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BBC中文網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馮木清) 再過一兩天，便是香港回歸七周年，當地將有兩種意義完全相反的活動。在中方、港府大肆慶祝的同時，當地泛民主陣營則會策劃第二次七﹒一大遊行，雖然規模未必如去年那麼大，但是參加人數肯定仍足以令中外關注。
相對於去年，香港的民怨現已有所消減，去年七﹒一大遊行前夕，香港人幾乎是籠罩在一片絕望的氣氛中，負資產、失業率高企，經濟前景混沌不清，民怨一觸即發。雖然遊行的主訴求是反對23條，但是渲洩對政府及經濟現狀不滿也吸引了不少人參加。
一年之後的今天，香港經濟已有了明顯的好轉，這並不表示香港已找到了新的定位及新的出路，而是一些外圍因素帶來了幫助。去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沒有因此 而給予香港人更多的民主自由空間，但是卻在經濟層面發放了“政治救濟”，具體的措施包括CEPA及開放廣東、全國部分城市居民港澳自由行。
這些措施對加強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並無太大的裨益，但對短期經濟表現卻有刺激的作用。加上過去一年，因大陸經濟過熱而帶動的香港股市、房地產以及轉口貿易的上升與增長，令香港的民困有所紓緩，香港人的情緒沒有去年那麼絕望，因經濟訴求而上街的人數會有所減少。
去年的大遊行迫使港府放棄了23條立法，也使香港人第一次感到“人民力量”原來不是完全沒有作用的。但大多數香港人本來不是政治動物，只在迫不得已及感受到切身的威脅後才會奮起抗爭。因此在人大釋法前，就算在政治層面今年的遊行亦缺乏新的動力。
當然，去年從大遊行中獲得了政治資本的民間人權陣線，今年無論如何都會再次發動遊行，但由於民怨已有所消減，政治上又缺乏新的主訴求，因此遊行可能會成為一次例行公事，參加者可能止於知識階層及民主理念較為鮮明的群體。
只是與民意已脫節數十年的北京在香港政策上常常會作出一些與民意相去甚遠的決定，令一件事情火上加油，今年四月的全國人大釋法便是又一個明 顯的例子，北京強勢運作，企圖盡早化解政改的爭拗，但由於手法拙劣，效果適得其反，令泛民主陣營無端獲益，今年的七﹒一遊行既有了一個新的主訴求，也間接 為民主派助選。
近月，中方利用在香港已“招安”的傳媒輿論指摘民主派搞對抗，破壞香港的和諧穩定，以圖分化他們支持者的選票，但相信效果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老實地說，香港的普羅階層並不是有太多人將“民主”看得比“民生”更重，並不是不可以忍受推遲幾年直選，但是卻無法忍受北京這個“太上皇”時不時擺出的高壓態勢，以及赤裸裸地撕破“一國兩制”外衣的粗暴行為。
程序決定性質，北京連走過場式的諮詢都不做便斷然為香港人決定了O七、O八不能有直選、普選，暴露了其專橫及不尊重“兩制”的本質。
香港人是明白到香港的事情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但是也無法接受北京“越界”。回歸以前，香港是殖民地，港人明白由於先天缺陷，民主政治是侈奢品，回歸後，香港當然希望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自我空間，而不是另一個意識型態上的“殖民地”。
除了人大釋法激起港人新的抗爭外，安民、陳佐洱之流的言論亦等於是變相的煽動香港人上街搞對抗。李柱銘是香港民主派的一面旗幟。
當然其價值標準更接近英美的標準，一些民族意識較強的香港人不能苟同他的觀點及行為，北京將他歸入“另類”都不足為怪，但民主社會可以求同存異，安民為什麼將人家的父親搬出來辱罵？
李柱銘到美國陳述香港的政治處境和港人的民主訴求，行為可能是有爭議的，但並不等同李就是“漢奸”，香港人手無寸鐵，一旦感受到北京的巨大威脅而自己無能為力時，向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陳情又有何不妥？
當今世界，人權高於主權已是主流價值觀，民主、自由、人權、公義又何來國界？
陳佐洱亦好像唯恐天下不亂，當不久前香港民主派提出和解的意願後，陳錯誤地讀解為乞求，還得勢不饒人似的算起六、四“黃雀行動”的舊帳來。
當年行動的幕後指揮人物早已和大陸情治部門取得諒解﹔六、四後被通緝的一些著名民運人士，亦已獲准返回大陸，而且從種種跡像看來，他日平反六、四亦並非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實在不明白陳佐洱在這個時候舊事重提、刺激港人是出於什麼意圖。
幸而曾慶紅在出訪非洲直面香港記者採訪時為中聯辦及港澳辦的強硬降溫，曾慶紅在七﹒一遊行前夕展現北京懷柔的一面，多少能減低一些參加的人數及改變主辦者一些激烈的口號。
因為在北京釋出善意後，泛民主陣營不可能一邊提出和解，一邊又高呼“結束一黨專政”。中共在覺得香港不受控制時，對港政策總是一手硬，一手軟，先由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或非核心官員發表強硬的講話，然後由最高官員展示其溫和的一面。
有人唱白臉，有人唱紅臉，這似乎已成為一種策略，香港人矛頭北指時的“只反庸官、不反皇帝”情結可能亦與此有關。但這樣的策略，只是技倆而矣，終不如對港人以誠相待。
北京對待今年的遊行，已將定性由原來的“搞對抗”改變為“香港人有權利以各種方式表達意見”，是一種進步，在民主派願意和解的情況下，北京應該把握機會拿出更大的誠意，香港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會有社會的和諧。
北京時不時做出一些恐嚇與威脅，只會使雙方的矛盾激化。中港之間的政治對抗，民主派所需付出的代價極少，反而北京往往要以更高的成本來收拾殘局，因為“香港牌”打起來，可以出的牌不見得比打“台灣牌”更多。北京應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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