會被送去集體屠殺。施、周兩個人都沒有聽到過十五份的故事。但他們聽到更多的屠殺方法都被該機關採用過。
我以為保安處的祕密屠殺只是後來採取軍法審判的法律包裝以前的過渡形態。不料幾十年後由邱茥壁聽到；他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間軍人監獄屠殺事件後，受其餘波，被送到保安處調查而轉關於六張犁靠山下面的保安處分所時，仍看到有整批的人似被要送去集體屠殺。可見祕密屠殺仍一直一再的重演。
* 十五份的秘密屠殺
一九四九年間，一清早常有軍用大卡車，不知由何地由憲兵押來整車的帶有手銬腳鐐或被繩綁住的一些人，載到公館稍過的十五份把人卸下，轉載於用人推的走軌道的稱為台車或輕便車，一車坐兩個三個四個的沿軌道被推走。那時還沒開有現在的興隆路，而開有十五份到木柵的輕便車軌道，大概沿目前的興隆路走，走到平地盡頭與山坡地交叉的地方挖有隧道，過隧道有朝日煤礦等三個煤礦，那裡一經過，便是木柵。太平洋戰爭時期汽車等交通工具奇缺，很多去木柵仙公廟的香客藉該台車到木柵，然後從那裡徒步上山。
載被帶上手銬腳鐐或繩子綁的一些人的台車，一車一車的就在隧道過去的地方停住，卸下所載的人。那些人被押往一兩天前預先挖好的大孔的前面，旋即槍聲大起，那些人一個個地倒下，被推進大孔裡，蓋上土，草草被掩埋。也有一說說每一個都被分別地埋進一個孔裡。當時每隔幾天或一段時間就有一次這樣的屠殺。而每一次，一發生，風聲就傳遍四方，附近居民都陷於極端恐怖中。
那些人究竟什麼人，由那裡來，大家都好奇，但互相不敢問，對屠殺事也不敢講，也就一直成為謎。推測被殺的人必定是來自關政治犯的東本願寺，且那些人猜測大多是外省籍的，初由大陸逃難來，在台灣沒有家族，因此人即使失蹤也沒有人會找尋的。後來聽當時被關在東本願寺的人講，當時常有一批人一早就被調出而沒有看到再回到那裡，可能就是那樣一被調出就被殘殺掉。而被調出的人以為是被調到別的地方，何曾料到一被調出則被送到鬼門關。我不知前後如此被殺死有多少人。
* 最擔心會被刑得如何厲害
大家公認保安處是恐怖大本營。一進來大家都擔心會被刑得如何厲害那也是我和陳正宸共同最關心的問題。陳正宸成為唯一做閒談的對象。我一有機會就和陳正宸隔著走廊偷偷地講話。國民黨訊問與逼供的殘忍是有名的。在社會上盛傳東本願寺裡不人道的種種傳說。心想，到時就全力以赴吧。我們兩個都非常擔心提訊時會怎樣，如何面對很快就要面臨的問案與刑求。我們想像訊問的內容與我們可講不可講的範圍。我們共同的結論是沒有被問到的不能主動的講，絕不能講。這點雖然好像不重要，以後就知道這是多麼地要緊，生與死往往就只在一句話。經過以後的坐牢與看到他人失敗的情形就知道其重要性。好在我在保安處只是過境之客不久就被送去保密局，故沒有遇到鄭重而深入的訊問，也就沒有出何訊問上的紕漏。
人往往以為回答得儘量充分就能表示坦白與合作，審問的人就不會逼地厲害。事實不然，講的太多易出紕漏，成為被追究的把柄，而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後來看到很多例子，槍斃不槍斃，關多關少、往往在於一兩句話之差。國民黨一抓人就忙著訊問，一方面要他供出更多的人，一方面使他罪狀加重。抓更多的人、罪加的越嚴重，辦案的人領的獎金也越多，升官越高。我常看到關在那裡的人被叫出訊問，回來時不能走路，必須由兩個獄卒挾著兩腋扶回來。
我以為一進來就會被審問拷打。但一天過一天都沒有什麼動靜。在保安處單獨被關在二樓獨房的，是被認為案情重大或需逼供的人，是拷打的主要對象。經過拷打後認為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問則被轉調關在像入口處的大房間去。我進來時比較幸運，因抓的人太多，除非案情比較嚴重，審問官不想也撥不出時間急於審問像我這樣案情可能不很嚴重的人。聽說早期，人一被抓進，立即就叫出去痛打以下馬威，而真正厲害的拷問還在後頭。
我們會有什麼命運，我在外面已由報紙看到，會經由軍法判刑，被認為嚴重的，一宣判立即押往馬場町槍斃，不嚴重的則被判徒刑而被送去軍人監獄執行。現在關我的地方東本願寺是屬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聽說以前的名字為情報處，是一個調查機關。有嫌疑被抓的人先送來這裡拷打，使其供出更多人以便逮捕，且經訊問取得口供後送去青島東路也屬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做名目上的軍法審判而加以槍殺或囚禁。我後來知道，其實所破的台灣工作委員會關係的訊問拷打的總部還不是這裡，而是國防部的保密局。因此這一次所破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關係的，不管是哪一個機關逮捕的，都會集中到那裡做最後的訊問，做出口供才轉軍法處。抓人的機關很多，保密局、保安處，刑警總隊、憲兵隊、陸軍總部、海軍總部、空軍總部、聯勤總部等都是。我在這裡短時間後被送到保密局總部，坐落於延平南路。
* 保安處的訊問
我的腦裡始終離不開如何應付無可避免的訊問。事實上我對我的案情仍在五里霧中。我除了林外不知和誰還有關係。我苦思我的案情，很想知道更多真相。我很想和那位台灣籍特務的李小姐男友談話間問出什麼東西來。他更是想由我問出或釣出什麼東西以表功。他提及曾群芳的名字看我的反應。但日後法官訊問時都沒有提到過曾的名字，可見他預先已對我的案情有所研究。我想他怎麼會知道曾的名字。他知道的事法官當然知道，但法官為什麼沒有問我？事實上以前我一直不知曾群芳與有案件上的關係，直到林被捕後，他來銀行看我，才知道。訊問中也沒有提到過同樣被捕的鄭文峰。他雖在案件上和我沒有關係，但以他的活躍度來看，我想他應知道我有牽連，他沒有帶給我無謂的困擾。
我在那裡十多天被訊問了兩次。首先以為必定會被拷打得很厲害，但都沒有拷打。可能因我的案情已明瞭，沒有什麼嚴重，不值得打。我被收押兩三天後，偵查的「法官」（我們把訊問官如此稱呼）頭一次提訊我。他說林從周說我有參加組織。我否認，但「法官」說，既然有人講出就一定不會錯，他說世間那麼多人不抓為何要抓我？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就像車禍吧，車為什麼不撞那麼多人而偏要撞我，難道是我的責任？我說我和他只是朋友間的來往，只不過是關心時局與政府的命運，偶而和他談起，但那也是大家關心談論的焦點，和他談不足為奇。但我沒有參加過其組織。
於是我證實我是因為林講出而被捕的。他被捕前經常說萬一有什麼事，他寧死也不會交出我或什麼人。於是他不連累別人的神話在我的腦裡徹底地破滅。法官要我寫自傳，但當我寫幾字寫到孫文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因而我才認為同情共產主義沒有錯。法官也許認為我的案情單純，再多浪費時間也擠不出什麼東西，就叫我不必繼續寫下去，但要我承認我有參加組織。我說我只有和林時而討論事情的關係，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除了林也不認識任何人。
我說我不否認自從二二八事件後我對政府失去信心，希望政府有所改善，變為民主的政府，或換別人主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持有同感。但我沒有做過加入黨的宣誓、也沒有交過黨費、更沒有領過黨證，怎麼說我參加其組織？我要求「法官」讓我和林當面對質以證實我言。但「法官」不理我要求，且不管我如何否定，說林既然供出，否定也沒有用。最後我在其恫嚇要用刑下，按照他意思在口供上簽字。
「法官」每次調我問話總要我寫出我交往朋友的名單，我心想我一寫他們豈不也被抓來？我只寫了林從周，說他是我唯一有來往的。我知道寫出朋友名字會連累他們，那是我最不願意做的，我自覺驕傲，我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因我受到連累的。
他問我有沒有參加二二八活動。我想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講，不然豈不讓他咬定我有實際叛亂行為？我說沒有。他不再追問。
他要我填寫我持有的財產，我說沒有財產而不寫。我被捕的遲，常由報端看到被判死刑的人或有些判徒刑的人總附帶地被沒收財產。我想我若寫有，將惹起不必要的麻煩。我想有的人其實案情沒有那麼嚴重，但因政府覬覦其財產，故意加重判其罪，加以謀殺，沒收其財產。
我詫異保安處問得那麼潦草，一點也不重視我的案件似的。事實上是如此。我在保安處十多天後被單獨地送到保密局，那裡才是正式要訊問我的地方，因此保安處只草草問我做一交代就可以的吧。
* 保密局
接著我一個人被銬著手坐上小卡車被送走。只行走幾分種光景至總統府後面的一棟老舊鋼鐵水泥日式洋房。那就是國防部保密局，是國民黨最高情報機構軍統的大本營，一進大廳看到裡面隔著走廊排有兩列牢房，每一個牢房只有六個榻榻米大的面積。那裡日治時代屬台灣軍司令部軍法局的看守所，故關人的設備齊全。牢門裝有厚厚的木板門，開有四方形的能送東西的小洞。牢房裡面關的人像被密封在裡面，看不到走廊。
我一到就被關進密密麻麻關有十多個人的房間，房裡面多人站著，我進去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裡面的十幾個人擁擠在坐也坐不下的地方勉強地豎著腳坐著。雖已是涼快的秋天，房裡卻是熱氣逼人。大家都穿著監方給的破爛不堪的藍色棉襖，個個沒有表情。在那裡首次領教過牢房超級擁擠的滋味。這麼窄的人關那麼多的人，怎麼忍得下去？但也要忍。日後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才知道軍法處擁擠的更厲害，比起來保密局還是小巫見大巫，而在我十二年的整個坐牢期間，我幾乎都是在擁擠的環境渡過。
我一進去大家照樣問東問西，因他們和社會隔絕有一段時間。我只敢輕描淡寫地講了一點，也告訴他們韓戰開打的消息。因我想他們的成份五花八門，說不定有政府派來臥底的。定神了後知道，所關的只有兩個台灣人，其餘都是外省人。台灣人中，一位為許燈炎，個子高高、文質彬彬的，是熱帶醫學研究所的醫務人員。他不願多講話，我只知他新婚不久，坐腳踏車上班的途中被抓來。一位為李凱南，高雄縣人，彌陀國民小學教員。看起來草根性大，好像在農民工作上出過很大力。他是逃避國民黨的追緝在山上被抓的。他有一位名為李碩喈的哥哥在二二八事件後因國民黨緝捕而逃到大陸（於一九九五年左右在大陸逝世）。我被關進去沒有幾天，另有一名為王石頭的台灣人被抓進來。他跑路露宿在三峽大漢溪旁時被抓來。
許燈炎整天擔憂著自己的命運，他當心自己很難逃出被殺厄運。王石頭一進來就非常達觀，他不幻想有出去的機會。李凱南也有心理準備，但他不甘心就這樣遭屠殺，始終想如何找機會脫逃。他向我打聽台北市下水道網的分佈情形。但慚愧，我沒有這種常識可供參考。他後來在軍法處再和我同被關在第十六房時與當時關在那裡的台南案人與于凱案等人一起策劃逃獄，但沒有成功。由他講話的架勢可看出，他和農民相處頗有一套。那三個台灣人後來都被槍斃掉。由他們講的案情，照當時國民黨亂殺人的行情而看，他們逃不掉一死是當然的。
後來我被調離南所，經過北所後到軍法處時又遇到了李凱南。我離開保密局經過軍法處再到內湖、綠島新生訓導處、軍人監獄等，但我始終沒有再遇到許燈炎與王石頭，也打聽不到他們的消息。我擔心一定是凶多吉少。一九九三年六張犁發現兩百多位當時被殺的一部份人的墳墓時，我終於證實我心底的擔心，他們果然遭殘殺。許燈炎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和台南案的徐國維一起被處死。當時和許燈炎同樣服務於熱帶醫學研究所被抓的，據我所知，還有謝湧鏡與葉耀瑞，前者被殺、後者後來和我在同一個判決書同樣被判十二年徒刑而一起在綠島的三隊。至於王石頭，則除了知道他已死外不知道詳情。幾十年後才知道至於同房許多外省籍的，他們牽涉到的案情與後來的命運則不得而知。因為那時彼此素不相識，在那種恐怖環境也不敢無所保留地談，且已是離今半世紀以前的事，記憶已模糊，故除非後來在軍法處、監獄等處有機會碰到外也就不清楚其後情形。但現在回憶起來，其中很多人好像曾屬於孫立人的新一軍。我推想其中很多後來沒有活下來。一般說保密局進得來出不去。
我們白天關在裡面，定時地放出去小便。我和大家在一起，在獄吏眼睛睽睽注視之下要小便覺得非常不習慣而常解不出來。早上天還沒亮就吹哨子起床，大家在院子，在很短時間內都要把臉洗好、解好大便等，感覺壓力很大，大便都解不出來而老要鬧便秘。我一到院子總向故鄉木柵方向默禱。王石頭看我很詫異，他對我說我應是無神論者，不會有遙拜什麼的舉動才是。我佩服王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我在保密局本部的南所十幾天間竟始終沒有被訊問就被送走。這一次被一起送走的有二十來個之多。我們由延平南路往延平北路走，一直走到台北橋附近，被送進一家看來是一個工廠裡面。那裡原來是名為高砂鐵工廠的鐵工廠，臨時被做為關政治犯以拷打調查的地方。聽說其產權屬於辜振甫兄弟的太太辜顏碧霞的。她因資助也參加中共組織而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的社會主義文學家呂赫若才被處了徒刑，並被沒收包括該鐵工廠的財產。於是該工廠被權充保密局關人的地方，俗稱保密局北所。相對於此，保密局本部被稱為南所或「延平南路」。
* 林從周
我對我的案情始終覺得在五里霧中，很想找機會找林從周談，但始終找不到適當時間。湊巧我倆都在甲班上課，利用上課互相談話不愧為最好的機會。他平常沈默寡言，很少主動地找話題講。看他這樣我也就很難開口問這個或問那個。
我很想和他深談被捕前還在外面的事情，甚至於關於他被捕後招出我參加組織的詳情。因我還沒被捕以前我是被禁止發問種種事情的，他絕對地向我保證即使組織發生問題也不會連累到我。但實際證明組織不堪一擊。他一出事我隨則被捕。好在我被捕前眼看王明德導致組織的大破壞，致我對組織生出提防心，我認為我在明處，組織在暗處。我在不知受暗處的什麼人指揮與監督的情況下，我不敢完全地相信，故我的言行不能不有些保留，林所吩咐的事情，譬如要我多介紹人給他認識，進而加以吸收進組織，我儘予敷衍，不敢放心去做，不然這一次組織由上而下瓦解我就會很嚴重，我將無法保住生命。現在看來我當時沒有全盤地相信他們是對的。我和組織的關係上我只知道他與高懷國。至於其他人我都不知道。我被捕前沒有多久因曾群芳來找我才知道他和組織有關係，被捕後才再知道陳廷裕也有關係，如我所猜，與鄭文峰果然也有關係。我本想問他更多，但一方面看到他沈默寡言，一方面看到他似有所顧忌，也就沒有問他，內心的疑問繼續成為疑問。
他似以供出我為苦，他說訊問他的人在其眼前擺了一張組織系統表說他上面的人供出他下面還有一個人。他被追問那是誰，於是他不能不供出一個人以做交代。他只好供出關係最單純的我。於是他知道必定會去逮捕我，故他從看守所中曾寄語「要陳長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陳長指我，因我身長高的關係，去養病暗示要我逃難的意思。但我沒有接到此寄語。我告訴他我曾被訊問和曾群芳與陳廷裕的關係，但我當然否定。實際上我和他們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但我沒有告訴他，他被捕後曾群芳曾找過我一事。
我暗地裡對他供出我不很滿意，他對我都不提過去的事而我很多地方都被蒙在鼓裡。過去然，現在仍然。他與曾群芳、陳廷裕關係怎樣，他與鄭文峰又怎樣，與他人又怎樣，他都不告訴我。當然本案件還不算真正地了結，若有新的事，隨時都會被調問而不僅會導致自身的加罪甚至被處死，也會連累別人。他不能把一切都攤開來。
我雖想知道案件上的人與人的關係，其實更想知道的是像在綠島的環境下人與人應如何相處，對於當局的奴化教育與強制勞動應如何對應，而且中共就要攻來，到時國民黨會不會把我們機關槍點名，因此我們平常要如何提防等等的他的看法。那正是當時我最關心的幾個問題。他都不曾表示他的看法。我心底想他怎麼對一切都變得如此消極而有些不滿。老實說我那時比較偏激且杞人憂天，故覺得他太沒有責任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還是比較穩重，不做不負責任的行動與發言。
* 我新認識彭溫蕃、葉雪淳、黃雨霆
和林談話中我發現他相當關心他被捕前在社會上認識而現在一起關在綠島的彭溫蕃、葉雪淳、黃雨霆三個人。彭溫蕃，竹東人，是我和林台大法學院專修科的後輩、林被捕前就認識他。葉雪淳，竹南人，台大地質系的學生。葉因和曾群芳同是竹南人，推想林因曾的關係被捕前就認識葉。黃雨霆是台北縣三重人，是林的台北二中同班同學而這次事件被槍斃的黃雨生的弟弟。黃一經林介紹我就認出我是萬華老松公學高等科一年級時的同學。但我竟不記得當時的同學裡有黃！讀高等科一年為的是重考中學校，那時我住在木柵，要由木柵先騎腳踏車到景美，然後坐上新店線火車遙遠地到萬華讀書。為此一大早就花了很多時間好不容易才到學校。一放學又需趕快到萬華站坐火車回到景美，然後到木柵，在學校間又被級任老師強灌書本，幾乎都沒有精神去關心同班有何人，我竟不記得在一起一年的同班同學黃！
* 曾群芳的哥哥營救他成功
曾群芳與陳廷裕於一九五零年案件爆發後曾經在跑路。後來走投無路出來自首，一時相安無事，卻後來於一九五四年間因別人的自首牽連出他以前的案情而被認為自首不清，兩人雙雙被請到軍法處收押。這是相當危險的事，請他們去軍法處當然有嚴厲辦理他們的意圖。曾的哥哥曾培芳四方找尋營救的門路。首先似絕望的，後來天無絕人之路，找到在學時當台大法學院訓導室主任，後來當大法官的蔡章麟先生。蔡乃提供他哥去找某先生（洪福增），告訴他是應蔡叫他去找他的。如此一切順利，不日曾、陳兩位乃見沒事而被釋放回來，真九死得一生。這件盛舉不牽涉關說問題，因沒有人花到任何金錢，大家都是憑良知做的。曾事後對於營救他的洪先生連道謝都未曾做過。這若在一九五零、五一、五二年時，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 我慶幸活著出獄
我幸而無事地坐牢到到期而出獄。但出獄後一直受政府的監控與百般限制，謀生不易。這期間當局的迫害不亞於坐牢期間，實是白色恐怖迫害的延續。我真有小牢換大牢的感覺，整個台灣對我來說仍是一個大監獄，我們隨時有被國民黨抓回的威脅。事實上我們出獄者發生幾件再被抓的事件，更有甚者發生陳明忠事件致使多人再被處重刑。
我當初認為不是國民黨垮就是我們被殺死，我們就和他們做時間賽跑。沒有料到我能活著出獄，國民黨仍不垮，出獄後仍是白色恐怖的延續。我們仍在它鐵蹄下，它再不垮我們將永遠在它鐵蹄下，至死不能翻身。我們出獄後還隨時有再被抓再被屠殺的威脅。我們和他們的時間賽跑，從一個角度看他們贏了，他們不僅沒有垮，且還屹立著，但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贏了，能夠活著出獄而它的生態卻有了大變化，威權過去，政治隨著有了某種程度的正義化。它在現社會雖憑其累積的政治與財力興風作浪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但幾乎已由政治舞台銷聲匿跡。
一個人的命運真是偶然的累積，生死只是一紙之隔。我坐牢時間不知幾次的和死神擦身而過，但總能脫險。
我案情雖單純，但存有小細節，任何其中的一小細節暴露就會成我的索命符。顏姓竹南中學老師被抓後逃出警察所後經我的朋友曾先生帶至我處，由我找我的摯友陳某藏匿他。這件事不可避免地必須有一個解決，不是其中任何一個人先被抓另一個後被抓或兩個人一齊被抓，就是兩個人一齊或個別地出來自首，那時應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我。曾某與顏某後來相繼地自首，但都不曾言及到我，因此也沒有火燒到陳某。因那時我在坐牢，我不知他們何時會被抓或自首，故此事相當時間成為我擔心的焦點。
當王明德惹起《光明報》事件招致組織廣泛被破壞，我為幫鄭文峰避風頭向黃校長介紹他到烏來裡面福山的山地小學任教，鄭被捕後雖沒有講出我，卻輕描淡寫地講出他有建立基地的意圖。當時鄭若說是由我介紹，我的情形就會很嚴重。他被槍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沒有浮出檯面。幾十年後已解嚴，我有和黃校長見面的機會提及鄭到山地學校任教的往事，發現他已把鄭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我認為我活過來的過程就是我最好的人生，若人一死，有多高地位有多大財富又有何用？我們受難者有許多相同的想法。家住基隆陳金全有一次請多位難友到基隆說要「慶生會」。我自然地想就是要慶祝生日，卻是要慶祝大家尚活著的寶貴生存，慶祝大家尚生存的會，名曰「慶生會」。
* 被遺忘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白色恐怖清鄉期」
國民黨藉長期戒嚴，使用國家暴力施壓、虐殺、監禁無數不苟同其政權統治的人民的一段歷史，是集反人權、反人道、反法律的大成，見不得天日的俗稱白色恐怖時代。本來政府一直把這一段歷史真相隱瞞著不使公開，史學家也視為禁忌不敢窺探或探討以免惹禍於身，直至台灣解嚴，威權時代過去，史學家始嘗試究明此段歷史。政黨輪替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相當重視這一段歷史。
然而學者也好，政府也好，講起白色恐怖時代，眼中只看到美麗島事件那一段時期，而每次提到國民黨在台灣迫害反對份子時，總講「二二八事件與接著的美麗島事……」。二二八事件與美麗島事件中間隔著三十年間，中間的這一段時間完全被遺忘或忽視掉。因此身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的我們，特別是這一段被遺忘或被忽視時代的我們提及白色恐怖時，總不忘加上「五○年代」，以和美麗島事件以後的那一段區別並喚起大家的正視。
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的特點是，那一段處反國民黨初期，台灣沒有統獨的區分，換句話說，台獨的思想與主張還沒有盛行，反蔣的思維是大家共同的思維。台灣也被包括在內的中國的政治舞台，只有國民黨與大陸的中國共產黨，故反蔣不能忽視中共，則自然和中共站在同一戰線，與中共為伍。反蔣就是為鄉土，為人民，為國家，為人權，而當時的受難者就是為愛國愛民的大愛走在時代的最先鋒的社會精英。直至美麗島事件時期，台灣人民已漸融入於國際社會，本土意識抬頭，才開始有獨立的訴求。另一方面，中共在大陸革命成功後毛病百出，漸離台灣人民的認同，致使受五○年代社會現況規定而犧牲的受難者反被輕視乃至被遺忘，這是不公平的。那時代有它的時代背景，且不管那時代的背景如何，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佔有三十年長的歷史，被殺者數以千計，被關者數以萬計，不可被忽視與遺忘。
自從解嚴後白色恐怖那一段歷史被重視，史學家紛紛訪問當時倖免於被殺但經過長期牢獄之災的已年邁的受難者做口述歷史。我們過去主要有兩次接受口述歷史的機會，一次為前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做的，一次為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本來我對口述歷史不重視，想都是千篇一律地敘述與控訴政府當時對待我們的不人道與個人的離奇遭遇，很少觸及政府罪惡的本質，且也無法真正地呈現歷史的全貌。我並且認為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對受難者的平反與呈現歷史的真貌很少有裨益，加之我的遭遇很平常，沒有英雄事蹟可言。若口述歷史是為滿足採訪者的好奇與口述者個人的知名度，我接受訪問的興趣一向缺缺，我都沒有對口述歷史表示熱心，因而沒有接受訪問。
然而由於我們部分人特別努力的結果，〈補償條例〉立法通過後，我發現口述歷史對我們的平反是有利的，會幫助〈補償條例〉發揮一定的功效，給予對於白色恐怖事件不大有概念的相關人員或多或少有利的影響。〈補償條例〉雖附帶有排除條款，而我們很擔心該條款對我們有不小殺傷力，但所幸條例通過後政權隨著移轉，排除條款幾乎成為具文，大多數人可拿到了補償金。大多數人拿到補償金後，對於口述歷史比較沒有以前的顧忌。但很多人以為拿到補償金就是平反的完成。事實上那是兩回事，我們應祈求真正的平反，但大多數政治犯都瀕臨於行將就木的年齡，對是否能真正得到平反已心有餘力不足，不大重視。
我本認為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台灣史家總有一定的認識不待我置喙。但我寒心地發現，我聽到的學者與政府官員對此的詮釋是那麼地昧於史實，並不亞於刻意加以隱瞞或曲解的先前統治主流的國民黨，故以前對口述歷史興趣缺缺的我後來改變心意，願自動接受口述歷史並把我所寫的《回憶》披露於世，因我覺得有充分責任盡我所能地呈現歷史真貌，匡正歷史詮釋。況且當時的受害者都已年邁，餘生無幾。隨著他們的凋謝，史實若沒有存留，將隨著消失，對於台灣將是很大的損失。
構成白色恐怖歷史前期的長至三十年以上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似被學者進而被政府忽視或遺忘。歷史不容忽視或遺忘，但望我能改正社會視聽。
白色恐怖歷史至今尚無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應有的定位與定論，若認為當對於政治犯的迫害是合法的與正當則已，若不然，若有牽涉到不法不人道不道德與責任問題，應弄清其是非與責任的歸屬。弄清責任不一定為要報復，我們可寬恕錯誤，但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能沒有是非、責任與反省觀念，更不能合稀泥地使其不了了之，而一再地重現同樣的悲劇。這是有待台灣的居民反省與努力的課題。
我提醒學者與政府官員正視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給其應有的定位、應有的重視，並應給予適當的名詞，我提議命其名為「白色恐怖清鄉期」或稱「白色恐怖前期」。
曾建元摘錄整理自作者手稿《回憶──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見證》。
1.以前新店萬華間舖有私營火車稱為新店線。我二中一期前輩的林子文的堂伯父景美士紳林永生是大股東，戰爭末期被政府收購為國有。沿線廣大面積的學生與上班族大都靠此線火車上下學或上下班。我們把他們稱為新店線。該線大約於一九六三年被拆除。
2.十五份處公館與景美中間。以前新店線火車沒有拆時設有十五份為名的火車站。代之現在原址設有捷運淡水新店線的萬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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