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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見證人

——序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蘇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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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日訊】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說她一個人每年假期自費回北京去,一家一戶的調查1966年學生打老師,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很多人大概心裏很恨她”。王友琴的一個朋友偶然讀到我寫的這句話,就去對王友琴說:“他幹嘛要這麽寫?不寫還好,這麽一寫反倒提醒人家了……”。後來聽了王友琴的轉述,我暗暗一驚,仿佛感覺到那陰影的更深一層。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製作一部關於文革的紀錄片時,就有一位大學教授當面拒絕我採訪他的受難者妻子,和盤托出他的恐懼:“當年打她的學生裏頭,有人今天已經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們怎麽還敢說話?請你不要再給我們找麻煩,讓我們安度餘年好不好?”當時,我只看他妻子的一個背影,是坐在輪椅上。

這個受難者的線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師大女附中採訪卞仲耘慘案,追尋到對面的郵電醫院時偶然發現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學的紅衛兵打死打昏了老師都送到這家醫院,那裏的醫生護士對我順便提起,說有一次紅衛兵用三輪車推來一個女教師,竟然問:“是不是每一具屍體賣八百塊錢?”醫生發現那老師還沒斷氣,才救了下來。那次追蹤採訪未得,但這個“賣屍體”的細節卻一直深嵌在我記憶裏,來到海外,見王友琴正在遍尋中學受難教師,便對她說“你們女附中有個女老師還被當作屍體去賣呢”,未料她卻糾正於我:這位女老師叫韓九芳,不是她們師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長和化學老師,她活是活了下來,脊背上被紅衛兵軍用皮帶的銅頭戳了兩個大洞,終生再也站不起來。

與記憶相關的一切文革細節大量流失著。王友琴不顧一切地尋訪、保存它們。她是受難者的一個活資料庫。她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記得我採訪時讓女附中的人指認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裏想象曾發生過的舉世罕見的“少女希特勒現場”(因爲最接近的一個類比是納粹組織“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開的,叫“德國女青年團”,後合併),而我卻缺乏另一種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長身後,將有一個女學生要站出來爲她討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個血腥現場,先成爲一個目擊者,以後再變成一個見證者,多少年後,她在芝加哥大學對前來採訪她的記者談到她“心底的召喚”。《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的傑伊·諾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寫王友琴:“文革中她讀到《安娜·弗蘭克的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這本書啓示她去記錄那嚴禁披露卻日復一日發生著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樣跟一本日記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記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剛剛寫下不久就必須銷毀,那時候有人僅僅因爲日記就被打死。”

無疑,諾德林格是在一種西方的歷史和經驗範圍之內解讀王友琴,雖然,對暴行的見證應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國與中文範圍內還只能看到一個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報道中再次提到她:“……索爾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訴你們另一個奇人,而且是一個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學的中文講師,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獻身于見證文革受難者……她上北大時讀到索爾仁尼琴,那時全中國只有幾本《古拉格群島》,她讀得徹夜難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業:她向受難者承諾,一定要讓歷史記住他們。我仿佛看到,她身後站著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見證人:安娜·佛蘭克和索爾仁尼琴。”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和經驗範圍內,王友琴的出現難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嗎?她的內驅力可以簡單地歸爲一個學生在爲她的老師討還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個優秀的學生,1979年全中國的高考狀元,但她的優秀不止於此,她把所有死難于文革的教師視爲同類,可以聽到他們的哀鳴而無法平靜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對教師夫婦的長女,也許因此而使得她賦有另一種“心底的召喚”,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雞之間”的那種強烈感受:牛會哀傷同類而雞卻不會。在這個意義上,王友琴不僅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顛覆者,也是從最傳統、古典的中國立場來否定那個革命,討回師道尊嚴,而這幾乎就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根基。

王友琴與沈默大衆的對話,是她作爲一個見證人在當下中國人文環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個應由旁人來見證的課題。我們的尷尬,不僅是見證人極罕見,而且也不能見證見證人。王友琴所面對的沈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車薪的努力則是精衛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於體制性封塵遺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們心底不自覺的趨避、棄絕,加上“偉大領袖”曾挾持整個人民成了“同謀”,因此這場浩劫從未停止過,它只是暫停在一種集體性遺忘上:抛棄受難者。王友琴經年累月置身於壓抑下的傾訴、風乾了的血淚、恐懼中的拒絕、無助裏的無助……她的見證,與其說需要的是勇氣,毋寧說是堅韌。自不必說,她尋訪出來的七百個受難者,從線索、姓名、時間地點直達情節主體,皆引領她反復經歷心靈的煉獄;她與受難者親屬以及知情人之間勸導、寬慰乃至逼迫、拒絕而使雙方付出的心理代價,在在珍貴無比,將是中國個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頁;即使在社會學意義上,個體與龐大體制性謊言的對峙,受難者被主流話語封殺而借由見證人發出聲音以抗拒淹沒,勢單力薄的見證人身陷周遭冷遇卻又吸引同樣稀缺的“歷史義工”,等等,王友琴都是開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創性的《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國開啓了受難者見證歷史,又如何被流傳、被抄襲、被曲解,這個過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見證,在成書之前只能放上電腦網路,其實只反映了受難者仍被歧視,而這座“網上文革博物館”依舊被中國當局封鎖。

第一個倡言“文革博物館”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將就木。巴金的這個夙願,幾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個象徵,是無數人對政治清明的一種憧憬,並無幾人懷疑它的可行性。經過“六四”大開殺戒,人們回頭去看,覺得整個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議,已然有了見證的含義,老人並不天真,他領教過“孩子們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他呼籲見證。我們幸虧有巴金,也幸虧在他之後來了一個王友琴。

蘇曉康,六四流亡者,《民主中國》編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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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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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01 10: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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