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諾貝爾獎的第一個世紀，中國作家完全缺席。亞洲國家獲獎者雖然少，但印度畢竟有一個席位(泰戈爾)；日本畢竟有兩個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國卻一席也沒有。一百年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一浪接一浪，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文學走向世界，熱情很高，到了世紀末，回顧過去，卻覺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諾貝爾文學獎所冷淡，於是，心理難免不平衡。
偉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與評語，但是，作為一種現象，即中國的作家作品為什麽不能在更廣闊的國際文學批評範疇內得到肯定，卻是文學研究者應當想想的，自然也是關心中國文學的人不免要問問為什麽的。
中國人向來自我感覺很好，作家自以為是的也居多。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傳出謠言，說瑞典文學院就問過魯迅願意不願意接受諾貝爾獎，而魯迅不願意接受。事實上，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卓越的偉大作家魯迅，儘管他有足夠的文學成就與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媲美，但他卻自己認為“不配”，對本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這一認識在他給台靜農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現得格外清楚。1927年，瑞典考古探險家到中國考察研究時，曾與劉半農商量，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由劉半農托台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這年9月25日，魯迅便鄭重地給台靜農回了一封信。這封信涉及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字如下：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麽，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 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學，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魯迅這封信，寫得極好。他是中國作家對待諾貝爾獎的一種最理性、最正確的態度。他既沒有著意輕蔑諾貝爾獎的矯情，也沒有刻意擡高諾貝爾獎的心思。當時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卻清醒地覺得自己還“不配”、“還欠努力”。此信寫於五四運動後十年，中國文壇上已出現了郭沫若、鬱達夫、周作人、葉聖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覺得一個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們。這封信之後的20年，又出現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從文、李劼人、張恨水、丁玲、張愛玲、路翎等，這群作家寫作相當努力，正是繼魯迅之後而代表中國新文學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時代政治風氣的影響太深，使自己的作品過於意識形態化從而削弱了文學價值，如茅盾，當然無法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視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則在創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進入了本世紀的下半葉，結果他們整整三十年把才華浪費在一些無價值的寫作上，有的甚至用階級鬥爭的簡陋觀念修改和踐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驚心動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進入真正的寫作狀態，已是八十高齡了，儘管《真話集》樸實動人，讓人感到寶刀不老，但在日新月異的國際文壇上，畢竟難以使批評家們讀後衷心激賞了。
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從文、張愛玲，本來應是進入諾貝爾文學家族最合適的人選，可惜因為陰錯陰差，也未能順應人願。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如果說《阿Ｑ正傳》、《邊城》、《金鎖記》、《生死場》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話，那麽，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應當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長篇了。也許以後的時間會證明，《死水微瀾》的文學總價值完全超過《子夜》、《駱駝祥子》、《家》等。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鄧麽姑就是中國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蘊含著中國新舊時代變遷過程中的全部生動內涵。其語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歐化傾向也是個奇觀。1988年，在國內“重寫文學史”的議論中，我曾說過，倘若讓我設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框架，那麽，我將把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和《大波》作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評價，國內的小說史教科書相互因襲，複製性很強，思維點老停留在一些“魯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對李劼人則輕描淡寫，完全沒有充分認識到他的價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1949年之後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來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時代的需要”，因此，更沒有人認真地推薦李劼人了。
沈從文是一個特例。他的特別有兩個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們都熱心於政治並使自己作品的意識形態色彩愈來愈濃的時候，他卻逃避政治，逃避政權的幹預，仰仗自然神靈的力量，專注於人性的研究與描寫，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的，沈從文的文學廟堂裏供奉的僅僅是人性，這種選擇使他的作品顯得冷靜並具有永恒的價值，他的創作路向類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1949年之後，當其他作家緊跟政治而創作謳歌文學時，他卻嚴格地選擇了”沈默”，而且一直沈默到死。也就是說，49年之前他獻給世界的是文學的人性美，49年之後他獻予的則是作家的沈默美。沈默，使他從未糟蹋過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國古代服裝史”的故壘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們所發現，而有心的馬悅然教授也及時把他的小說集翻譯成瑞典文。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視野之內。到了1988年，他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據說，瑞典文學院已初步決定把該年的文學獎授予他了。可惜，他卻在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按照文學獎章程的規定，死者是不可以作為獲獎者的。就這樣，陰錯陽差，中國失去了一個機會。聽到沈從文去世的消息時，馬悅然很著急，立即打電話去問中國駐瑞典的使館，詢問死訊是否真確，但使館回答說：我們不認識沈從文這個人。對於使館的這一回答，馬悅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於懷，對我說了好多回。
下半葉國內産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於文學生態環境不好，作家創作陷入“敵與我”、“好與壞”、“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革命與反革命”、“先近與落後”等兩極對立的統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雖然出現一些努力寫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這群作家自然無法進入世界性的文學批評視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才出現新的生機，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別是中、青年作家，創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顯示出創作實績，也很快地被國際文學批評的眼睛所注視，然而，他們創作的時間畢竟不長，成就畢竟有限。諾貝爾文學獎不管授予哪一個人，都有些勉強，都會使人想到是否“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的問題。但是，我又覺得，這群作家的傑出者在十多年的奮發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學的佇列，他們很有前途，21世紀是屬於他們的。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