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國家是什麽？我一直認爲亞當‧斯密在他那本著名的《國富論》中給出的“守夜人”的定義是經典的，但我又一直困惑不能找到更形象的詞來進一步詮釋什麽是“守夜人”。早不久，著名自由主義學者任不寐先生說“國家是一條狗”（任不寐：《國家是一條狗》，載大紀元網站2月28日），給我以“石破天驚”的感覺。可以說，這是我迄今所看到的關於“守夜人”一詞最精彩和最生動的描述。難道不是這樣嗎？當主人（也就是公民）深夜熟睡之時，虎視耽耽的狗（也就是國家）在黑夜裏逡巡，盡職盡責地保護著主人的生命和財産的安全。正如任不寐先生所說：“公民組織國家的理由就是希望國家提供‘看家護院’的服務”（引文同上），應該說這一思想和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論”的思想是高度吻合的。
然而，當很多民主國家正在將自己變成一條服務於公民的忠實、溫馴而又卑微的狗的時候，極權國家卻仍然是一頭怪獸，一頭力大無比的巨型怪獸。更令人可怕的是，這頭怪獸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一旦發起作來，公民的自由和財産安全就有可能受到威脅，市場中的投資和交易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打擊。更加恐怖的是，國家還是一個喜怒無常的精神病患者，公民無法預知它什麽時候喜、什麽時候怒，也就是說，它發起作來根本就是無規律可尋，公民從而無法規避風險，並降低所受損害的程度。時時刻刻同這樣一個喜怒無常的精神病患者呆在一起，是沒有什麽穩定感和安全感可言的。
最近，中國政府對經濟進行新一輪的“宏觀調控”，我認爲就是精神病又一次無規律發作的表現，其非理性的行爲人們事先根本就無法預測。僅僅還是在半年前，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還信誓旦旦、正襟危坐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一事件還被許多媒體如中央電視臺評爲“2003年十大國內新聞”之一。然而，半年之後，中國政府就開始表示出對市場的不信任，高舉起“宏觀調控”的旗幡，肆意干預經濟，破壞市場機制。他們相信自己有一雙火眼金星，能夠看到經濟是“過冷”還是“過熱”；他們更相信自己那一雙“有形的腳”（朱學勤語），能夠將經濟旋控到“過溫”。計劃經濟體制下“理性的自負”，看來還並沒有終結。
爲了配合本輪“宏觀調控”，《人民日報》居然還配發了措辭強硬的社論《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整個市場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社論說：“黨中央、國務院見微知著，未雨綢繆，及時果斷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並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正在採取進一步的調控措施。”（見《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載《人民日報》2004年4月29日）他們認爲市場總會失靈，而他們“見微知著”的聰明腦袋似乎永遠不會失靈。其實，通過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發社論來干預市場，已不是什麽簡單的政府職權的“越位”，而是黨的職權的公然“越位”。用發社論的方式干預經濟更不是什麽新招了，稍有記憶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1999年5月19日，中國股市出現“井噴”行情時，《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怎樣推波助瀾的。那一次對市場的傷害所留下的陰影，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消除。
這一次的“宏觀調控”，受到危害的不僅僅是市場機制，更重要的是公民的財産權。因爲，每一次“宏觀調控”首當其衝的都是私營企業，此次更不例外。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的專案此次被強行叫停，就對公民的財産權造成了侵犯。當然，政府辯解說，江蘇鐵本公司這一專案用的是國家低價土地和國家銀行鉅額的貸款，但如果這種土地購買和銀行貸款是有合同的，那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合同是具有神聖性的，是受法律保護的。據有關媒體報導，鐵本經銀行評估是一個好專案，很多銀行搶著給它貸款。政府強行中斷合同所造成私人財産的損失，該由誰來負責呢？
另外，政府關閉私營企業鐵本的一個重要原由，是鋼鐵行業出現投資過熱。但據國內權威媒體新近報導，“我國鋼鐵行業最大的中外合資專案——鞍鋼新軋-蒂森克虜伯鍍鋅板有限公司日前在大連正式投産，我國汽車鍍鋅板將結束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該公司是鞍鋼與蒂森克虜伯鋼鐵公司共同投資1.8億美元建成的，年生産汽車用熱鍍鋅板40萬噸。”（《人民日報》2004年6月7日第1版，記者王科）另據同一天的《解放日報》報導，“專程來華的美鋼聯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約翰。彼德。瑟芒前天在滬宣佈美鋼聯中國有限責任公司暨上海代表處成立。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長吳溪淳出席成立儀式。已有100多年悠久歷史的美鋼聯公司是美國最大鋼鐵企業，也是全球最大鋼鐵企業之一，去年鋼産量2680萬噸。”（記者蔣心和）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背離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公平原則。私營企業在憲法中所享有的與國企、外企平等的地位，看來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兌現的。
當然，政府義正詞嚴地指出這個專案是違規，甚至是違法的。但在專案違規、違法之前，或剛剛開始違規、違法還沒有出現損失或損失不大的時候，政府的有關執法部門爲什麽不及時出面制止呢？而當專案已經大規模開工，政府的“宏觀調控”卻象“幽靈”般地及時出現了。這就好象一個人在建房子，在旁的精神病人不做聲，而且它還在嚷嚷著要把私有財産受保護寫進憲法並已寫進了憲法，於是這個建房子的人勁頭更大了，但當房子建到了一半，精神病人卻突然發作了，強行讓你把房子停下來。其實這一蠻橫地叫停，財産受到損失的何止是鐵本的老闆，更多的財産損失最終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納稅的私人來“買單”。這個時候，“國家”的損失根本就是抽象的和不存在的了。
至於說違規、違法，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不就是一個違規、違法的過程嗎？違計劃經濟之規，違國家落後的、不正當的管制之法。鐵本專案是抓住中國鋼材市場供不應求的良好機遇上馬的，據常州市一位政府官員解釋說：“如果鐵本專案按正常程式報批，等到批文正式下達，鋼鐵行業的黃金時期可能早已流逝”（見《常州：趕超之痛》，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5月3日）。因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辦事如果走正常的合法的程式，那什麽事情都辦不成。違規、違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對政府管制和低效率的一種糾正。或者說，“潛規則”有時是被逼出來的。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二十五年來改革開放的“違規”、“違法”，中國的經濟能有今天的輝煌嗎？
看來，“過熱”的可能並不是中國的經濟，而是中國政府力主干預經濟的領導人的頭腦；需要治理的可能也並不是中國的市場，而是中國政府不定期發作的精神病。引發這一精神病發作的病毒，正是計劃經濟年代留下的已嚴重阻滯市場經濟發展的陳舊而又僵化的政治體制。因而，中國的問題，最終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極權體制下搞市場經濟，缺乏遠見、容易發瘋、經常崩潰，而憲政民主體制則是長遠的、理性的、穩妥的。因而，啓動政治體制改革，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之道。也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讓國家回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守夜人”的角色中去，讓國家變成一條狗。誠如任不寐先生所說：“從愛奧尼亞時代開始，‘政治文明’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馴國家和君權如狗，但遺憾的是，中國一直脫離於這一進程之外。”（任不寐：《國家是一條狗》，載大紀元網站2月28日）一個拒絕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府，要想建立起完善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看來是很困難的。
──轉自《北京之春》04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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