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前言
用書面的形式把“六四”和三峽工程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最早出現在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的告狀黑信中，他們認爲戴晴主編、收集了三峽工程反對派和緩建派文章的《長江，長江》、“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爲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
經歷過“六四”的人一定不會不知道袁木，那時他扮演國務院發言人的角色。袁木在六四期間的表演，在撒謊水平方面可以說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德國的戈培爾也望塵莫及。
那麽袁木和三峽工程又有什麽關係呢？“六四”之後，袁木升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曾負責中共中央、國務院三峽工程的宣傳工作。三峽工程誇大工程效益，掩蓋工程對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其中有袁木的“功勞”。
一、在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中保護水庫設施的安全
1989年6月6日下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袁木說，“現在的局勢，總的來看，六月三日淩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下面，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或者說第一步的勝利。現在暴亂還沒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勢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就在北京局勢相當嚴峻的時候，6月8日，水利部作爲李鵬的嫡系率先向黨中央和國務院表態，堅決支援黨中央關於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策。6月9日常設在水利部內的國家放汛總指揮部發出了“關於確保水庫安全的通知”。6月28日水利部再次發出“關於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加強汛期安全保衛工作”的通知。水利部通知無中生有、危言聳聽，認爲“暴亂分子”（指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的學生和市民）會狗急跳牆，用破壞水庫大壩等水利設施，威脅國家的安全。所以要特別加強汛期安全保衛工作，保護好水庫大壩，讓黨中央、國務院放心。水利部的這個通知起到了一箭雙雕的作用，向上起到了宣誓效忠的作用，向下起到了侮蔑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水庫大壩最多的國家，一共有八萬六千多座，據統計，世界上一半多的水庫大壩在中國。在這八萬六千多座水庫中，有三分之一的水庫大壩是不安全的，存在潰壩的危險。中國平均每年有二十至三十座水庫潰壩，造成人員傷亡事故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死於水庫潰壩洪水的人數，超過了死于自然洪水的人數。中國水庫潰壩的原因，不是遭受人爲的破壞，而是由於水庫大壩規劃設計的錯誤或是工程質量的問題。
二、利用“六四”向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士發難
7月14日，戴晴被抓入秦城監獄後不久，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寫信給國家計委黨委，說《長江，長江》（戴晴主編）“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爲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你單位林華、田方同志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將‘有關材料’送上，供你單位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
《長江，長江》一書中有國家計委林華、田方、林發棠的採訪和文章。林華是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田方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林發棠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86年前，三峽工程的審查歸國家計委管。田方的研究領域是人口問題和移民問題；林發棠是研究生産要素優化佈局的，兩人共同編著過∶《中國生産力的合理佈局》、《中國人口遷移》、《中國移民史略》、《世界人口遷移》等。三峽工程的問題正好是兩位先生研究領域中所共同關心的。
1987年，田方和林發棠主編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第一次全面地彙集了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當這本書將問世時，國家計委的一位領導以“朋友”的口氣向田方傳達了上面的意思，說“有關主持論證的領導，不同意你們出這本書，不同意公開發行這本書；主管論證部門寧願出資收買全部（３１００冊）新書，也不准讓新華書店公開發售。”林發棠回憶道∶“這是通過當時的李鵬代總理給國家計委領導對我們所施加的巨大壓力。當然這是難於令人容忍的。”但是田方、林發棠沒有屈服於政治壓力，據理力爭，1987年11月此書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公開發行。該書出版發行後，輿論界、學術界反映之熱烈出乎意料，許多人真以爲“科學的春天”回來了。北京各大報刊紛紛發表書評，同時也發表了不少其他的對三峽工程“反方意見”。在第一本書熱烈反應的鼓舞下，頂著巨大政治的壓力，田方、林發棠又主編了第二本《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田方、林發棠主編的兩本書，主要收集的文章涉及三峽工程的工程技術層面和工程經濟層面，以及三峽工程的移民安置和對生態環境影響問題，並沒有涉及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貪污腐敗等政治層面的問題。
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中，有田方和林發棠答記者張勝友“國際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一文。文章綜述了國際輿論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特別是對加拿大諮詢集團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提出的水位適當、效益可行、對環境影響不大等結論的置疑。
這裏必須提及一點，由加拿大國際開發署資助、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1988年8月）是1991年審查批准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樣板和基礎（該報告由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在1989年4月翻譯成中文出版）。國內許多人一直以爲這個可行性研究報告和結論是有效的，中國的一些學者還在繼續引用報告的結論。其實加拿大的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和結論都是無效的。經過加拿大和國際上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將該可行性研究報告上訴海牙國際法院，海牙國際法院判決該可行性研究報告無效，加拿大政府也宣佈了該可行性研究報告無效。但是中國新聞媒介一直沒有報導這一消息。
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組織三峽工程論證，這是文化大革命後，中囯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第一次嘗試在大工程決策中，走科學民主決策之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爲此頒發的十五號文件指出，（三峽工程論證）“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觀點的專家參加，發揚技術民主，充分開展討論。”
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代表國務院所作的〈〈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中也提到，“審查委員會認爲，無論贊成的、疑問的和不同意的意見，都是爲了如何更好地解決長江中下游防洪和治理，都是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出發的．這些意見對增加論證深度、改進論證工作以及完善論證結果，都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對待所有意見都應採取博收其長、吸取合理部分的態度，而不應採取排斥對立的態度．”
但是事實上，三峽工程主上派是利用六四事件，採用寫告密信的手段，借題發揮，無限上綱，打擊工程學術技術爭論中的不同意見者。這種做法不是科學民主的做法，而是重復文化大革命時的做法，重復黃河三門峽工程決策和反右時的做法。
三、對三峽工程要下點毛毛雨
1991年3月江澤民在李伯甯的來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看來對三峽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請李鵬、家華同志酌。”
李瑞環表示：“百分之一百贊成總書記的意見。”
李鵬批示：“在綱要中已有表述，請袁木同志酌處。”
江澤民決定要上三峽工程，就要先做輿論準備，李鵬請來袁木負責。中宣部立即將江澤民正面宣傳三峽工程的指示通報全國新聞界，在中國刮起了一場狂風暴雨，新聞界自稱是“三峽旋風”，報刊、雜誌、電視、電臺均退出三峽工程專欄。所謂的正面宣傳，就是片面宣傳，只講三峽工程的所謂效益，不講三峽工程的危害，一句話，只講好的不講壞的。袁木在中國民衆中口碑極差，但許多人不知道三峽工程的宣傳由袁木負責的。
袁木關於六四的講話不可信，謊言連篇。袁木負責的三峽工程宣傳可信嗎？
袁木負責三峽工程宣傳工作後不久，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發生了大洪水。1991年夏季的華東洪水淹了中央政府的錢袋子，損失慘重。華東洪水在中國的東部，和在幾千里之外、在中國中西部計劃建設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本沒有什麽關係。但是李鵬、袁木等卻能把1991年夏淮河、太湖洪水和興建三峽工程聯繫起來，他們正是利用了人們在受災之後對洪水的恐懼感與對防洪措施的迫切感（被稱爲洪水憂患），將三峽工程工程推上了馬。
事實上，淮河和長江分屬兩個水系，淮河入海口被黃河侵佔後，淮河失去了自然入海口，後由多條人工入海渠道來替代，有一部分水流可以通過長江河道入海。淮河洪水與三峽工程防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對減輕淮河的洪水威脅沒有任何作用。2003年6月三峽工程開始蓄水，工程對那年發生的淮河洪水沒有任何作用，就是最好的例證。
太湖位於長江長江三角洲地區，興建三峽工程與太湖防洪也是不相干的事。太湖地區，在歷史上本來不是個經常發生大洪水的地區，因爲太湖流域的彙水面積不大，又不是暴雨區。歷史上太湖自然入海通道有三，爲婁江，松江和東江。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這三條江發生了變化．但是人們還是能看到這三條自然出水口的流向，一條經過上海市區，一條經過寶山鋼鐵總廠，一條經過金山衛上海石化總廠，其中以經過上海市區的黃埔江排水能力最強。另外浦東地區是上海泄洪的輔助通道，這是由於浦東地勢較低，原來居民少，又以農業爲主。但是在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時，遺忘了防洪規劃，特別是沒有考慮浦東、上海石化總廠、寶山鋼鐵總廠建設後的泄洪需要。從1991年降雨的情況來看，災情並不會很重，但是三條自然出水通道一條也不能增加泄洪流量，金山衛上海石化總廠不能淹，寶山鋼鐵總廠不能淹，浦東新中心更不能淹。水不能從自然水道出，只能先在太湖四周擋，水來土擋，湖堤越擋越高，洪水越擋越多，水位越來越高，洪水威脅越來越大，最後實在擋不住了，只好決定炸堤放水，從江蘇省和浙江省的地界流入大海。中央命令炸堤就炸堤，誰知炸了堤後，太湖的水位不但沒有降下去，反而有所上漲。水往低處流，這是人所共知的自然規律。洪水不能從自然出水口走，非要另找出口，這本身就違反客觀規律．原以爲洪水會聽人指揮，乖乖地延著新路入海，但新的入海路的地勢高，水又流回來了。加上在指揮調度和運作出錯，加重了洪災，才使小災變大災。
1991年，淮河和太湖洪水之後，三峽工程的主上派利用這個時機，大吹大擂三峽工程對長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性，似乎修了三峽工程之後，長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區的洪水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他們說，修建了長江三峽工程，就確保了長江中下游兩岸人民生命財産的安全．他們說∶從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這個長遠的需要來看，從確保長江中下游安全這個緊迫需要來看，三峽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顯。這一條理由比其他理由更爲重要．遲上馬不如早上馬．三峽工程主上派，從淮河和太湖洪水的教訓中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用更大的工程措施來制服洪水。人類活動，對自然的破壞，是不可能用工程措施來解決的，大的工程措施必然帶來大的破壞。地理學家ＧＥＲ曾說過，我們不能對著河流採取工程措施，我們只能與河流共同生存和合作．
在六四時，袁木不給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說話的機會；袁木主持三峽工程宣傳，也不給三峽工程反對派說話的機會。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在這期間，全國所有報刊上只發表過一篇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文章，這就是中國科技報發表的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的《海灣戰爭的啓示》。1991年初，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多國部隊，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優勢，打敗了侯賽因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錢偉長先生在文章中談了海灣戰爭的電子戰，巡航導彈、飛毛腿導彈、愛國者導彈的比賽，地毯式的轟炸，然後談到埃及阿斯旺大壩的安全，再談到黃河花園口決口的危害。錢偉長認爲，“（三峽工程）一旦失誤，長江下游六省市將成爲澤國，幾億人將陷入絕境。這也是戰略上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我們決不能花了幾百億或幾千億人民幣來修世界上最大的大壩，給我們子孫背上包袱，成爲外部敵人敲榨勒索的籌碼。這裏啓示我們，在和平還沒有保障的國際形勢下，三峽工程是千萬不應上馬的。”錢偉長的文章發表之後，立即遭到圍擊。一時糊塗的錢偉長立即親自趕到三峽工程壩址，發表了支援三峽工程上馬的講話，報刊雜誌予以刊登，才算了事。
到1992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三峽工程決策前，因受六四和戴晴《長江，長江》一書牽連的三峽工程反對派，包括林華、田方、林發棠在內，沒有再發表任何文章，或是在公衆場合對三峽工程作出任何評論。這和李鵬、袁木壓制不同意見的政策是分不開的。許多全國人民代表在對三峽工程的舉手表決時，還不曾知道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徹底失敗一事，不曾知道三峽地區根本無法全部安置移民一事，不曾知道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的事實，不曾知道防洪指揮出錯是1991年華東洪水損失慘重的主要原因。直到1998年長江洪水後，中國國內反對三峽工程的聲音才又重新響起。但是那時長江截流已經完成，大壩澆鑄開始，大錯已經鑄成。
四、結束語
決定動用軍隊平息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家是大政治家，但是回應“天安門母親事件”要求的政治家必將是更偉大的政治家；決定建設三峽工程的政治家是大政治家，但是決定拆除三峽大壩的政治家必將是更偉大的政治家。歷史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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