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去年秋天，當美國戰鼓喧天，準備對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發動攻勢時，評論文章和尖銳的政論雜誌都揣測著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若今天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依然在世，那麼他會怎麼說？
克裏斯多福．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一位向來砲火猛烈的英國記者，在他的書《為什麼歐威爾這麼重要》（Why Orwell Matters）裡開始了這項討論。他建議當代的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要能夠具有正直且反覆倡導「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道德勇氣，並且能夠協助我們其他人「培養理解蓋達組織（Al-Qaeda）真正內涵的道德力量」。《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書評家喬治．斯拉巴（George Scialabba）則是自信滿滿地指出，「歐威爾將會將自己當作民主左派中的一員，特別是《異議者》（Dissent）與《美國瞭望》（American Prospect）等團體的堅實盟友。並且，他還會特別地大聲驚呼，為何這個面目可憎、殺害三千美國人的恐怖主義殺人犯，竟會是歷史的轉捩點。」在這些評論中，他們都試著將歐威爾包裝為一個新保守主義者，然而《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大衛．布魯克（David Brooks）則指出，象徵偉大人物權力的披風、斗篷與衣缽，實際上將逐漸傳承到新一代異議者的肩膀上。「在這個時刻，奇特的是，事實上希欽斯是要比歐威爾重要的多了。」
就在此時，當今世上唯一可以稱為歐威爾接班人的人，則是幾乎每天都忙著論述薩達姆．海珊與國際恐怖主義──即使是在匆忙地完成其舉世聞名的完滿生命中一段最為狂熱時期的時候。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這位在二月二日便任滿離職的六十六歲前捷克總統，是在七○年代見證喬治．歐威爾與他敵托邦（dystopian）小說中建立起他的聲望。換言之，他是使用一般常識去解構、拆穿華麗的謊言，並在仔細小心檢視後，解開由集體主義謊言所捏造、令人窒息而糾纏不清的羅網。
如同歐威爾一樣，哈維爾也是一位小說家。而其投身世界的方式則讓他也能夠駕馭政治性的論文。這兩位都自承情感上於「左派」，但也都因其尖銳的批判與冥頑不靈的桀傲孤立性格而得罪左派。
他們同時都為著「上帝之死」而困擾不已，但也為他們同胞所特別具有的氣節而深受鼓舞，同時，他們也都因挺身對抗極權主義而遭受肉體上的摧殘（更別提他們共同對於煙草的愛好了）。身為本質上具有纖細敏感神經的人，他們兩位都給予好幾世代的正常公民一個希望，即依賴著訓練與努力，他們鬆動了充斥於日常語言中的政治性宣傳口號，並勇敢地面對並挑戰世上最腐敗的獨裁政權。
但不似歐威爾，哈維爾夠長命去享受一個有活力的第三行動，而在他任期最後的六個月間，他展現出同樣一種不安定和破壞因襲的積極主義。這種積極主義，讓他自己成為意識形態家的敵人以及愛好自由人士的盟友幾近五十年之久。
細想：
去年九月，他在馬蒂廣播電臺（Radio Marti）──由華盛頓所資助成立的面向古巴的宣傳電台──發表一場令人振奮的反共產主義演說。「當極權主義內部危機逐漸升高到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它的真面目的時候」，他宣稱，「而當越來越多的人學著說自己的語言，並且拒絕覆誦權力階級的空洞謊言時
，自由即便不是伸手可及，也是相去不遠了。」他也提名委瑞拉（Varela）計畫的古巴發言人－－奧斯華．帕雅．薩丁納斯（Oswald Paya Sardinas）──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委瑞拉計畫為直接仿傚哈維爾一九七○年代七七憲章運動的經驗而建立的反對團體。這場演講實際上則卻被美國媒體所忽略掉了。
在早先的日子裡，他行遍美國進行一系列的演講，總是遇到質疑他的健康是否適任總統職位的問題。即便如此，他仍然硬頸而精神抖擻地鼓吹：「邪惡應該要在一誕生就予以消滅，如果真別無他法可以克服，那我們最終只能選擇武力。」
十一月時，他在布拉格安排並主辦一個歷史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高峰會，此一西方的聯盟乃在此正式地接受七個前共產國家成為其會員國。哈維爾長久以來即身為北約組織東拓的最有力倡導者，藉由在布拉格城堡──捷克總統府之上樹立一個充滿稚趣的心型霓虹（一如同他簽名上所繪製的圖樣），來標誌著這個重要的時刻。當時他在開幕演說中，當著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的面，通過對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的影射，來分析伊拉克的問題。當時一心避戰的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惡名昭彰地假借「光榮的和平」之名，犧牲西捷克斯洛伐克並將之讓渡給希特勒（Hitler）。此一案例在不知不覺中，已成為美國歷代的干涉主義者，在每當遇到需要攻擊另一個獨裁者時，一個可供援引的前例。在保羅．伍夫維茨（Paul Wolfowitz）得以舉手擊掌歡呼慶祝康達莉紮·萊斯（Condoleezza Rice）的勝利之前，哈維爾警告道，纇似這種怪異而誇張的修辭，是如何似曾相似地合理化了華沙公約組織於一九六八年入侵布拉格的行動。
元月，在他作為總統的最後一次官方行程中，他與其他歐洲七國領袖共同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援布希對伊拉克動武的政策。該舉動導致了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所指稱的「舊歐洲」與「新歐洲」之間的齟齬，並導致法國總統雅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威脅將要杯葛捷克共和國及其他支援戰事的中歐國家不得加入歐洲聯盟。
大多數的尋常政客，在掌權近十三年之後（包括兩年半擔任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都會痛惜他們特殊際遇的結束，並竭盡所能地捉緊其任何可能擁有的官僚影響力。但大多數的尋常政客也不會盡其畢生於分析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健康間糾結繁複的連結關係。雖然捷克共和國在哈維爾創造其個人從古拉格勞改營到布拉格城堡的神話傳奇後，比以往更為自由許多，但這位前劇作家本人依然得承受官方禮節下的種種束縛。
「我所真正渴望的，是我今後可以免於必須照本宣科的義務。」今年初，他對倫敦的《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說道，「當然，我必須以一種更加謹慎和更合於外交禮節的方式來表達我自己，儘管，我並不是非常樂意這樣做。」
作者簡介：
麥特·威爾契（Matt Welch）是《國家郵報》（The National Post）這份報紙的洛杉磯特派員，他從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間住在中歐，是《預後檢查》（Prognosis）的創辦人之一。《預後檢查》於一九九一年創刊，是捷克在後共產時期的第一份英文報紙。
譯者簡介：
簡鸝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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