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一、自作多情的精英聯盟
按照康曉光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份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正是這樣一種新老精英的統治聯盟，保持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維持了中國的經濟繁榮。」然而康曉光給這個「精英聯盟」所作的「道德判斷」，倒也頗為精彩：
「其實，『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說白了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現在，精英對大眾的掠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過去，有理性的奴隸主會讓他的奴隸活下去，讓奴隸們明天繼續給他幹活。再有一點眼光的奴隸主，還會讓奴隸繁殖後代，讓他的兒子繼續有奴隸可以剝削。而現在，中國精英連這點自私的理性都沒有了。他現在讓農村人來打工，讓人家陪著本給他幹活，讓人家欠一屁股債回家。這樣一種壓搾已經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們正在建立一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為甚麼每兩分鐘就有一個同胞自殺？為甚麼每十五秒鐘就有一個同胞自殺未遂？難道答案還不清楚嗎？！這個世界沒有溫情、沒有道德、沒有正義，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強者剃白骨，弱者為魚肉』來形容今日的中國一點都不冤枉它。」
可是，為甚麼康曉光之流還要支持這個政權呢？且看他的如下論說：
「知識精英與共產黨的關係經歷了曲折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兩者衝突不斷，90年代以後衝突消失了。……知識份子的態度之所以會發生轉變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後，中國政府繼續推行改革開放，這一點符合知識份子的基本訴求。其次，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會和文化控制的放鬆、國際地位的提升為共產黨贏得了『政績合法性』。第三，知識份子看到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意識到改革並非只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改革也許還意味著國家分裂、經濟衰退、黑社會氾濫、國際地位衰落，意味著民不聊生、戰火紛飛。改革的這種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促使知識份子趨於保守。第四，隨著對民主的瞭解日益加深，特別是觀察了拉美的民主、東南亞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後，人們認識到民主決不是萬應靈藥，不可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而且民主自身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最後，一些自由主義者也認識到，民主建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一切是知識份子轉向保守、接受現實的根本原因。」
筆者也是「研究人員」和「知識份子」中的一員，而且就住在首都北京，三口之家住著一居室的小房子，22年工齡比不上單位一個小司機的住房條件，從來不知道「科研經費大幅度提高」和「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也在大規模改善」是從何說起的？更不知道康曉光何時何地奉天承運，擁有了包辦代表所有「知識份子」得出「轉向保守、接受現實」之類的結論的資格和權力？筆者不久前到過美國，見到不少從體制內出走的上層中國人，他們很在乎自己在美國享受到的勞保，比不上沒有出走的昔日同事。筆者毫不客氣地告訴他們：大學擴招後的中國大學生，除了少數成了白領之外，大部份連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都不容易，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勞保福利根本與他們無緣。中國政府當局僅有的一點財力，還不夠貪官污吏爭先恐後往國外轉移，無論如何也不足以收買新生代的知識份子。這番話再對康曉光重複一遍，顯然是很有必要的。
至於康曉光所說的「一個政府能不能穩定，不在於有多少人支持它，關鍵是那些強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籠絡的不是『多數』而是『強者』。這就是統治的奧秘！」恰恰是他自己剛剛斥責過的「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之一種，或者說是不知道自由民主為何物的野蠻話語。鄭義先生在一次談話中告訴筆者：美國民間的兩億多條槍，既是美國民主的最後保障也是全人類的最後保障。因為它能夠確保美國政府不至於走向強權專制，同時也確保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充當全人類的自由民主的保護者。在憲政民主的現代社會裏，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每一位公民手中的選票和每一位公民的自由意志。康曉光以精英代言人甚至於道德審判者的身份虛構出的所謂「精英聯盟」，不過是他不自量力的自作多情。
二、對自由民主的惡意詆譭
通過所謂的「道德判斷」，康曉光頗為大膽地宣告了中共當局的缺乏合法性。然而，他又「從三個層次上批駁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來為已經喪失合法性的最高權力提供另一種合法性，其中的要義，是反對「個人主義」。這使筆者聯想到了魯迅寫在《兩地書》中的絕妙佳句：「我若有公之於眾的東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則不願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約當在二十五紀，……」「這裡的僕役，似乎都和當權者有些關係，換不掉的，所以無論如何，只能教員吃苦。即如這廚子，……他那時的主張是：我是國學院的聽差，所以別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國學院是一所房子，能叫他做事的麼？」
國學院的廚子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為國學院服務的，人——國學院的教員乃至學生——才是主體和本位。同樣的道理，天下、社會、國家、民族之類的存在永遠不是人的本位，而只是若干個人的聚集與延伸，它們是因人而存在並且是為人而存在的。只有大同人類中同為精神生命體的個人，才擁有超越於一切有機物和無機物之上的主體性的精神生命力和精神創造力，沒有了一個個主體性的個人，天下、社會、國家、民族都無從說起。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
說得更透底一些，假如有人把康曉光家的房產和存款共產充公，讓他和北京街頭成千上萬的上訪公民及忍辱負重的外來民工一樣去打工謀生，他肯定沒有心思講甚麼「我不認同個人主義，我還是認同天下本位、社會本位。」有趣的是，單單供康曉光發表那些文章的《戰略與管理》被並不仁政的政府當局封殺掉，他就發出了「中國的事，真是叫人無奈啊」的浩歎。像筆者所闡述的這些不證自明的普世性常識，只有在像中國傳統儒教中，才會被專制強權者惡意顛倒過來，進而通過「存天理滅人慾」的神道圈套把無生命無主體的「天下」、「社會」、「國家」、「民族」之類的字眼絕對神聖化和絕對天理化，以達到化天下人之私為一家一姓一黨一派之私的險惡目的。康曉光的儒化仁政所指向的正是這種路子。
三、妖言惑眾的專制仁政
在談到自己所謂的「仁政藍圖」時，康曉光表白說：「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三歲的李思怡會活活餓死嗎？我不寄希望於『朱門沒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於『路上沒有凍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喪心病狂地掠奪，但是你要給老百姓一條活路，你要讓大眾最最基本的權利得到保證。所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特別強調，必須拒絕強盜社會，走向人道社會。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我才提出『仁政』。甚麼叫『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那種愛人之心。甚麼叫『仁政』？說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說得最簡單，也最透徹，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說，為政者你要有點惻隱之心。」
在正面表白之餘，康曉光基於人為假設的道德制高點，開始對當下的中國人實施「存天理滅人慾」的抹黑壓倒：「今天的大學生，你說他數典忘祖，他毫無愧色，但是你要說他英文發音不準，他會覺得沒臉見人。現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搞儒學的人，但他們基本是吃儒學的，他們把儒學當作謀生的飯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現在反對儒家的人，你把他拎過來，問問他甚麼是儒學，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說不出個皮毛。但是，他就敢說儒家不行。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的東西是甚麼？不是黃皮膚、黑頭髮，也不是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華文化。國亡，只要文化在，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文化亡，即使國還在，中國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國就處於文化滅亡的邊緣。我們要有緊迫感！」其實不用拎別人，單單把康曉光拎出來問一問甚麼是儒學？他也從來沒有說出個皮毛來。
一個普通人即使購買一間房產或一件電器，都需要與銷售方簽訂一個合同或者領取一張發票，偌大一個國家當然要有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的憲政程序。秦暉在《自由主義無需論證》中說過：「自由主義的『性惡論』（確切地說是人性局限論）當然不是反對行善、利他，也不是懷疑人有善心或利他之心，說穿了它只不過是基於一個誰都明白的常識——用並不信仰自由主義的毛澤東的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既然連成天把高調理想掛在嘴邊的毛澤東都清楚人一輩子不為惡是最難最難的，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的出發點時當然就只能從人有可能為惡的低調假設著眼，而不能把制度安排建立在聖人永善這『最難最難』實現的高調假設上。所謂『先小人後君子』（這也是絕無『西化』色彩的中華名言）就是這個意思。再高尚的人，他的權力也要受制約，再平庸的人，他的權利也要有保障；政治上的憲政法治，經濟上的『自利人』假設等等，都是由此出發的。」新銳學者昝愛宗也在《憲政其實就是保證憲法不會成為一紙空文》中指出：「立憲既要保障公民的權利，又要對政府深懷戒心。國家權力通過分配與分立、相互制約的方式存在，……美國開國元勳、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傑弗遜認為，憲政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而不是信任基礎上的。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聽『要相信人』之類的話，而要使人、每一個人受法的約束，並不致為害。」
行文至此，在「關天茶捨」網站看到署名「康師傅555」的網友於2004年12月28日提交的《致康曉光、閒言先生們》，恰好為筆者論證康曉光妖言惑眾的專制仁政提供了一段精彩話語，抄錄在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其實，所謂的『仁政』，從其本質上說是專制統治，只不過是讓統治者稍微溫和一點，不要把被統治者逼上絕路罷了。然而這種想法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一個專制的社會，其社會結構基本上是一個二元結構，由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構成。國家不過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政治課本中的國家定義）而已，其它諸如法律等亦然。所以才有『依法治國』這樣的說法。然而這樣的結構是不可能穩定的，不論採用甚麼樣的手段，諸如意識形態的手段、愚民政策、吸納精英的吸星大法等，人的無限的慾望最終將導致這種結構的崩潰。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治亂循環。」
2004年12月29日於北京
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