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一、
毛澤東在延安打游擊的時候，曾對來訪的所謂的黨外民主人士信誓旦旦地說：我們是要搞民主的。從1940年代的《新華日報》上，人們可以看到許多共產黨人撰寫的宣揚民主的文章。共產黨的這些表現使人們以為它已經接納了西方政治文明。
正像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那樣，共產黨對於民主的追求到1940年代的末期就停止了，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是一黨專制，而不是憲政民主。雖然共產黨在1949年邀請各個民主黨派的人員參加了籌備建國的政治協商會議，然而在這場政治構建中，共產黨運用其壓倒各方的影響力主導了這場政治構建。在1949年，共產黨的力量要比民主黨派的大，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在政治構建中所起到的作用要比民主黨派的大，所以最後的政治形態一定是根據共產黨提供的藍本來加工的。共產黨不兌現他們的關於民主的承諾，是由它的指導思想和組織架構決定的。在所謂的民主黨派這方面，當時有沒有憲政和民主的訴求？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
從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代表，陸續進入東北和華北解放區。這時，決定國共兩黨命運的三大戰役尚未開場，然而共產黨此時就開始試圖在組織上建立統一戰線了。共產黨更深層次的考慮是，將自己嚮往的政治模式推銷給民主黨派。
時為民盟中央華北總支部委員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回憶說：「當時一個很大的選擇就是中國究竟向哪兒走，成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那時意見都不相同。都是愛國的，沒有問題，可是，成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是一個具體問題。當時毛主席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記得我們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飯，大家去談天了，可以談到半夜，他不睡覺的。毛主席同我們說，我們要成立一個多黨合作的共產黨領導的一個政權，一個聯合的聯合性質的政府。那麼，後來我們同意這一條，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一個聯合政府，關鍵就是這麼三句話，可是這個決定了中國後來這50年來的一條路子。」[1]
對新中國的政體問題，毛澤東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已經說得很明確。他認為，在中國，政權組織形式既不能照搬蘇聯的蘇維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議會制，而是在一個短時間內在新解放地區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準備，然後通過普選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由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海外華僑代表和共產黨人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還未召開，共產黨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設計，這時候共產黨的統戰對像們的想法是什麼，他們又做了什麼？下面我將把他們分為四類人物，即逍遙類、獨立類、自由主義類、利益至上類，在每一類人群中，我都將介紹一個代表人物。
◆逍遙類
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柳亞子，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後來在國民黨內任職，長期鬱鬱不得
志，於是轉為反對蔣介石。我們可以通過宋雲彬的《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來瞭解柳亞子1949年在北京的情況。
宋雲彬是一位著名的編輯和文史專家，他和柳亞子是朋友，他們在共產黨的安排下於1949年一起經由水路到了北京，同行的還有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葉聖陶、王芸生、張伯、張志讓、鄭振鐸、曹禺、徐鑄成、趙超構、傅彬然、劉尊棋、沈體蘭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
一路上（特別是在船上）這些人都異常興奮，他們在船上搞了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在煙台登陸後，柳亞子還是異常興奮。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詞』，有時候東道主沒有安排，他也要『自請講話』」[2]講話之後，還要高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3]
到了北京之後，柳亞子的情緒發生了變化，其原因就是文化名人胡愈之與他談了一次話。胡是一位「在公開活動中不以共產黨員面目出現」的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特別黨員」。[4]在這次談話中「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氏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反革命者。」[5]
胡愈之這次來訪卻不是為了聊天，而是奉勸柳亞子不要驕傲。柳亞子經常以中國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自居，這種自吹自擂的文字見《柳亞子選集》，「這種思想對於經過辛亥革命洗禮的人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許多人對於這類「大不敬」的言辭，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迴避。」這就是當時北京的現實。在這種現實中，柳亞子的同類要與他劃清界限，北京的當政者要警告他不要驕傲，柳亞子的消沉由此而來。柳亞子的那首著名的發牢騷的詩就是這時寫的，詩文如下：
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6]
柳亞子的牢騷通過一首詩傳達出去了，毛澤東見此情景急忙賦詩一首安慰柳亞子：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柳亞子之類的人認為自己是能人名士，也許他們還覺得共產黨請他們到北京是有求於他們。現實粉碎了他們的一己之見，看起來他們還缺乏跟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共產黨當時需要這些民主人士，但是象共產黨這樣的組織需要的是聽從組織領導的人，而不是象柳亞子這樣總想著冒尖的人。柳亞子之類的人物認為此次進京是去參加一次選賢任能的大會，可能會獲得從政的機會，所以他們在來北京的路上才會興高采烈。當他們的希望破滅的時候，他們就表現出垂頭喪氣之態。這些人高興得太早了，實際上共產黨對他們處處戒備。
比如毛澤東抵達北平時，統戰部以召開「座談會」為名發出通知，到會後才知道是要組織他們赴機場迎迓。這很容易給人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如果說這種「座談會」還勉強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下面一些座談會就讓人無法接受了。宋雲彬在日記中說：———凡開會必有報告，報告必冗長，此亦一時風氣也。名為座談會，實則二三人作報告，已將全會時間佔盡，我等皆坐而未談也。[7]
與柳亞子一起到北京的宋彬然已經在當時覺得「北平非久居之地」。此外，他對有些人來到北平之後，一下子變得「滿臉進步相，開口改造，閉口學習者」非常反感，與此同時葉聖陶也有「上海解放後，必須南返」之意。1949年中共建政後，柳亞子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可是直到1950年7月23日「柳亞老仍在『低潮』時期，連談話都無興致」[8]
柳亞子之類的人關心的是自身價值；共產黨對於他的態度如果能表現得很恭敬，他就會心滿意足，否則他便是牢騷滿腹。他對政治體制的關心要弱一些，對公平和正義的關注也是弱的。一個參加籌備建立國家的人，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要知道自己是為哪個階層服務的，自己的政治理念就會因此而產生，他要為自己的理念負責，應該在籌備建國的活動中盡量把自己的理念變成現實。柳亞子在這方面表現的十分差勁，他處在低潮時，連日常談話的興致都沒有了，這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或社會活動家應有的狀態。
逍遙類人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之後就採取「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態度，最後落個清閒自在，這種做法比較俗，缺少新意。[9]
◆獨立類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很有骨氣，他跟柳亞子不是一種類型的人。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後，毛澤東、周恩來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12月，梁及其家人離開重慶北上，於第二年初回到他闊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北京。1951年10月，他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是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極少數拒絕對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認真檢討的老一輩學者之一。
1953年9月的一個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梁漱溟以「農民代表」自居，對當時中國搬用重工輕農的蘇聯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嚴厲批評。他的主要意思是要在重視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考慮發展國家的大型工業項目，梁漱溟的思路是國家集體個人不得偏廢。當時，毛澤東的思路是人民生活可以勒緊褲帶，國家的發展是在首位的。計劃經濟模式實際上都是這樣的思路，重國家輕人民生活，重城市輕農村。梁漱溟這番講話使毛澤東很不高興。梁漱溟生性耿直，就沒有考慮到毛澤東是開國領袖。
果然，梁漱溟直言犯上的講話氣得毛澤東拍桌怒罵：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偽君子。[10]
只給梁漱溟一個「野心家」的稱號毛澤東覺得還不夠，於是又搭配上一個「偽君子」，看來毛真是急眼了。毛澤東罵人之麻利由此可見一斑，可見口吃者是當不了領袖的。在毛澤東的氣質中兼有虎氣和猴氣，在這裡我們領略到的就是猴氣，一種尖酸刻薄、一觸即跳的樣子。梁漱溟是被共產黨請到北京的，共產黨把這樣一個有思想的學者請到北京，卻又不讓人家講話，既然如此你請他做什麼？梁漱溟在去北京之前曾寫信給毛澤東，陳訴自己的行為準則，「漱今寫信，一則陳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為號召（如新政協等），漱不來參加，乞望原諒。再則陳明今後數年內漱對國是將守定『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之原則，乞望鑒查賜教。」
從這封信裡我們可以知道，梁漱溟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是很瞭解的，共產黨是要砸碎舊世界的激進組織，而梁漱溟是一個溫和的儒家，這種無法彌和的差距使梁只能跟共產黨保持距離；梁又說自己「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這好像是為了謀求自己的安全而作出的一種表白。梁漱溟已經把自己的底牌攤給了毛澤東，而毛在急眼的時候，還對梁漱溟大發雷霆，這實在是有些過分。在威權的重壓之下，梁漱溟能有這種表現，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已經是很難得了。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人連發言都免了。
象梁漱溟這樣不絕對依附共產黨的人在當時還有一些，在民盟中有這樣的人。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也有一些人認為黨派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什麼誰領導誰的問題[11]。這些人的這種想法最後並未使民革成為一個獨立於共產黨的政治組織。
◆自由類
羅隆基是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在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節專門批評了國民黨的「黨在國上」。羅隆基十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他認為，法律可以保護人權。羅隆基還試圖用西方的價值觀來顛覆傳統的價值觀，他希望人們能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
羅隆基還是一個有著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他在1930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況：「如今國內一班聲名赫赫的長衫政治家，那一個不是奔走匍匐於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為文人的身份悲，為國家的前途悲」。為了中國的前途，他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倘使中國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創造文人的勢力，中國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12]
羅隆基談過他的政治設想：「我個人對民盟的前途當時就有這樣的一種企圖，把民盟變成一個單一的統一的大政黨，成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外的第三個大黨。」[13]
羅隆基在1949年有過什麼樣的想法？那一段歷史是被遮蔽的歷史，我們今天看不到羅隆基當時對自己的政治觀點的表述，我們只能通過別人對羅隆基的描述來瞭解當時的他。吳晗：「全國即將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已從香港到解放區，我在從上海到華北解放區的時候，羅隆基要我帶一封信給已到解放區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幾個條件，這些條件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主要是主張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所謂協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要和中共訂立協議，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14]
吳晗還說：「那時周恩來和羅隆基談話，周恩來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羅隆基就表示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他說周是南開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代表無產階級而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他還向周恩來表示，我們要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議合作組織聯合政府。」
以上兩段話都是吳晗在反右運動中批判羅隆基時說的，吳晗有可能在革命大批判中編出一些瞎話來攻擊羅隆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發生過造謠的事情，所以懷疑一下是有必要的；可是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裡也提到了周恩來與羅隆基的談話，所以我們應該相信羅隆基在1949年的時候是主張不依附共產黨的。
羅隆基主張不依附共產黨，這符合自由主義的理念，可是他卻跳離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圈子，硬要做「另一部分人民」的代表，這就有些不合適了。共產黨把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作為被改造的對象，這可能使羅隆基不願意當他們的代表，一個無人顧及的社會群體的處境是不是會更加糟糕？羅隆基丟下自己的同類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羅隆基等人當時可以慢慢地同共產黨交涉，使共產黨放棄對資產階級的偏見。當時，中共內部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對資產階級的偏見就很少，身為資產階級一員的羅隆基卻要跳出這個圈子，因此這個社會階層定要被消化掉。羅隆基這種有獨立思想的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情？這是令人費解的。
知識分子中的另一個自由派人物儲安平是一個實幹家，1946年9月1日之後，他在上海創辦了自由派雜誌《觀察》，《觀察》的誕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希望通過輿論來參預國家政治生活的強烈願望。《觀察》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參預的價值和作用。1948年7月，蔣介石在「御前會議上決定同時查封南京《新晚報》和上海《觀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傳出，南京《新晚報》便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了。但面對這種情況，儲安平沒有被嚇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觀察》第4卷第20期的頭條位置上發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觀察〉》，文章歷數國民黨對言論的管制，據理力爭，顯示出了儲安平一貫的態度。
1949年5月以後，儲安平曾向中共請求復刊《觀察》，胡喬木將《觀察》的情況向周恩來做了請示匯報，周恩來的意思是說，既然有那麼多的讀者，當然以復刊。這樣《觀察》在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並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復刊後的《觀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後，奉命改為《新觀察》，是為《觀察》第6卷。楊賡來了以後，儲安平就完全不來了，後來儲安平調任出版總署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至此，儲安平完全離開了他壯年時期傾其心血創辦的《觀察》。
離開《新觀察》，儲安平去新疆考察，也許他為新的生活所感動，寫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15]
1949年5月，儲安平想繼續搞自己的自由主義事業，他當時能提出復刊《觀察》這個請求，就說明了當時的共產黨還沒命令這些知識分子不要亂說亂動，這是共產黨在立足未穩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與此同時，共產黨對於他們有一套軟約束，《觀察》由過去的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名字也被改了，很多撰稿人都不是以前的那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最後雜誌社又來了一位共產黨的幹部管事，儲安平就這樣被共產黨消化掉了。
◆利益至上類
提起郭沫若，就不能不提到他在香港《華商報》編輯部舉行的「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上的談話。這個座談會召開於1948年5月，這時中共剛剛決定要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郭沫若的發言讓中共聽起來十分受用，他說：「舉凡對於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為中共所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的就由我們說出來」，他甚至還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給我一頂紅帽子。做尾巴，戴紅帽子我倒覺得非常光榮。」[16]「舉凡對於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有什麼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只有涉及到私利的事才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吧。郭沫若這樣的人站出來替共產黨說話往往能欺騙很多人，這樣的人是值得警惕的。
1949年，郭沫若是作為無黨派人士而參加政協的，說出那種話的人還是無黨派人士嗎？這活脫脫就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嘛。類似於郭式表演的還有這樣一段。政協籌備會召開期間，沈鈞儒提議，由全體代表給毛澤東和朱德發一個致敬電。毛澤東婉言謝絕，沈鈞儒又說，那就讓我們起立鼓掌吧。會場上出現了這樣的情景，毛澤東給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兩鞠躬已經是大禮了，因為三鞠躬只能在一些特殊場合才能見到，比如婚禮、葬禮。這場景不像一些政黨在開政治協商會議，倒像是梁山泊的好漢們在聚義廳舉行老大的登基儀式。1949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28週年的紀念日，這一天，九個民主黨派聯名給中共中央發出一封賀電，賀電說，「47500萬人掙脫數千年封建專制的枷鎖，洗刷一百年帝國主義欺凌的恥辱，這是一件痛快無比的大事。……假使中國人民沒有共產黨，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時才能終了。」[17]這些非共產黨人士並未在共產黨黨校經受過培訓，就能用共產黨的語言流利地誇獎共產黨，憲政專家們將如何評價這件事？
§§二、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來起草並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一份黨內指示中即已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18]這個文件透露出共產黨對於各個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也正是有這種不信任，共產黨在進行建國前的政治協商時，才制訂了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方案。對於建國前的政治協商，共產黨是有備而來的，其他參加政治協商的各路人馬的準備卻是很不充分的。
在當時，很多客觀條件制約著非共產黨人士堅持自己的主見。（1）、有的人是從香港急急忙忙地趕到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的，這使他們無法做細緻的準備。（2）、這些人就這樣迷迷呼呼地走進了共產黨設的局裡，郭沫若等人在旁邊幫助共產黨推銷產品，這就使局面向著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向發展。（3）、當這些人到了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之後，他們就很難再堅持自己的主見了，秀才到了兵的手裡還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嗎？（4）、這些人即使想離開共產黨也無處可去了，他們在1945年的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已經把蔣介石給得罪了。(5)、中國共產黨提出要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在非共產黨人士中間就有這樣的想法：要積極參與新政協籌備，只有在政權成立前參與籌劃的才是開國元勳。這個大果子確實吸引人，開國元勳，多少年才能遇到這個尊貴的稱號？在利益的誘惑下，一些人放棄了操守和原則，投靠到中共的大旗之下，這並不奇怪。
雖然存在著上述客觀因素，但是非共產黨人士並不是無路可走。首先他們要堅持自己的理念；如果這一點難以辦到，那麼他們完全可以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他可以像梁漱溟那樣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也可以三緘其口做一個隱士。這些道路是可行的，但走的人很少，更多的人願意跟共產黨官員一樣享受著特權。
在國家的政權發生新舊更替的時候，各個政治團體之間的互動對於未來的政治走向是非常關鍵的。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形式基本上是一個強權代替另一個強權，政治上的後繼者根本就沒想過要與其他政治組織分享權力。到了二十世紀，這樣的狀況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建立中華民國就是由多個政治團體來完成的。1945年日本人退出中國的時候，國民黨搞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國民黨的統治崩潰之後，共產黨也召開了籌備建國的政治協商會議。
這種政治上的微妙變化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一股勢力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即使是象共產黨這樣的團體，他們也不得不邀請專業人士以及其他社會活動者來協商建國事宜。儘管共產黨後來搞了一個以共產黨為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但這與根本就不理睬專業人士還是有區別的。一個國家要想實現工業化，他就離不開專業人士。
現在的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專業化的社會，社會的正常運轉離不開各界專業人士的共同參與。因此在建立憲政的時候，代表專業人士的政治團體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力量。實際的情況是，這些新生的政治團體僅僅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他們在整個政治版圖中所佔有的領域還不是很大，然而他們的作用卻不可低估，人們應該重視他們在建立憲政過程中的作用。
代表專業人士的政治團體應該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獨立意識、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他們不應該自己毀掉自己，不應該動不動就要將自己變為政治強大者的附庸；他們也不應該搞攜手推進、良性互動之類的事情。一些人總是有一種幫助強大的執政者做事的衝動，他們願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送給統治者，他們想借此達到影響決策的目的，他們這樣做，很容易使自己喪失獨立性。為了公眾的利益，做一個反對派才是對執政者的最大的幫助。在當今中國，一些人忌諱說反對派這個詞，其實這裡所說的反對是對執政者的某些執政理念的反對，而不是對執政者本身的反對；更進一步說就是要「消滅」其理念，而不是消滅其身體。我們對於其理念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將我的理念與他的理念交融在一起，從而生發出新的理念；能交融的理念則交融，不能交融的則擱置起來。
沒有加入政治團體的專業人士在憲政建立的過程中也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時候他們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扶持弱小的政治團體上。憲政之所以能建立起來，是因為各個政治團體之間能建立起一種平衡的、相互制約的關係；這種關係得以確立的前提條件是各個政治團體的力量大致相當，所以專業人士應該支持弱小的政治團體，從而促成各種力量的大致均衡。
限於能力和資料，筆者對於1949年的中國政治協商史只能分析到這種程度了。讀史使人明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1949年的政治協商，從而使我們更加明智，我們將以此來迎接中國政治的新發展。
註釋：
[1] http://www.yxedu.net/deyu/gqjzt/daxin/dx1.htm
[2]《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第110至111頁
[3] 《柳亞子選集》第1189頁
[4] 於友：《胡愈之傳》第122頁，新華出版社1993
[5] 《紅塵冷眼》第115頁
[6]說項依劉：用的是楊敬之到處講項斯的好話和王粲去荊州依附劉表的故事。唐楊敬之《贈項斯》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三國誌·魏書·王粲傳》：「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柳亞子表示說人好話、依附他人，他很難做到。
奪席談經非五鹿：後漢戴憑駁倒許多講經的學者，奪取了他們的講席(見《後漢書·儒林·戴憑傳》)。又，前漢顯貴受寵的五鹿充宗講《易經》，曾被朱雲駁倒(見《漢書·朱雲傳》)。這裡借指自己有奪席談經的學問，決不是五鹿充宗那樣依附權勢、徒具虛名的人。
無車彈鋏怨馮驩：戰國時齊人馮驩投靠孟嘗君田文。田文門下食客分三等：上等坐車，中等吃魚，下等吃粗飯。馮驩列下等，他彈劍唱：「長鋏歸來乎，食無魚。」田文把他列為中等，他又彈劍唱：「長鋏歸來乎，出無輿。」(見《史記·孟嘗君列傳》)鋏(jiá莢)，劍，或說劍把。馮驩(huān歡)，《戰國策·齊策四》作馮諼(xuān宣)。
分湖便是子陵灘：分湖在柳亞子家鄉的吳江縣。子陵灘，即七里灘，起自浙江建德梅城，迄於桐廬釣台，因東漢初嚴子陵隱居曾在此游釣而得名。這裡柳指自己要回鄉去隱居。
[7] 《紅塵冷眼》第119頁
[8] 《紅塵冷眼》第201頁
[9]本文對柳亞子的討論參考了智效民的《柳亞子「牢騷」再解讀》（見《南方週末》）
[10]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809
[11] 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第206頁 團結出版社1990年版，
[12]《新月》月刊第3卷第2號所載評論《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的書評。
[13] 《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99頁。
[14] 1957年8 月11日《人民日報》第2 版
[15]謝泳：《悲劇儲安平》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chuanping_xieyong.htm）
[16]見1948年5月16日《華商報》
[17] 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newchina/1.htm
[1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版，
第573頁 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