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15年前，一個人的死，影響了首都北京那麽多的民衆自發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哀悼，著實爲歷史上少見。
這個人就是胡耀邦，他是20世紀後20年影響中國民主進程的重要人物之一。
1989年4月15日7點53分，胡耀邦在北京病逝，時年73歲。比起那些活到89歲、93歲，甚至100歲的老共產黨人、政治老人來說，耀邦確實是年輕了一些，他的早逝用“好人不長壽”來說並非誇張，也並非不符合實際。
耀邦，因先天下之憂而憂，才得到後天下之樂而樂。1980年至1989年4月，近10餘年時間，耀邦是中國百姓最熟悉的名字之一，他爲國家的前途憂慮，爲民族的命運憂慮，大公無私，爲民做主，爲民請命。在他先後任職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與總書記期間，以堪稱楷模的膽略、魄力和熱忱，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真正的“實事求是”精神付諸實現，造福萬民。深受“文革”迫害的老革命家、“牛鬼蛇神”、50年代“被錯劃的右派”、歷次政治運動遺下的錯案、戴著“地主、富農”帽子的社會邊緣人群，都是在這些日子裏昭雪沈冤，“由鬼變人”，“由一等黑戶、二等公民到恢復自由身”，重見天日。只要追憶撥亂反正年代，像一度被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以及他們經歷的所謂“叛徒集團”、“反黨集團”案件，都在短期內清查了結，水落石出，推翻不實之詞，恢復了受害者的榮譽，人們就可以想象到那時挑此重任的胡耀邦是何等的辛勞忘我，愛恨交織，熾熱如火，爲國爲民，嘔心瀝血。
據鄭仲兵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2期發表的文章透露，耀邦在中宣部任職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內，在有限的部務活動中，不知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
1978年12月25日，他正式出任中宣部長。19天後，他在一次例會上強調，“對青年要善於引導”，要考慮青年的特點，從青年的實際出發，“不要把青年報辦成第二黨報”。
1979年1月24日，中宣部例會。交談新聞工作情況。耀邦提出：“辦好報紙的標誌，兩條很重要：一看有沒有好新聞，一看有沒有好言論。”
2月7日，中宣部例會。當反映上海“知青”要求回上海、鬧事等情況時，耀邦的視角非常有意思，他說：“這是最近落實政策，搞民主的副産品”。“這是因流毒未肅清，問題成堆。要快刀斬亂麻，不要拖。一時不能解決，要創造條件。”並告誡：“從五七年‘反右’以來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也是建立在錯誤分析形勢和情況的基礎上，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尖銳化、人爲化的錯誤。是封建獨裁、個人專斷、家長作風、唯意志言論的體現”。反映了他的政治氣度。
3月31日，耀邦在新聞工作會議上第二次講話，提到中央正在研究“解決國家體制和領導方法的問題”，要求報紙、新聞發揮監督職能–批評、表揚的職能。 他還在新聞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把解放思想的重點放在研究新問題上”。還提到黨性與人民性關係問題：“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黨的唯一宗旨是爲人民謀利益，只有一個宗旨，沒有第二個。”
7月11日，中宣部例會。研究中宣部《關於宣傳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精神幾個問題的通知》，耀邦在插話中批評現行的“全民所有制”：“什麽全民所有制，是全民所無，全民所養”。“幾十年的教訓，就是不要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像張志新這樣的優秀分子，我們有幾百幾千，像張志新這樣遭到殺害的，有三十萬人。”
8月1日，中宣部例會。討論黨風和幹部作風問題。耀邦提出：“要批‘有權就有一切’，……要把這個理論搞臭。”
8月8日，中宣部例會。耀邦在發言中表示“贊成繼續討論真理標準問題”。他提出：“要注意文風、注意討論問題的思想方法”，共五點：1、不管什麽文章、特別是理論文章不要浮誇不實；2、不要殺氣騰騰、慷慨激昂，要充分說理、留有餘地，對青年人不要“圍剿”；3、不要偏激、過頭，片面性，多做歷史分析、全面分析；4、不要從概念到概念；5、不要前後矛盾。
8月23日，耀邦會見廣播局召開的電視節目會議代表並講話： “要使人們的革命理想、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奮鬥目標、生産知識、歡悅的精神生活統一起來，渾然一體。……藝術品離開政治不行，但藝術品離開藝術就不是藝術品，那看‘毛選’好了，看電視幹嘛？”
9月2日，耀邦召集有關人員開會，要求關心上訪人員、認真解決他們的問題，批評一些信訪部門和人員“感情上不關心別人的疾苦，政策上死、不靈活。如‘右派’改正回城，先是態度不錯，後來回城人多了，又發通知說，原則上不讓回，搞一刀切。幾萬人吊在當中成了黑人。”
1980年2月23日-29日，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耀邦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宣部的幹部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謂喜，是因爲耀邦當總書記是衆望所歸；所謂憂，是因爲耀邦終於離開了中宣部。耀邦對於當時新聞改革的力度，也評價是“二八開”，他提出要在報紙上講缺點問題與講優點成績，經常保持“二八開”。
1980年3月，耀邦正式出任中共總書記以後，仍然擔當著民主改革先鋒、青年優秀導師、記者真誠朋友的責任。
1984年4月9日，他跟一群港澳記者交談，甚爲親切、坦率、熱情。1989年4月23日《參考消息》援引《澳門日報》的紀念文章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第二號核心人物（第一號人物是“第二代核心人物鄧小平”）。對於‘胃口大’的港澳記者，胡氏自然成爲非常重要的採訪物件。”耀邦是在出訪澳洲等五國的前幾天跟港澳記者約會中南海，原定只是一小時，但卻提前５分鐘開始，延長半小時結束。耀邦性格爽朗，談吐幽默，沒有半點兒官架子。他首先向記者提出了自己的第一個題目：“你們有沒有去過１４個開放城市？有沒有去過內蒙、西藏、新疆、三峽……？”耀邦說：“世界上許多名記者都去過很多地方，這也體現出記者不怕困難的一面。到地方去，一個方法是採訪領導人，一個方法是到群衆裏面去。”當時全國有2000多個縣，他跑了1600多個。相信是中共歷史上幾位主席、總書記中的最高紀錄。
儘管胡耀邦說自己“我快70了，老態龍鍾。”沒想到，比他老的人大有人在，後來也確實比他長壽。而他卻早早離開了這個他熱愛的中國大地。
據北京的報紙披露，一位普通市民在聽說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後說：“我深感悲痛，因爲他是一個爲人民做了好事的領導人。他敢於說話。”耀邦正是致力改革、爲官正直、爲人誠懇而深得民心。他的業績，不僅是在經濟方面實行開放政策，而且也在思想方面。他尊重並任用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斥爲“臭老九”的知識份子們，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機構，曾得到他的支援。
應該說，古往今來，真正的完人大概是沒有的，政治上的完人更加難求。但我今天敢說，在胡耀邦的同齡人中，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一生盡心盡力、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光明磊落地爲國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爲止，他的政治品質是崇高的。他的決策和工作大方向沒有錯誤，積極的貢獻遠遠超過了不重要的過失，他這樣的政治家在歷史上是應當予以肯定和讚揚的，應當給予隆重紀念的。
耀邦是一個熱心執行和推行開放改革政策的人，中國成千成萬的民衆、尤其是知識份子，對他著實有一份敬愛和親厚的感情。1987年1月16日，雖然他由於推行改革過急，高消費，導致學生運動的爆發而不得不承受責任，黯然下臺。但胡耀邦沒有推卸責任，顯示了光明磊落的風度。作爲一個政治家，在政治道德上，這是優秀的品質。何況，在推行改革這樣艱巨的工作中，總不免會有大大小小的困難和挫折。海內外極大多數中國人支援開放和改革，凡是稍有見識之人，決不會無聊到要求事事一帆風順，不能容忍任何或大或小的困難和挫折。
71歲的耀邦承認犯了政治“錯誤”而辭職後，由開明派領導人、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職務。2年後的1989年4月8日上午9點，已經由總書記、政治局常委降職爲政治局委員的耀邦參加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該次會議主要談教育工作。會議進行40分鐘後，耀邦忽然感覺不適，遂舉手向趙紫陽請假。趙發現他的氣色不好，在座的一位政治局委員立即抱住耀邦，連忙說：“別動！別動！”當即給他服硝酸甘油，緩解了病情。15分鐘後，有幾十名醫護人員進入政治局會議室作現場搶救（因系心臟毛病，不宜移動）。至當日下午４點，胡耀邦病情稍見好轉後，被轉入北京醫院治療。住院後，耀邦得到了及時治療，身體似乎有所恢復。4月15日醒來後，躺在病床上喝水、吃西瓜，準備接受安排在上午的專家會診。吃完西瓜後，胡耀邦因用力氣，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積破裂，出現大面積心肌梗塞。經醫生緊急搶救無效，於10分鐘後，即7時53分停止呼吸。
耀邦最後一次在公衆場合露面，是在1989年3月召開的一次人大會議上。人們發現，耀邦較前明顯地消瘦了。當年新年期間，耀邦離京去家鄉湖南。在湖南休假期間，從未犯過心臟病的耀邦曾因感冒致使心臟病發作，他的夫人李昭緊急趕往長沙照料。經多方搶救後病情穩定，且恢復很好，遂又前往廣西繼續休息。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許多人對耀邦的消瘦表示關注。
對於耀邦的不幸去世，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表示深切的哀悼、懷念和惋惜。在中國的現實政治中，他所起的作用雖然有限，但他已經盡力。他這樣一位正直誠懇、深得民心、堅持改革的領導人，實是中國當代政治界中的模範，期望能有極多有志之士、政治領袖以他爲榜樣，學習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服務精神、公僕精神，崇尚他敢於推動“真理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抵制“左”的大無畏做法，懷念他艱苦樸素、平易近人、體恤民情的風範。
好人耀邦，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向世界的開放，所以中國才有來之不易的今天。
好人不長壽，壞人卻能活千年。這句民諺恰恰說明了在這個世界上，好人往往早早地離開這個世界，而壞人往往能夠活得長壽、健康，更大程度地危害這個世界，做出更多的傷天害理的惡來。
我想，懷念好人，鞭撻壞人、惡人，是我們的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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