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說她一個人每年假期自費回北京去，一家一戶的調查1966年學生打老師，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很多人大概心裏很恨她”。王友琴的一個朋友偶然讀到我寫的這句話，就去對王友琴說：“他幹嘛要這麽寫？不寫還好，這麽一寫反倒提醒人家了……”。後來聽了王友琴的轉述，我暗暗一驚，仿佛感覺到那陰影的更深一層。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製作一部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時，就有一位大學教授當面拒絕我採訪他的受難者妻子，和盤托出他的恐懼：“當年打她的學生裏頭，有人今天已經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們怎麽還敢說話？請你不要再給我們找麻煩，讓我們安度餘年好不好？”當時，我只看他妻子的一個背影，是坐在輪椅上。
這個受難者的線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師大女附中採訪卞仲耘慘案，追尋到對面的郵電醫院時偶然發現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死打昏了老師都送到這家醫院，那裏的醫生護士對我順便提起，說有一次紅衛兵用三輪車推來一個女教師，竟然問：“是不是每一具屍體賣八百塊錢？”醫生發現那老師還沒斷氣，才救了下來。那次追蹤採訪未得，但這個“賣屍體”的細節卻一直深嵌在我記憶裏，來到海外，見王友琴正在遍尋中學受難教師，便對她說“你們女附中有個女老師還被當作屍體去賣呢”，未料她卻糾正於我：這位女老師叫韓九芳，不是她們師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長和化學老師，她活是活了下來，脊背上被紅衛兵軍用皮帶的銅頭戳了兩個大洞，終生再也站不起來。
與記憶相關的一切文革細節大量流失著。王友琴不顧一切地尋訪、保存它們。她是受難者的一個活資料庫。她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記得我採訪時讓女附中的人指認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裏想象曾發生過的舉世罕見的“少女希特勒現場”（因爲最接近的一個類比是納粹組織“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開的，叫“德國女青年團”，後合併），而我卻缺乏另一種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長身後，將有一個女學生要站出來爲她討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個血腥現場，先成爲一個目擊者，以後再變成一個見證者，多少年後，她在芝加哥大學對前來採訪她的記者談到她“心底的召喚”。《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的傑伊·諾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寫王友琴：“文革中她讀到《安娜·弗蘭克的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這本書啓示她去記錄那嚴禁披露卻日復一日發生著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樣跟一本日記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記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剛剛寫下不久就必須銷毀，那時候有人僅僅因爲日記就被打死。”
無疑，諾德林格是在一種西方的歷史和經驗範圍之內解讀王友琴，雖然，對暴行的見證應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國與中文範圍內還只能看到一個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報道中再次提到她：“……索爾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訴你們另一個奇人，而且是一個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學的中文講師，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獻身于見證文革受難者……她上北大時讀到索爾仁尼琴，那時全中國只有幾本《古拉格群島》，她讀得徹夜難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業：她向受難者承諾，一定要讓歷史記住他們。我仿佛看到，她身後站著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見證人：安娜·佛蘭克和索爾仁尼琴。”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和經驗範圍內，王友琴的出現難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嗎？她的內驅力可以簡單地歸爲一個學生在爲她的老師討還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個優秀的學生，1979年全中國的高考狀元，但她的優秀不止於此，她把所有死難于文革的教師視爲同類，可以聽到他們的哀鳴而無法平靜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對教師夫婦的長女，也許因此而使得她賦有另一種“心底的召喚”，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雞之間”的那種強烈感受：牛會哀傷同類而雞卻不會。在這個意義上，王友琴不僅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顛覆者，也是從最傳統、古典的中國立場來否定那個革命，討回師道尊嚴，而這幾乎就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根基。
王友琴與沈默大衆的對話，是她作爲一個見證人在當下中國人文環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個應由旁人來見證的課題。我們的尷尬，不僅是見證人極罕見，而且也不能見證見證人。王友琴所面對的沈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車薪的努力則是精衛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於體制性封塵遺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們心底不自覺的趨避、棄絕，加上“偉大領袖”曾挾持整個人民成了“同謀”，因此這場浩劫從未停止過，它只是暫停在一種集體性遺忘上：抛棄受難者。王友琴經年累月置身於壓抑下的傾訴、風乾了的血淚、恐懼中的拒絕、無助裏的無助……她的見證，與其說需要的是勇氣，毋寧說是堅韌。自不必說，她尋訪出來的七百個受難者，從線索、姓名、時間地點直達情節主體，皆引領她反復經歷心靈的煉獄；她與受難者親屬以及知情人之間勸導、寬慰乃至逼迫、拒絕而使雙方付出的心理代價，在在珍貴無比，將是中國個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頁；即使在社會學意義上，個體與龐大體制性謊言的對峙，受難者被主流話語封殺而借由見證人發出聲音以抗拒淹沒，勢單力薄的見證人身陷周遭冷遇卻又吸引同樣稀缺的“歷史義工”，等等，王友琴都是開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創性的《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國開啓了受難者見證歷史，又如何被流傳、被抄襲、被曲解，這個過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見證，在成書之前只能放上電腦網路，其實只反映了受難者仍被歧視，而這座“網上文革博物館”依舊被中國當局封鎖。
第一個倡言“文革博物館”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將就木。巴金的這個夙願，幾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個象徵，是無數人對政治清明的一種憧憬，並無幾人懷疑它的可行性。經過“六四”大開殺戒，人們回頭去看，覺得整個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議，已然有了見證的含義，老人並不天真，他領教過“孩子們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他呼籲見證。我們幸虧有巴金，也幸虧在他之後來了一個王友琴。
（蘇曉康，六四流亡者，《民主中國》編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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