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亞洲時報記者John J Tkacik Jr 9月11日報導)中共16屆四中全會9月16日舉行在即，中南海內部的權力鬥爭被指隨之日益白熱化：一方是握著“槍桿子”，仍握著軍權不放的江澤民；另一方則是以現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中國總理溫家寶為首的溫和改良派。究竟誰將為中國這個經濟大船掌舵，四中全會自有分曉。
世界對此深表關注，須知今日之中國在當今國際舞臺上扮演的絕非小角色。簡單來講，江澤民代表著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強調強兵乃富國之本；胡溫主張適度的社會、政治改革，保持各地區經濟平衡健康發展，加強國際合作，甚少強調“用武力威脅來解決臺灣問題”。正所謂“槍桿子裏出政權”，江澤民身居中央軍委主席之位，而且在中央政治局也不乏他的“上海幫”親信。
SARS比拚較量 胡溫大獲全勝
應該說，胡溫趁著去年的SARS危機的確一度佔據上風。江澤民在兩會期間下達了封鎖非典消息的命令，專門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小湯山醫院也一直隱瞞擴散情況。如果不是中國一名老軍醫蔣彥永揭露了非典疫情的嚴重程度，所有中國人都還被蒙在鼓裏。東窗事發後，江澤民依然沒有採取措施積極抗擊非典，反而帶著自己的糟糠躲到了疫情較輕的上海避災。江派把這個爛攤子丟給了胡溫，意在袖手旁觀看胡溫的笑話：一旦局勢失控，或者難以收拾，上海幫就可以對胡溫進行反撲，強迫兩人引咎辭職。
不料胡溫技高一籌，江澤民的如意算盤落空。胡溫首先對新聞解禁，鼓勵及時公正的報導（非典、腐敗甚至政治改革）；罷免衛生部長張文康（江澤民的御醫）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兩位高官，迅速建立疫情每日通報制度，向社會公佈。去年4月，胡錦濤更是親自到非典疫情最嚴重的廣東省考察，稱對SARS威脅群眾健康和安全“揪心”，充分表現出其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作風。胡溫還向西方記者透露，將推動直選，增強政府和政黨運作的透明度，放寬黨內討論。
去年8月，胡溫推動取消了黨政高層夏天去北戴河避暑開會的多年慣例，再次突出自己的“親民務實”形象；然而，上海幫偏要唱對臺戲，江澤民第一個帶頭上北戴河，隨後曾慶紅為首的大批江系人馬以看望正在休假的抗非（SARS）功臣為名，公開到北戴河度假。
雖然胡溫多次重提江澤民“三個代表”，尤其是果斷處理SARS危機、威望提高之時大講“三個代表”，又安排將“三個代表”入憲，有效地化解了江系常委的戒心。觀察家認為，這只不過是胡溫避免在羽翼未豐時同江派攤牌而採取的策略。
從北戴河避暑歸來後，江澤民開始重新鉗制新聞媒體。中共中央宣傳部警告各大新聞傳媒負責人：“有人別有用心利用非典危機宣傳西方的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等思想。”政治改革的報導立即無影無蹤，“識時務”的新聞媒體又變得溫順起來。
“一國兩制”Vs“一黨兩音”
江派和胡溫不僅在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方面發生摩擦，而且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也意見不一。胡溫主張溫和、和平和循序漸進；而江派的戰略家、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強調發展軍事力量，打壓香港的民主力量及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在處理香港去年因反對“23條”立法而產生的政治危機時，中共中央甚至出現了兩個“司令部”，向香港市民傳達著兩種聲音。胡溫對香港人民表示，對23條內容和立法時間沒有硬性要求；江派則要求23條立法必須按原計劃進行。北京的最終處理方式，將標誌胡溫等溫和派官員到底在中共高層具有多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這將是衡量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走向的晴雨錶。為了避免在“一國兩制”外又造成“一黨兩音”的印象，中共最後決定由江派的先鋒曾慶紅來主管香港事務。
很快，港島的政治討論不斷遭到打壓。香港的民主人士都被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籤；多位贊成民主的電臺主持人因受到北京的威脅而被迫辭職；民主分子被人襲擊；親民主的議員探訪大陸被拒入境；即使允許入境，也會被大陸當局以種種理由加以迫害（8月13日，香港民主黨立法會九龍東候選人何偉途在東莞虎門以涉嫌“嫖娼”被抓）。
“和平崛起”，胡溫不敵江曾
比較一下兩個“司令部”對香港的政策，就會發現胡溫的“溫和派”和江澤民的“極權派”政策可謂涇渭分明。譬如，雙方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設想的態度就大相徑庭。在二○○三年博鼇亞洲論壇上演講時，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宣稱“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應該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鄭必堅，該理論的主要設計師、原政府高級官員，擁有很高的黨內威信，與胡溫關係密切。他的發言標誌著兩派關於“和平崛起”定義的口水之爭揭開序幕。
去年12月訪美期間，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闡述“和平崛起”理論時講到：“我們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簡言之，和平崛起就是依靠自己，發展自己。
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上，胡錦濤在演講中使用了“和平崛起”這個字眼。今年2月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他再次提到“和平崛起”。4月26日，《解放日報》用整版刊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黃仁偉的《中國和平崛起的道路選擇和戰略觀念》文章。文章指出，中國會加強同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鄰國）在環境、健康、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同時協調自己的經濟發展步伐，形成中國與亞洲同步崛起的局面。
奇怪的是，文章對臺灣問題隻字未提，倒是回顧了“德國、日本在二戰前，蘇聯在冷戰中走過的崛起又失敗的老路”，藉以批駁軍事冒險主義。黃仁偉還說：“軍事手段可以贏得一時的勝利，但不會帶來持久的安全。” 這不就是批評老江的“軍事第一”立場嘛？
江派人士自然大為光火。江澤民在5月中旬頒佈命令，要求“和平崛起”內容抑或修改，抑或作廢。但是，“和平崛起”已經深入人心，只好作些修改。胡錦濤7、8月份凡是提及到“和平崛起”的內容，都被改成了“提倡戰爭”。另有一些軍事評論家見風使舵，宣稱國家若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平只是奢求。
這個觀點得到了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曾慶紅的支持。中央黨校的機關報《學習時報》近日登載了《中國和平崛起是否可能？》，開門見山地提出“和平崛起”有兩道“坎”：一是臺灣問題，一是中美關係。文章說，中國並不會因為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而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這是因為“中國不論以何種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都是中國人民的神聖權力。不能因為中國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要行使武力統一臺灣的正當權力就不是和平崛起；更不能顛倒黑白，說什麼是中國在威脅什麼人的‘安全’，挑戰什麼人的‘和平’。”
文章繼續說道：“如果真有什麼國家要以武力干涉中國的國家統一，以武力支持台獨、挑戰‘中國統一’及其‘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也是這些強權國家要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和平崛起，決不是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問題。”
對於美國是否會攪入“台海衝突”，文章如此分析：“美國人民對於戰爭，對於涉及到與世界其他大國的戰爭，尤其是對於美國對外發動的非正義戰爭，從來都是極為慎重的，都是美國政府對外戰爭決策的根本性制約力量。”美國視臺灣為中國一部分，自然就明白即使中國要“入侵”臺灣，也是合情合理的。車臣和俄羅斯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可能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另一道“坎”。喬治城大學教授羅伯特· 蘇特說：“中國的官員和專家都承認，中日關係本會是中國‘崛起’之路上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因為中韓關係因為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而變得緊張，“和平崛起”也不會主導未來的對韓外交。
儘管標榜自己“在90年代後期同美國建立真誠的外交關係”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江澤民頻頻攻擊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其慫恿臺灣獨立的行徑；而現在胡錦濤的外交政策是親近歐洲。中央黨校一篇文章說，江澤民正是由此確立了“大力發展軍事現代化”的政策，作為實現“統一中華”這一至高目標的重要手段。江澤民曾沾沾自喜地說, 他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起到了震懾美國的作用，這就說明他的美國政策是成功的。
在與胡錦濤在“和平崛起”博弈中，江澤民似乎是處於優勢，這對美國和其亞洲盟友不是好兆頭，要知道老江可不是什麼省油的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