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按]江棋生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確。說真話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做人的道德底線。蔣醫生是說真話的典範。他的真話為中國，為世界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中共的專制暴政，卻讓說真話變成極其艱難的事情，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成了謊言和欺騙的國度。以至來到海外的中國人把這種習俗也帶到海外，使中國人成為這方面相當突出的族群。許多華人同胞，寧可相信「老外」而對自己的同胞抱高度的戒心。幾十年來，不斷有朋友，同學，同事，領導，處理我的案件的司法人員，對我說：「徐水良你吃虧就吃在講真話」。中共暴政處罰、關押、屠殺講真話的國人，強迫人們講假話。中共是中華民族道德墮落崩潰的禍首。
改變中國，提高中國中華民族的素質，要從講真話開始。讓我們學習蔣醫生，大家都來講真話。大家都遠離那些講假話的騙子，尤其是那些一輩子講假話，不小心講幾句真話的人。無論他們是掛著共產黨的牌子，還是掛著異議人士的牌子。全國人民都講真話的那一天，就是專制暴政崩潰的那一天。
——徐水良 2004-6-21
記得2003年新年前夕，幾名警察奉命到北京市第二監獄來找我，說是想聽我聊聊出獄後打算做什麼。由於多年前我和他們就打過交道，彼此算是熟人了，因此我就笑著對他們說：
「1999年11月1日我在法庭上作最後陳述時，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
他們說：「嗐，時過境遷，你們圈子裡的人歇的歇，出國的出國，你出去還能做什麼呀？」
我說：「你們以為我的圈子就那麼小，我就非得跟那幾個人搭伴做事嗎？」
聽我這麼一說，他們來了精神，問：「那你的圈子是什麼呀？」
我樂了，說：「凡是說真話的人，都屬於我的圈子。如果你們願意說真話，那你們也算我的圈裡人。」
他們先是一怔，隨即也樂了，說：「你這個圈子也忒大點了吧？」
我說：「又大又不大麼。你們不也很清楚，在咱們中國，敢說真話的人其實並不多。」
他們說：「那倒也是。」接著就把話題扯開了：「快過年了，給你帶了些水果。多注意點身體，身體是本錢麼。」
4個多月後的5月17日，我出獄了。出獄的當天，朋友們的車拉著我滿京城轉悠了兩個多小時，才好不容易在月壇北街找到了一家小餐館——薩斯太厲害，絕大多數飯館都關張了。很快，朋友們告訴我，要不是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就是再轉上8小時，這頓飯恐怕也吃不上。於是我知道，中國出了個蔣彥永，一個說真話的公民蔣彥永。當時，我心裡就認定了，蔣醫生和我是一個圈子的。以後，我又知道他就住在301醫院干休所，離我家很近。不過，我和蔣醫生有緣直接聯繫，則已是2004年元旦的事了。
元旦那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丁子霖老師，祝她和蔣培坤老師新年好，並順便要來了蔣醫生家的電話號碼。下午，我撥通電話作了自我介紹後，問蔣醫生要了他的電子信箱地址，隨即發出了如下信函：
蔣彥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獄，許多朋友就爭相告訴我您用真話顛覆謊言、捍衛人民生命權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親訪友。10月16日至18日，我們在無錫張涇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家小住時，知道了您從北京給他們去電話的事。
促使我給您掛電話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連襟、西京醫院普外科的薛湧嘉大夫通了話，他要我設法代他向您問好。
隨信附上3篇東西供您一閱。它們是：
1、 給何頻、高文謙先生的信
2、 在全美學自聯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頒獎典禮上的答詞
3、 一生說真話
祝
新年快樂！
江棋生
2004 .1.1
當天晚上，蔣醫生就作了回復：
江棋生：
來信收到，非常高興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謙的對話，由於我的歷史知識太淺，我無法表態，但我很贊成這種開誠佈公地探討問題的方法。
另兩篇我讀後很受教育，對講真話這點我和你有同感，但我遠沒有你那麼從道理上說的清楚。我有一次訪問吳祖光先生，他對我說，人有一張嘴，一是用來吃東西，二是用來說話。要說話就要說真話，有嘴不說真話，只能說假話，這張嘴還有什麼用。他的這一體會是再透亮也沒有了。
我現在對所有見到我的人，總是宣傳要講真話。我們中國因為說假話吃的虧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場合都能說真話，那麼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機會可以見見。
我的電話你已知道，可以常通電話，請告我你的電話。
蔣彥永
2004.1.1
讀著蔣醫生的信，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吳祖光先生質樸、率真、充滿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蔣醫生也一定是那樣的人。
1月6日下午，我去蔣醫生家。我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極本色的人，一位不會讓你產生距離感的人。初次見面，他沒有寒暄，沒有客套，給我沏上一杯西湖龍井後，就談開了。從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學，從進京讀書到當上軍醫，從薩斯事件到六四屠城……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為張文康「叫屈」。他說，張是奉命隱瞞疫情，因為上面發了話，他不敢抗命。二是他決心已定，要為六四正名發出建議書。蔣醫生的話直直白白，樸樸實實，不事誇飾，不繞彎子。我覺得，他一生所求，就是九個字：說真話，做真事，當真人。與我這些年來從一些「人士」身上感受到的不同，我從蔣醫生身上感受到的，是寶貴的公民精神和典雅的公民風範，是高尚的道德力量和嚴肅的責任意識。他是公民蔣彥永，身上沒有一星半點救世主的味道。
今年新年，我和章虹是在常熟老家過的。返京後第3天，我接到了蔣醫生的電話，要我帶上自己的物理學論文去他家。當時我心頭一熱，撂下電話就動身了。原來，上次見面時，我提到自己在獄中完成了一篇關於T變換的論文，他曾表示，他能聯繫到有關物理學家進行審閱。走在路上，我不由得想起蔣醫生多次叮囑蔣培坤老師及時就醫，並特地出面請有關專家為蔣老師會診，蔣老師出院後他又再三過問、提醒的事。蔣醫生的古道熱腸、辦事利索，我算是耳聞親歷了。幾天之後的2月20日，我又目睹了73歲的他為丁老師受傷的右腳去掉石膏、裹上繃帶的一幕。記得當時丁老師感慨不已、半開玩笑地說：「我享受的是什麼級別的待遇呵！」 也正是那一天，蔣醫生提出要為我找一位醫術高明的眼科大夫，以便使我的右眼白內障及時得到診治。後來，也正是蔣醫生推薦的大夫，成功地用超聲乳化技術治癒了我的眼疾。5月30日下午，我給蔣醫生去電話，剛說了一句「我的寬帶已在28日被切斷了」，電話就被掐了。過了幾分鐘，他打過來了，說：「切斷電話太卑鄙、也太無能了！牙科大夫已經聯繫上了，姓孫。」還沒容我回話，電話就戛然而止。熱心的蔣醫生為我找牙科大夫，是因為他知道，我的獄中生活造成了槽牙普遍鬆動，咀嚼東西已多有不便。
自那以後，我就再未接到過蔣醫生的電話。從6月1日到現在，他被與世隔絕了。
但是，蔣醫生是關不住的。
關不住的原因並不是憲法中有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幾個字。關不住的原因也不是找不到任何關他的法律依據。關不住的原因更不是蔣醫生會遂了官方的心願。在我看來，關不住的原因是，面對這樣一位視良知為生命的老人，面對這樣一位向全世界放射了奪目的人性光芒的公民，已經沒有了「核心」的執政當局，將會在繼續關他的決策之坎前，先就不寒而慄。
蔣醫生，我在等你的電話。
2004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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