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風雲人物愧對亡靈和歷史
民眾對八九運動的支持和參與，幾乎貫穿整個運動的始終。大規模的支持始於「四‧二七大遊行」，在「五‧一三絕食」中達到高潮；大規模的參與始於「五‧一九戒嚴」，於「六四大屠殺」前後的反抗暴行和救死扶傷中達到高潮。民眾的廣泛參與，不僅給予學生以巨大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使運動由學生和知識分子擴展到全社會，形成了各階層的廣泛民間動員，而且普通民眾的作為充分表現人性高貴，特別是面臨大恐怖大危險的考驗，普通民眾的勇敢遠遠超過知識分子。
民眾的同情心、正義感和犧牲精神，是八九運動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長安街上隻身擋坦克的年輕身影，就是這種高貴人性的偉大象徵，值得永遠銘記。然而，在戒嚴之前，大學生、知識分子有意識地與普通民眾保持距離，甚至為保持運動純潔性而盡力排斥非知識界的民眾參與。這種精英式的傲慢和不授官方以柄的策略所造成的隔閡，是八九運動留下的深刻教訓。以至於這樣的隔閡甚至造成了大學生將運動的支持者交給警察的荒唐劇，比如，三位湖南青年，向暴君毛澤東的畫像投擲墨水瓶和雞蛋，卻被大學生扭送給警察，三人在六四後皆被判處十年以上重刑，至今仍然在獄中忍受著暴政的迫害。
如此慘痛的教訓足以叩問靈魂和催促自省。
特別要強調的是，死於六四大屠殺的亡靈中，有許多普通民眾，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家庭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當年的風雲人物，但對他們的記錄卻極為罕見。多虧以丁子霖老師為代表的難屬群體，已經為普通人的六四做了大量艱難而危險的記錄。應該有一部專門記錄八九運動中的民眾參與的史書，否則的話，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們，特別是那些頭上罩著「英雄光環」的風雲人物，不僅愧對亡靈，也愧對歷史。
本文記述的普通人參與八九的史實，僅僅巨大冰山之一角，主要來自我於九十年代初寫就的《末日倖存者的自白》一書（中國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那是我個人對八九運動的回憶。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際，理應把我的敬意獻給那些普通人，不僅是為了保存和強化對苦難歷史的記憶，更是為了讓歷史記住那些被忽略的愛、同情和良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八九運動開始悲壯的大絕食。我從五月十四日上午到廣場，一直與學生們在一起。今天回憶起來，不僅學生們用年輕生命呼喚自由民主和反對腐敗的行動催人淚下，民眾對學生的支持也令人動容。
募捐中所見普通人的心
十五日中午，幾位北師大的同學來找我商量，想要辦一份「北師大絕食團通訊」，印發一些消息和文章。我當即表示支持。但辦通訊需要一些設備，如銅板、蠟紙、刻筆、油墨、油印機、紙張以及其他東西，錢從哪來？廣場的絕食團總指揮部不給分文。我當即決定去為學生們募捐。三個學生跟著我。一位同學幫我拿話筒，一位同學抱著募捐的紙盒箱，一位同學拿著幾瓶汽水，繞著廣場募捐。
五月十五日下午和五月十六日下午，我前後共進行了三次演講募捐，人們紛紛掏錢，共募捐到四千多元錢，捐款者絕大多數是普通百姓。那個用紙盒子改裝的小小的募捐盒內，有工人、個體戶、農民、幹部、知識分子、軍人、警察、老人、孩子……的捐款。
在整個募捐過程中，我走遍整個廣場，幾乎是流著淚在演講。募捐結束後，我的嗓子喊啞了，淚流乾了，許多催人淚下的場面至今難忘：
一位少婦把錢塞到孩子手中，孩子一邊把一張五十元的人民幣投入募捐盒內，一邊哭著說：「謝謝叔叔阿姨、謝謝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長大了多好，也能和你們一起絕食」。
一位衣著襤褸的老人，自稱是順義縣的農民，居然捐了一百元，再三叮囑我給年輕人買點補品。他說他不懂國家大事，今天進城想到天安門看看，碰巧遇上大學生們絕食。他完全出於同情心，出於心痛孩子們而捐款的。
在紀念碑上的西側，坐著一群《人民日報》的記者和編輯，他們打著兩條橫幅：「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四‧廿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他們對我的募捐演講報以熱烈的掌聲，幾乎所有的記者和編輯都慷慨解囊，最少的十元，最多的五十元。
無名者的無私支援
兩位不報姓名的電工，神奇地為我在絕食棚中安裝了一部電話，只能打出去，不能打進來。他倆說：「我們想這比捐幾個錢更有用。」至今，我仍然記得那部老式的、深紅色的電話機。我用它與許多人通過話。
一位年輕小夥子，自告奮勇地要求為北師大的絕食團通訊打印稿子。他還告訴我，如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與外地或國外聯繫，我可以找他，他會為我提供國際直撥長途電話和傳真。這個小夥子騎著一輛輕便摩托車，一次次地取走手稿，送回打印好的蠟紙。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跨上摩托車，點火、發動、側過頭向我揮揮手的情景，他的形象瀟灑極了。
中信公司開著車送來大批營養品、飲料和食品。一個胖乎乎的中年人站在汽車上，一邊往絕食的學生中間扔東西，一邊高喊：「我們是中信公司的。榮老闆（榮毅仁）讓我來看你們啦。同學們最清楚誰是真正的官倒。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我們榮老闆支持。我們中信就深受官倒之苦哇。」
推衣衣之，推食食之
一位農民婦女，拎著一籃子熱騰騰的包子來到絕食處，急火火地打開蒙在上面的毛巾，說：「同學們餓壞了，吃吧。跟這種老爺官賭氣，弄壞了身體不值得呀。」我走過去，嚴肅地對她說：「你的好心我們心領了，但這是絕食。你在這拿出包子，影響不好。請你離開。」她說：「你這位同志怎麼沒良心，眼睜睜地看著同學們挨餓。多嫩的身子骨呀。」我說：「決不行。同情歸同情，絕食是絕食。你還是離開。」這時有幾個同學過來，一起勸她走。她同意了。但她用手一指，很堅決地說：「我就等在那邊，什麼時候想吃了，吆喝我一聲就成。」果然，在絕食改成靜坐那天下午，她真的又出現在北師大中文系的絕食帳篷中，照樣提著一籃子包子，籃子上照樣蒙著那塊毛巾。
兩個小夥子，登著一輛板車，上面裝滿了棉被和衣物，有的棉被和羽絨服是嶄新的。他倆說：「這是我們四合院的幾家人湊的，不知能不能用上。我媽正在家裡煮綠豆湯，下午送來。」
美國人的友情
十五日上午，有兩個美國人要進入北師大的絕食團進行採訪，糾察隊攔住了他倆。我過去一看，是一男一女，女的是華裔中國人。她掏出名片後我才醒悟，原來是劉白芳夫婦，就是他倆請我去舊金山開會。我和劉白芳夫婦前幾天在香格里拉飯店見過面。我讓糾察隊員放他倆進來。他們拍下了絕食學生和絕食團通訊的情況。他們採訪我時，我念了剛剛寫完的《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劉白芳的丈夫當即捐了三百元外匯。送他們走時，我說：「以後你們來廣場，如果遇到麻煩，就來找我。」
農婦捐出回家旅費
在所有捐款捐物的普通民眾中，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來自河南農村的中年農婦。她把五十元人民幣塞到我的手中說：「老師，這是我回家的路費，但這些小青年太讓我動心了，我寧可走回家也要捐這錢。」
我執意不肯收，她竟哭起來，跪在地上請我收下。
她說：「別看不起我這個平民百姓，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大學生們是拿性命替我們說話呀。我寧可走著回家也要捐這個錢。」
時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記得，她的年齡並不大，但臉上佈滿皺紋，雙手的皮膚粗糙之極，長期的田間勞作和艱苦生活，使她的外貌過早地衰老。但她那皺紋中的淚痕、那不標準的普通話，表達了一個普通農婦的善良、樸素、真誠。
捨生取義的都是普通人
以上記述，僅是我個人經歷，遠不足以見證普通人對八九運動的支持和參與的全貌之萬一。當我讀了丁子霖老師等難屬所提供的證詞和「尋訪實錄」，更讓我這個當年的風雲人物感到愧對亡靈、無地自容：那些死於血腥大屠殺的人，都是普通的學生和平民百姓，而沒有一個所謂的精英，更沒有被視為「八九英雄」的當年風雲人物。而且，在那個血雨腥風之夜，死者中的許多人出於本能的同情心和正義感，毅然投身到危險之中，顯示出大恐怖下普通人的生命光輝。
比如，在難屬們的證詞中記錄了如下光輝的形象：
死於大屠殺的大學生吳向東（二十一歲），積極參與八九運動，一直堅持到最後。他生前曾為家人留下一份遺書：「今天天安門的事你們在外面可能都不瞭解。父母親，政府通知學聯今晚要鎮壓，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這是為了民主和自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子孫，這是我的責任。」他用年輕的生命踐行了自己的諾言。
吳向東的母親徐鈺，在兒子剛剛死後的恐怖氣氛下，居然穿一身白色衣裙，騎一輛黑色自行車，每隔七天就要往返於東單、木樨地之間的長安街上一次，一連往返了七七四十九天裡，以此祭奠兒子的亡靈。因為中國有一個民俗，家裡死了人，逢「七」要為亡靈招魂。
年僅十七歲的高中生蔣捷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那個大屠殺的夜晚，不顧母親的含淚勸阻和反鎖房門，居然從廁所的窗子跳出，奔向血雨腥風的西長安街，加入到勸阻戒嚴部隊的行列中，被罪惡的子彈射殺。年僅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基於「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直奔天安門，他還沒有來得及用相機為歷史留下見證，卻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見證了野蠻的屠殺。這兩位年輕死者的母親，就是舉世聞名的「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和張先玲。
用自己的生命救死扶傷
最感人的是那些在危險中關心別人和救死扶傷的犧牲者。比如：三十歲的楊燕聲，出於最本能的正義感和同情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搶救傷員，他的人道義舉卻被罪惡的炸子射殺。二十四歲的清華畢業生段昌隆，在槍聲四起、噩耗不斷的危險時刻，他白天去急救中心幫助搶救傷員，晚上在民族宮附近勸解戒嚴部隊。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揮員的軍官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二十五歲的年輕女大夫王衛萍，在子彈橫飛、火光四濺的危險中，自願加入了搶救傷員的行列，勇敢而鎮定地搶救著血泊中的一個個傷員。她是在給一個傷員包紮傷口時中彈身亡的，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二十九歲的畢業於清華的袁力，當他看到戒嚴部隊向四周盲目掃射、致使無辜市民不斷死亡之時，他便挺身而出，企圖阻止戒嚴部隊的野蠻掃射。他高舉右臂，向那些亂開槍的士兵們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但話音未落，他中彈倒下，消失在黑暗之中。
這樣的畫面，如果也能夠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那麼，六四英雄的象徵性畫面就不只是一個人擋坦克的青年了。
普通民眾犧牲慘重，風雲人物無一傷亡
同時，據我所知，被判十年以上重刑的六四政治犯大都是普通人。比如，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生王毅因參與堵軍車而被判十一年；青島的小夥子陳蘭濤只因做了一次抗議屠殺的公開演講而被判十八年重刑。還有那些被以「暴徒罪名」槍斃和重判的普通人。
然而，像我這樣在八十年代自封為精英的文化人，像我這樣的八九風雲人物，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儘管，我是與那些堅持到最後的學生和市民的「黑手」之一，然而，我畢竟是倖存者，我沒有在大屠殺後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動表示自己僅存的人性。離開廣場後，我沒有回到母校北師大去看看那些從廣場撤出的學生，更沒有走上街頭去救死扶傷，而是逃向了相對安全的外交公寓。儘管，從一九八九年六月開始，我經歷了兩次牢獄和一次軟禁，然而，所有失去自由的時間，加在一起還不到六年。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且，第一次被囚禁於秦城監獄時，我還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還有那些自視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八九風雲人物，也無一人死於六四大屠殺或受傷，也很少有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他們都是屠刀下的倖存者，無論流亡還是坐牢，也大都有個或大或小的名聲，得到過或多或少的關注。即便是被判刑十三年的「六四黑手」王軍濤和陳子明，也於九十年代中期先後保外就醫。
然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這十五年來，又為亡靈們做過些什麼!?無怪乎那些親歷了六四血腥的普通人會問：當屠殺的大恐怖正在籠罩北京城時，你們這些「黑手」在哪？普通犧牲者的亡靈和他們的親人，有資格向當年的風雲人物提出這樣的質問。
打破沉默吧！
見證八九運動，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一部忽略了普通人的愛、良知和犧牲的歷史，即便是出於非官方的民間之手，也是極不公正的，甚至就是殘忍的歷史。對六四血案，無論出於何種藉口，倖存者的沉默，即便是良知未泯的懦弱，也是對亡靈的褻瀆、對難屬的冷漠。
凡是親歷者都會有自己的真實記憶，所有良知未泯的人都會有不同於官方的評價，然而，絕大多數國人已經沉默了十五年，壓抑了十五年。現在，丁子霖等難屬和蔣彥永先生已經做出了勇敢的示範，那麼，就請親歷者們公開說出你的親歷和你的心裡話——哪怕只是一個細節的真相和一句真話！
打破沉默吧，因為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給亡靈以真正的安慰，偷偷摸摸的同情不會產生真正的力量，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十五年的沉默，已經使中華民族蒙受太不堪的羞辱。
公開你的良知，獻給那些為八九運動付出善良、心血和犧牲的普通人。當你的良知讓全世界看到之時，獨裁者才能感到來自民間的勇氣和壓力，亡靈也才能得到愛的溫暖，難屬們才能得到道義的激勵。
──轉自《爭鳴六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