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1日讯】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当整个社会利益阶层分化以后，国家必须为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主体提供解决纠纷的渠道和进行利益分配的平台。现在，人员的自由流动只是表像，而最本质的原因是，在承认市场主体独立人格的同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尊重人权、保护财产的法律规则。可以说，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稳定的原因。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没有任何一条防线能够绝对有效地防止社会局部性的动荡和灾难突然爆发。作为学者，在这样的时代，更应该居安思危，尖锐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找出影响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提出改进政府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国家课题组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份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整体性的动荡？
课题组给出了一个答案：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不同阶层相互转化的平台。譬如，农村村民可以通过上学、参军、经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整个社会才会处在一个有矛盾但是又相对稳定的局面。应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课题组给出的答案也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如果仅仅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人员自由流动的现象，就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存在着稳定的结构，道理未免过于简单一些。中国古代也有跨阶层的流动，例如，农民可以通过读书进入仕途，成为统治者。但是，在中国古代仍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乱。
看来，这种通过现象来解释现象的做法，未必能够获得科学的答案。中国当前的社会关系是否稳定，在正常的背后是否存在着紧张关系，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前提假定错误，那麽，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更叠的战乱时期相比，当代中国毫无疑问是最稳定的时期；如果与历史上食不果腹饿殍遍野的年代相比，当代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富足的时期。但是，在稳定和富足的背后，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以及分化后所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尚不足以通过战争或者其它的暴力形式加以解决。但是，正因为矛盾有着普遍性和复杂性，所以，解决起来才分外困难。如果以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稳定的结构，那麽，由于前提发生了错误，得出的结论也就值得商榷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当整个社会利益阶层分化以后，国家必须为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主体提供解决纠纷的渠道和进行利益分配的平台。现在，人员的自由流动只是表像，而最本质的原因是，在承认市场主体独立人格的同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尊重人权、保护财产的法律规则。可以说，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稳定的原因。相反地，在整个社会大流动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那麽，稳定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
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动态的不稳定相对于静态的稳定也是一种进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着正常的交易，恰恰能够消解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动起来比静止不动，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在交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利益的失衡现象，如果当事人通过协商不能解决问题，那麽，必需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和司法救济程式，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化解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表面上的稳定，其实掩盖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譬如，我们的立法工作还缺乏透明度，我们的执法还存在着许多随意性，我们的司法腐败现象还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沈浸在对歌舞升平的“盛世”迷恋之中，必然会出现判断上的失误。
坦率地说，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没有任何一条防线能够绝对有效地防止社会局部性的动荡和灾难突然爆发。作为学者，在这样的时代，更应该居安思危，尖锐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找出影响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提出改进政府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盛世”之说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大胆提出，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坐标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周边到全球，一个又一个动荡的社会热点包围着我们，我们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在我国内部，贫富之间差距的逐渐拉大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所面临的利益失衡问题，都让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如果我们不能想方设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那麽，在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突然性地出现社会动荡。
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想当然地提出问题，然后又想当然地找出论据，支援自己的结论。我们必须在兴盛中看到危机，在风平浪静的水面看到汹涌的暗流。否则，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但不能造福于社会，反而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