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特權管制下的中國「市場經濟」

曾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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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經過四十多年違背經濟規律的計劃經濟,中國領導人痛苦地選擇了市場經濟這條路,然而,十多年的運作來看,由於從孕育到分娩就發育不良,在權力資本支配下生産出一個扭曲變型的經濟體制,權力尋租與經濟秩序的混亂是十年改革的派生物,市場經濟發展到哪裡,扭曲的經濟形式就在哪裡誕生。

職能部門本位倒置的管理與服務,普遍存在著只收費不服務,是制度的怪胎。

衆所周知,中國有著龐大的職能管理部門,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嬌健的身影,從事經營的企業也好,個體門店也好,都有他們的頻繁“光顧”,然而,他們除了理直氣壯地要錢收費之外,服務都是幌子。

1、行業職能管理部門只是起到了為虎作倀的破壞作用,哪裡有管理,哪裡就有千奇百怪的收費,哪裡的市場就是一片紊亂。現階段,直接參與市場經濟管理的有工商、技術監督、物價、財政、國稅、地稅、審計、衛生、土管、消防、環保、城建、交通達二十多個部門,而這些部門,每個部門都有收取稅費及罰款任務,一個政策多付面孔,管理僅是手段,收費罰款才是目的,收費罰款大於稅收。

由於職能管理部門養活著好逸惡勞的龐大隊伍,這些人員都是握有權柄的“公僕”們的七姑八姨,甚至是狐朋狗友,單位要發工資要發福利,財政撥給的是有限的經費,這些單位只有在收費罰款上做文章了,於是,各職能部門對內部都下有收費罰款任務,行管人員完成了收費、罰款任務,既得工資又獎金,又受到領導的信任。所以,對經營者強討惡要,敲詐勒索就習以為常了,在很大程度上,生産經營者都要花大量的精力應討職能部門的檢查、評比、驗收、收費、罰款等工作,企業法人也好,私營老闆也好,整天被搞的焦頭爛額。

2、 職能部門互助扯皮,遇事踢皮球。由於政出多門,加之在操作執行過程
中重管理輕服務,重收費罰款,輕執法程式,當生産經營者為了一份表格、為一個公章、為了一個證件找上門去,辦證、産品外銷、産品出口、貿易出證、官司作證等,這些高高在上的職能管理人員又是另一付面孔了,相互推諉,儘量回避,不原意“惹麻煩”。致使生産經營者無可奈何,耽誤生意機遇的現象司空見慣。

3、 管理者是權貴階層的代表,他們在製造不平等的市場的同時,又製造了
新的災難。各個職能部門就是一個利益團體,管理許可權就是一條財源,並想方設法的變換著手裏的權力撈取資本——也叫權力尋租,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只要送錢送物打通了管理者的關節,再危險的投資生産也報批,再違法的專案也同意上馬。全國每年數十起小煤礦的礦難就是證據,不法投資者只要送上錢去,當地的管理部門在利益的驅動下就發證了,或者說默許生産了,在這個背景下,井下災難就孕育了,農民工在沒有生命保障的井下痛苦的呻吟,是這些管理者聽不到的。生産有毒醬油、有毒白酒、“殺人奶粉”等五花八門的劣質産品遍佈全中國,其主因是管理部門與生産者沆瀣一氣,臭味相投,打假部門是在“假打”,所以,才有千百種僞劣産品充斥市場,要說千百萬無辜的民衆和孩子都是劣質商品的犧牲品,毋寧說是這個制度的犧牲品。

由於假冒僞劣産品充斥市場,一些生産合格産品的企業,産品被“假冒”被侵權、被搶佔市場,反而投拆無門,打起官司的時候,生産假冒産品的地方法院、公安、工商等部門設置種種障礙進行干擾,處處保護本地生産假冒僞劣産品企業的利益。“殺人奶粉”案還沒有結束,有毒瓜子又接踵而至。因此,假貨市場永遠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怪胎的産物之一。

行業管制在市場經濟運作中就像一個毒餾,根深蒂固地生長在經濟領域的機體裏

本來,行業管理是維護市場經濟運作為目的,但是,由於尋租的滲透、制度的作孽,行業管理就成了行業霸道。

成熟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個良性互動的經營環境。自從市場經濟的模式在鄧小平時代確定以來,權力“尋租”就到了無空不入的地步。有多少市場,就有多少權力部門的“滲透”和干預,形成一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本土觀念”,哪個管理者手裏有政策、有資源,就有滾滾不斷的財源。建築業、道路開發等固定資産投資幾乎全是強權部門的操作,黑箱運作都是披著法律程式運作的晃子,只是把黑箱操作的過程更合理化、合法化,最後是誰的權大、誰的關係硬、誰的紅包塞的多就由誰來承建。

權力的操作無所不在,大小城市鋪天蓋地的餐飲、賓館、夜總會、歌舞廳、桑拿中心、髮廊等等服務業也是與權勢部門聯姻的結果,哪家服務業娛樂業有後臺、有工商、稅務、公安等部門的“保護”,哪家的生意就好做,相反,那些沒有關係、沒有後臺、沒有權勢部門的保護,即使服務質量再上程,也沒有人去光顧。所以,各地的服務業、娛樂業大多是當地政府官員、職能部門管理人員的親友開辦的。

每一個管理部門都是靠操作手中的權力來控制市場,誰有了管理權就有了操作權。車輛交通事故本來是人所不原的事情,但是,只要車的主人遇到車禍,交警部門就要“宰你沒商量”了,交警部門對肇事的車輛一律規定到指定的車輛修理廠修理,否則,事故糾紛就不給處理。受傷的人員到指定的醫院進行醫治,別的醫院的治療費不認帳。肇事者也好,還是受害者也好,都沒有選擇的餘地,其結果是:修理的費用要比別的修理廠家高出數倍,傷亡治療的費用比別的醫院高出幾倍。

正是在管理者口口聲聲以“管理報務、優化市場”的種種理由下製造了不平等的市場。衛生部門為了打壓收費低廉、搶佔了大醫院市場量的個體醫院,更是在辦證、驗證、藥品檢驗上出難題,在資格論證上做文章,一部份個體醫院、私營醫院只好關門停業,把市場讓給收費昂貴的大醫院。

壟斷型行業游離於市場經濟之外,是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貴壟斷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還有多少壟斷行業?算起來就多了:廣播電視、報紙、電力、電信、銀行、煙草、鹽業、鐵路、航空等等,這些壟斷型行業是靠中共所賦予的權力,實現對資源的控制,形成一個腐敗成災的利益集團。

從大衆傳媒衆來說,廣播、電視和報紙整個領域都不存在競爭,報業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報都是強制發行,強制訂閱,哪個部門的權力大,哪家的報紙就發行量大,其他非官方報紙很難進入機關團體;廣播電視的收視收看嚴重受到干預,很多地方都投入大量的資金購置了干擾器,個人購置的鍋底天線被認為是非法,逼迫市民安裝有線電視,並花樣翻新地配置解擾器,不出錢就不能收視。

控制傳媒的目的是干預民衆的知情權,是用愚民政策達到“穩定壓倒一切”的效果。

交通運輸業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一刀切收取養路費的標準始終困擾著車輛正常營運,跑不跑都要交養路費已成為慣例,車輛費改稅千呼萬呼不出來。交通部門靠收養路養活著龐大的閒人隊伍。一直以來,車輛行路與交費不是一個權、責、利的關係,是等級觀念和社會不公的集中體現,行駛在鄉間小路上的農民的拖拉機,走在坑坑凹凹的土路上沒有哪個部門過問該不該修路,只要行駛到公路上去一次,逮住了就要扣車交養路費,客貨車輛只要一個月不交養路費,交通部門逮住了就是扣車罰款。但是,每一個縣市成千上萬的官員專用小車,跑的都是最好的路,養路費都是全免或是減半交納。不交稅費的官員的車輛行駛的是最好的道路,而交了營運費用、養路費的車輛行駛的是最差的道路,歧視性收費使客貨車輛的負擔都轉嫁到工人、農民頭上了,制度的不公生産出交通運輸市場的混亂局面:車主只有在拼命超載上做文章。其結果是交通事故頻繁,道路壽命減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官員的車輛逐年進行更新,名車名牌的車輛遍佈大街小巷,城市的道路越修越繁華,路面愈來愈整潔,而農村的鄉村公路越來越破亂,越來越沒人護養。強烈的反差,行車與養路哪有市場機制可言?

牢牢控制在手的電力、電信、煙草和鹽業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須品,這些管理部門既是管理者又是受益者,特權管制牢不可破,由於沒有競爭,也就成為腐敗的瘟床,內部機制循規蹈矩,一團死水。國家的資源通過這些管理部門一級一級的操作,價格數倍地攀升,就拿電力來說,生産一度電的成本只有0、1元人民幣,而到了消費者那裏就變成了每度0、6元,有的地區達到每度1元人民幣,管理者是公開的謀取牟利的利益集團。在沒有市場競爭的前提下,這些部門坐收漁利。

中國的人壽保險、財産保險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騙子公司,普遍缺少誠信,強制保險已形成習慣,中小學生的人生安全保險都是學校的行政指令買保,車輛保險都是交通警察強制買保,對其他人生安全保、個人財産保險,吸納買保時花言巧語,保險賠付時不履行責任,千方百計欺騙、愚弄投保人。

主要的資源性行業都控制在好逸惡勞的官僚機構中,養活著從上到下龐大而臃腫的隊伍,那麽,還有多少進入市場競爭行業?按照老百姓的說法,那就只有柴米油醬醋和蘿蔔白菜之類的進入市場了,也就是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只是平民百姓的市場經濟,只有為生存而奔波的工人、農民才有市場經濟。

彈性稅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畔腳石,不平等稅負製造出不平等的市場經濟

自從八四年利改稅以來,中國又在九四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地方與中央的分稅制。運行了十年的情況來看,仍然跳不出任務決定政策的模式,以法治稅只是一句空話。

第一、稅收任務支配政策,杠杆調節市場經濟不具實際意義。國家確定稅收任務的礎數的第一前提是上年經濟增長比例和上年稅收完成比例,每年年初,從上到下都要像分餡餅一樣地將稅收任務分配下去,從中央到基層徵收單位,將稅收任務在增長一個百分比的基礎上一級一級地分配。省一級的稅務局長、財政廳長在北京討價還價中將任務背回來後,再向縣市分任務,在爭論不休、斤斤計較中將任務分到基層徵收單位,基層徵收單位在框框估估中將任務分到各個徵收線,各個徵收線再將稅收計劃分到納稅人,這樣,一年的稅收增長比例就確定了,經濟增長也好,還是倒退也好,都要按框算的任務比例執行,完成稅收任務是第一要素。作業系統與執行系統完全脫節,政策支配的能力被淡化,任務才是至關重要的,其結果是:政策在前臺跳舞,任務在後臺操縱,所謂的嚴格執法,都是紙上談兵。

第二、富的地方越富越收的少,越少收越富;窮的地區越窮越收的多,越收越窮。大中城市、沿海地帶的納稅人與內地中小城市的納稅人的稅負差別巨大。由於任務的支配作用,大城市與小城市、沿海與內地的稅負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執行系統的基層稅務機關都是圍著任務轉,完成任務是各項工作的保證,完成了稅務任務,就是一俊遮百醜,完不成稅收任務,那就吃不了兜著走,稅務部門的官員不僅要受批評,而且是烏紗帽不保,因而,在這一理念的支配下,稅源豐富的地方與稅源枯竭的地方有著千差萬別的徵收區別。富裕的地區不僅政府的日子好過,稅務部門的稅也好收,當地的稅務部門在任務的框架內對大量的稅收流失都是睜只眼閉只眼,大量偷逃稅的現象層出不窮。轟動一時的劉曉慶、周正毅涉稅案就是例證,在社會輿論強大的壓力下才查出他們每人偷稅千萬元的事實,要不是高層領導人親自過問這些“紅色富豪”的案件,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稅務機關根本沒有能力查實其偷逃稅問題,由於完成稅收任務起支配作用,只要完成了任務,所謂的嚴格執行政策也就是表面的了,稅收的跑、冒、滴、漏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城市十分普遍。

與此相對照的是,內地中小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市場普遍稅源枯竭,即使嚴重的稅源不足也得完成任務,稅務部門“顆粒必爭”,年年為完成任務發愁。由於稅源有限,稅務機關提前預征和貸款交稅完成任務的現象屢見不鮮。納稅人在三角債及稅務部門摧稅威逼的困擾下,常常是以停止發展生産和放棄市場為代價交稅,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內地的大多數市場經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氣候,不具活力。由於稅收干預市場的能力有限,造成了大中城市、沿海城市的市場與內地中小城市的市場不在一條起跑線上,兩者發展速度越來越拉大,進一步造成了地域經濟的不平衡和社會的不公。

第三、行政干預與收“人情稅”是市場經濟不平等的又一因素。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也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換活動組成的經濟形式,這種交換的正常秩序是特殊的維繫方式所提供。如親情、裙帶關係、同學朋友關係。稅務人員在對納稅人履行徵稅或是稅收檢查活動中,困擾正常執法的往往是地方黨政部門的官員和稅務管理人員的親戚朋友,他們的一個電話,一個“暗示”常常將正常的稅收檢查中斷、將下達的文書作廢、將數萬元甚至是數百百萬元的稅收白白流失,應該上繳國庫的錢財也就用於富豪們與地方官員、稅務管理人員們花天酒地、揮金如土,用於吃飯喝酒泡妞送紅包了。因此,中國的親情、人情、同學、朋友是最堅實的社會基礎,任何法律法規都是紙老虎。

可想而知,有這樣一個稅收管理體制下,稅收調節市場經濟的能力是多麽脆弱了。

紊亂的金融體系構築了市場經濟的失調,一收就死一放就活的市場體制是依賴銀行貨款苟延殘喘

誰都知道,中國的金融業不良貸款已到了多少危險的地步,格林斯潘前不久提醒投資者警惕中國經濟泡沫,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也最擔心的是金融業不可回避的問題,要是中國的泡沫經濟破滅了,那要比1997年東南亞那場金融危機還要嚴重。究竟中國金融業現在的危險到了多大的程度呢?中國銀行內部公佈的是25%的不良貸款,貸款總額在5000億至6000億美元,這是相當保守公佈的數位,實際上呆帳壞帳已高達40%至50%左右,也就是說,要是儲戶都排著隊去銀行取錢,那麽,大小城市的千萬家銀行一夜之間都要倒閉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下面幾個方面。

1、盲目投資,借貸投資,成千上萬的銀行資金被埋進無底深淵。由於各地政府干預市場的運作,異想天開地實施一些“大作動”,上專案、上企業缺少論證,往往是投資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的專案,是幾個官員在辦公室就敲定下來了,再召開一個“協調會”,哪個部門給一些“優惠政策”,哪家銀行貸多少款,責任一“明確”,就紅紅火火地上馬了,産值上去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也樹上來了。企業投産後,才知道是重復上馬的企業,或者是高成本、低利潤的企業,但為時已晚,企業經過幾年的垂死掙扎後,不得不關門停業。就拿輕紡業來說,十年前幾乎每個縣市、每個鄉鎮都有輕紡企業,全都是一哄而上,與大企業爭原料、搶市場,互相壓價,最後都搞不下去,又一哄而散。到現在為止,每個縣市都有關閉的紡織企業。一堆堆廢鐵、報廢的機械設備猙獰地露在破亂不堪的廠房裏。觸目驚心的江蘇“鐵本”案更令人痛心疾首,中國當局在2002年對成本高、質量不過關、且市場已飽和的鋼鐵企業禁止擴大上馬,但鐵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國芳自然有他的套路,他在這個制度下所做的遊戲天衣無縫。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先後成立7家合資(獨資)公司,把專案化整為零,拆分為22個專案向有關部門報批,數十個部門先後越權、違規審批了鐵本公司的建設專案和用地手續,導致違法佔用的6000多畝土地已無法複墾。可笑的是,一直到這個公司貸款投資25億元後,國務院有關部門才發現“興辦”了這樣一個企業,才勒令停止建設,溫家寶親自批示對有關責任人“嚴查嚴辦”,但是,即使是將有關責任人都處以極刑,又能挽回25億元貸款的損失嗎?像這樣“交學費”胡亂投資的企業又何只這一家?

2、 銀行業為泡沫經濟推波助瀾,繁衍成一個百態叢生的房地産市場,九十
年代初期那次房地産熱,到現在余溫未退,銀行發放信用貸款大多數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當初,由於各地地方政府對開發房地産業的鼓動,形成投資者鋪攤子,銀行貸款建房子,結果落下一棟棟的空房子。有的還沒來得及裝修就被債務逼迫停工了,很多工地荒蕪了多年,場地雜草叢生,腳手架鏽迹斑斑,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數十處這樣的“景觀”。而那些裝飾豪華的商品樓、寫字樓,雖然外觀精美,然而,這些樓盤有的空置了五六年了,很多房子無人問津。爆炒起來的房地産熱,吸納了銀行業鉅額貸款,同時,也産生了一批一夜之間富起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富豪,”但是,當神話被揭穿、泡沫被“縮水”,剩下是銀行業無窮無盡的災難——鉅額貸款滾進了泡沫裏成了呆帳死帳。

3、 捉襟見肘的金融業在舉步艱難中生存,“一放就活,一收就死”的借貸關
系已成為金融業失靈了的機車輪子,現在,銀行業處在兩種內外交困的局面,第一種是在失去“誠信”的教訓後,大量呆帳、死帳收不回來,中國民間有這樣一個說法:“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因此,現在銀行即使庫存的存款再多,對民間也不放貸,也不敢放貸,這樣一來,一些小型企業和私營業主就倒楣了,再有生命力的公司也會受到資金周轉不靈的困擾,控制放貸逼死了無數的私營經濟和經濟實體,矯枉過正的“控貸發放”的管理模式造成從沿海城市到內地一大批私營業主的倒閉。第二種是黑洞越陷越深,對老朽殘破的大企業、大財團(包括拍賣給個人經營的企業),還要源源不斷地注入資本金——放貨,以保證其苟延殘喘,只要切斷了借貸和輸入資金,很多企業就會像嬰兒猛然斷奶一樣很難成活,所以,在這種困窘下,一些殘破不堪的企業就成了寄生蟲,負債越多越不發愁,找銀行貸款是要貸的,過去的貸款是沒錢還的。銀行業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惡性循環的泥濘中掙扎。

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不簡單是泡沫成份問題,而是萬丈深淵的黑洞、無底洞,一旦泡沫破滅,那就不雅於中世紀卡拉卡托阿島的火山爆發,中國民衆將受到災難性的破壞。

由於政治制度的悖後,經濟改革的花樣再多,也不能建立一個規範的、法制化的市場體系,“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是個什麽特色?誰也說不清楚,筆者給其創造了一個新的理論,叫做陰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像男為男、女不女的“變性人”。

2004年5月31日於廣州

原載《爭鳴雜誌》2004年七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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