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十五年前的今天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日子——這是一個野蠻的日子，恥辱的日子；同時也是一個輝煌的日子，偉大的日子。在這個日子裏，暴君用坦克和機槍血洗街頭，從而捍衛了專制極權體制的穩定，卻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這個日子裏，天真而勇敢的青年學生，滿腔熱血、義無返顧地把自己奉獻在歷史的祭壇上，爲反封建反專制反極權的民主化進程，留下了一個永遠閃光的亮點。
十五年來，每年的今天，都有一些人滿懷悲憤，也有一些人緊張恐懼。悲憤的人要求公道，要求還以真相，要求一個站得住腳的說法；恐懼的人則調兵遣將，如臨大敵，甚至動用異常的專政手段——軟禁、釘梢、放逐、拘捕，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受害者。十五年了，在輿論導向的淫威下，全國的媒體對此裝聾作啞，噤若寒蟬，正義之士敢怒而不敢言。隨著時光的流逝和當局的沈默，這個被血光照亮的日子逐漸暗淡下來了。人們錢照賺，班照上，書照念，歌照唱，年復一年，熙熙攘攘，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都忘卻這個日子了。
但是，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個不應該被忘卻的日子。過於高昂的代價，過於慘重的犧牲，使我們沒有理由保持沈默。每一個有理智有良心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應該透過這個日子的表像，探究事件的本質，尋求歷史的教訓，把這個歷史的悲劇轉化爲民族的財富。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權利。
因胡耀邦逝世而飆然勃興、在一個野蠻的日子裏結束的短暫歷史，是一場空前偉大的學生運動。無論從它的規模來說，還是從它所秉持的理性、和平、合法的特徵來說，都超過了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一二一運動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歷次學生運動。它本來是歷史給予中華民族的一次大踏步前進的良好機緣，卻由於既得利益者的自私而愚蠢的決策所導致的血腥鎮壓而徹底喪失。
這個學生運動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産生的。改革開放的進展和市場經濟的出現，爲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員們打開了權錢交易的渠道，一時裏官倒盛行，腐敗蔓延。因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而阻礙經濟體制深化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如何改革政治體制，推進政治民主，如何遏制官倒、清除腐敗，已經成爲全社會所面臨的兩大課題。
有人在談到這次學生運動時指出，當時體制內已經採取深化改革的措施。事實的確如此。問題在於，僅僅憑藉當時的領導體制和政治格局，是否有可能實現原定的改革目標？
鄧小平在1986年一再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並且提出要以黨政分開作爲改革的突破口。爲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趙紫陽爲組長的政治體制改革小組，由鮑彤組織一大批專家學者進行研討，提出報告。報告經鄧小平批准後，又寫入十三大政治報告，成爲政治報告的主要內容。於是，以黨政分開爲突破口的政治體制改革似乎已經箭在弦上，引弓待發了。
但是，在當時的領導體制和政治格局之下，實行黨政分開以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幾乎是無法開展的。因爲黨政分開意味著根本改變一黨專政、以黨代政的局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將由此喪失他們的特權。因此，這個改革措施必然會遭受到這些大權在手的當權派的抵制，包括黨政分開的提出者鄧小平在內。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爲中國的改革開放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任何人物都具有兩重性，鄧小平也不例外。一方面，他是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他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一篇反封建反專制反特權的革命檄文。他大力推進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所謂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實際上不過是自圓其說的虛構）。1992年，爲了反擊當時洶湧於上層的反改革潮流，他毅然離京南巡，發表講話，扭轉了停滯倒退的經濟改革局面，表現了民主主義者的大無畏精神。但另一方面，鄧小平又是掌握無限權力、高踞權力頂端的既得利益者，爲了維護他的權力和地位，他必然要堅持專制極權的政治體制。最具諷刺意義的，是他在“八一八講話”裏所批判的毛澤東的專制極權，例如家長制、一言堂、個人崇拜、高度集權、濫用權力、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等等，無一不在他自己的身上復活。繼毛澤東之後，他又一次地在中國歷史上扮演專制極權的化身的角色。集民主主義革命者和專制極權者於一身，是解開晚年鄧小平的謎團的一把鑰匙。作爲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他支援群眾民主運動，主張黨政分開，改革專制極權的政治體制；作爲專制體制的人格化，依靠這個體制而獲得無限權力、備受尊榮的既得利益者，他又要維護這個政治體制。這就使他多次處於角色轉換的矛盾之中。他1978年冬曾讚賞“西單牆”，1979年初又提出要加以取締，就是這種矛盾的突出表現。因此，儘管十三大政治報告中的黨政分開是他提出來的，但他最終是否能支援這個改革思路，使它得以順利貫徹，就很難說了。
問題還在於鄧小平不是作爲個人而存在的，他代表著整個享有特權的利益階層和權力體系。這個龐大的階層和體系的利益，都是同一黨專政、以黨代政的專制體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實行黨政分開以推進政治民主化，等於是要挖掉他們的命根子。他們會坐以待斃嗎？儘管體制內不乏明智的堅定的改革者。但在強大的政治改革反對派的對抗下，改革者是否有必勝的把握？
至於社會面臨的另一個課題——反腐敗，也不是單純依靠體制內的力量就能夠解決的。因爲腐敗的根源就在體制之內，它來自不受監督的權力。以權換錢的巨大利益，構成了可以沖決任何堤壩的巨瀾。胡耀邦被迫下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對那些借改革之機而大發不義之財的“太子黨”採取了堅決處置的態度，因而得罪了一些在位的高官和雖不在位卻仍然一言九鼎的老傢夥們。反腐敗反貪污，成爲當時另一個最棘手的問題。
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政治民主化，反腐敗反貪污，是當時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兩大歷史任務，是中華民族前進還是倒退的關鍵所在。既然依靠體制內的力量勢難完成，那麽，就非常有必要借助體制外的力量，依靠社會的力量來構成改革的合力、反腐敗的合力。上下同心，將會成爲無堅不摧的力量。
歷史爲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緣。胡耀邦含憤逝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愛國情懷，它首先在廣大青年學生身上表現出來。
中國的青年學生有著國難當頭便挺身而出的優良傳統，但“八九”一代的青年學生又有著自己的時代特徵。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發以後接受教育、由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的，改革開發和思想解放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使他們有可能擺脫三四十年來的個人迷信的影響，接受現代西方的理論思想成果。如果說，五十年代一代和文革一代是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的兩代人的話，那麽，“八九”一代則是生活在社會已經開始擺脫精神奴役的條件下，因而較少“精神奴役的創傷”的一代。他們能夠獨立思考，較少奴隸主義。胡趙體制所推行的開明政策，如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抵制，對知識份子的愛護，對自由思想的推崇，都對青年學生的成長起了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總之，這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培育起來的新一代青年學生，他們關心改革，關心民族前途，隨時準備爲祖國的振興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胡耀邦的悲劇性去世，正好成爲觸發他們的愛國熱情的契機。他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發表宣言，高呼口號，在呼籲爲胡耀邦伸冤的同時，強烈地提出了他們的政治主張。從當時發表的各種宣言和呼喊的口號來看，他們的主要訴求，集中在政治民主化和反腐敗這兩大問題上，這正是黨和政府所面臨的兩大困境。
中國共產黨是依靠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領導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深知群眾運動是偉大的革命力量的源泉。現在，正在改革和反腐敗面臨困境的時刻，學生運動應運而起，這真是天賜良機。合乎邏輯的發展，應當是聯合這股強大的群眾力量，把它看作深化改革和反腐敗的同盟軍。更爲重要的是，這支力量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北京上街參加遊行的人數，最多時一天超過百萬。這幾乎是一場席捲全民的群眾運動，共產黨自身的任何宣傳鼓動家都不可能發動的全民革命運動，現在卻由學生完成了。這是多麽好的機會！
可惜，事情沒有像善良的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發展。畢竟，專制體制是非常強大的存在，既得利益者無法容忍任何將會損害自己的特權和地位的革命行爲。從本質上看，學生運動的兩大要求，都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特權階層所要拼死保衛的，恰恰是作爲革命物件的封建特權和專制政治制度。所以，這場以學生爲主體的群眾運動，實際上是民主革命的繼續。可惜，黨內的明智力量既對群眾運動的積極意義缺乏充分的認識，對體制內維護專制極權的頑固勢力也沒有足夠的估計。趙紫陽輕率地離開北京，前往朝鮮訪問，使頑固派有了施展陰謀的可乘之機。他們的“傑作”集中表現爲《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這個社論把群眾的民主運動定性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一下子就把意在幫助黨和政府擺脫困境的廣大群眾推到對立面。儘管運動本身繼續高漲，到5月中旬甚至達到了上百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但是運動的敗局卻已在“四二六社論”中初現端倪。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5月4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個原則雖然獲得了政治局的一致同意，但最終仍未能挽回局勢。從學生絕食到官方戒嚴，矛盾越發不可調和，終於以血腥屠殺而告終。
有人批評這場運動“不能見好就收”，“後期缺乏理性”，“組織領導混亂”等等，這些批評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像這樣一場飆然突興而隊伍又如此龐大的群眾運動，要避免這樣一些缺點是很困難的。不要忘記，這場運動的中堅是缺乏經驗的青年學生，而他們面對的卻是因爲握有槍桿子而無比強大的黨和國家機器。更具悲劇性的是，他們始終把自己定位爲幫助黨和政府改正缺點錯誤的革命力量，而對方卻把他們看成是危害自己的特權和地位的敵對勢力。悲劇就是在這種認識錯位的不幸氣氛中展開的。
八九學運的失敗，使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停滯和倒退，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至少倒退了半個世紀。在經濟領域，八九鎮壓後反改革派興高采烈，他們乘勝追擊，大肆宣傳“和平演變論”、“文革有功論”，攻擊經濟體制改革是“資本主義復辟”。八九鎮壓的最大獲利者甚至聲稱“要讓私營企業斷子絕孫”。一時之間，“黑雲壓城城欲摧”，改革趨於停滯倒退。幸賴鄧小平臨危挺身，發表南巡講話，挽救了改革的危險局面。十六大之前，當人們大談十三年的偉大成就時，卻很少有人指出這個關節，更沒有人從經濟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這個角度，說明十三年的經濟成就，是在鄧胡趙體制爲經濟改革奠定的基礎上，經濟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轉的結果。至於政治領域，那十三年更是改革停滯、專制加重的年代。胡趙時代所取得的開明政治的成果喪失無餘，十三大政治報告早已束之高閣，家長制、個人崇拜遠較毛鄧兩代更甚，這從對“三個代表”的謳歌，超過對“三面紅旗”和文革最高指示的頌揚，便可以略知一二。與八十年代相比，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不但毫無進展，反而日益倒退，因文獲罪而遭拘捕判刑者時有所聞。專制極權超越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而遍及所有黨政機關，尤以執法機關爲甚。任何稍有權力的人都可以無法無天地濫用權力，攫取個人私利。社會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
八九鎮壓所造成的危害，最嚴重的是社會領域。反腐敗運動的失敗導致腐敗現象蔓延全國，賣官鬻爵，賄賂公行，社會道德敗壞，人欲橫流，這種社會創傷是很難癒合的。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後果，是對青年一代的摧殘。經過八九鎮壓，八十年代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所造就的一代青年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坦克的轟鳴和機槍的狂嘯，粉碎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希望和吏治清廉的期待。廣大青年痛感無力回天，報國無門，消極無奈，只好放棄對遠大目標的追求，把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置於腦後，苟且求生，鼠目寸光。群眾運動的領袖人物則或被開除，或被拘捕，或被軟禁，或被判刑。十五年來，他們居無定所，求職無門，成爲被專政的異類分子。少數幸運兒遁身海外，有如逐水浮萍，難以發揮作用。總之，八九鎮壓對一代青年的嚴重摧殘，已經並將繼續給社會發展帶來無法估量的後果。
八九學運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對它持有不同看法是十分自然的。有的人說這不是一場民主運動，只不過是一場歷史悲劇。我認爲這一看法值得商榷。不錯，這的確是一場歷史悲劇，但從運動的性質來說，誰也不能否認它的民主性。首先，它追求的主要目標——政治民主化和反腐敗，都是民主主義性質的訴求，具有反封建反專制反極權的內涵。運動的實質是民主和專制的對壘，運動的民主性和鎮壓的專制性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說它是五四運動的繼續，民主革命的繼續，都是合乎邏輯的。其次，這次運動本身就是一次偉大的民主實踐。這麽龐大的群眾隊伍，沒有人發動，沒有人組織，大家都爲了國家的振興和民族的繁榮走上街頭，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政府清廉，這不正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充分表現嗎？人民當家作主的責任感歷史感，都在參加這場運動的青年學生和支援運動的人民群眾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三，運動過程的民主色彩，也展示了運動的民主性質。整個運動是在理性、和平、合法、有序的軌道上進行的。學生們行使憲法所允許的民主權利，合法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們的態度和希望是補台，而不是拆臺，是幫助黨和政府，而不是推翻黨和政府。高自聯成立時推舉政法大學爲首屆主席單位，就體現了他們希望運動不致越出法律規範的用心。這種非暴力的運動理念，正是運動的民主實質的反映。第四，我們還可以從運動的廣泛群眾性，來判斷它的民主性。在5月中旬那些連日遊行示威的高潮裏，北京市萬人空巷，男女老少都到街頭來支援學生。在那一段時間裏，好些城市的治安秩序空前良好，鬥毆、盜竊幾乎絕迹。這場運動所標舉的民主自由的高尚目標，具有強烈的凝聚力，連偷雞摸狗之徒都被吸引了過來。他們放棄危害社會的行爲，恢復了人的尊嚴，以堂堂正正的社會一分子的身份投入運動。可惜，這樣良好的社會秩序只維持了短暫的日子，它隨著鎮壓而消失，也許再也不可能重現了。
以上我從四個方面論證了八九學運的民主性質，只不過像蔣彥永醫生所要求的那樣，爲這場運動正名，肯定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民主運動。全文的意旨，在於對運動的産生背景、歷史地位和遭到鎮壓的嚴重後果，作一些粗淺的分析，抛磚引玉，爲有意總結這場運動的經驗教訓的仁人志士，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十五年來，爲暴力鎮壓所撕裂的巨大的社會創傷始終未能癒合。爲了治療這個精神的道德的創傷，要求當權者爲運動平反正名固然必要，但民間的思考總結也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做這項工作，大家共同努力，把這個社會創傷轉化爲全國人民的精神財富，使舉國上下都能從這裏吸取教訓，獲得教益。這是我在八九學運十五周年之際的最大願望。
2004年6月4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