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中共是利用農民起家的﹐由幾千萬青壯年農民參加“紅軍”﹑“解放軍”前仆後繼﹐血流成河﹔由大大小小數十個“根據地”的幾億農民提供人力﹑財力和物力﹐才把黨魁毛澤東和中共推上中國政治舞台的巔峰﹐于1949年建立中共王朝。
從20世紀20年代中共組建後不久﹐到1949年奪取政權成為泱泱大國的執政黨﹐直至如今成為一黨專制的“世界經濟大國”﹐中共都離不開億萬農民為其辛勉劬勞﹐流血犧牲﹐積累財富﹐建築“共產大廈”。反過來看看﹐中共又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
按常理推斷﹐從感恩的角度出發﹐中共1949年建政後﹐各項政策應該向犧牲最多﹑勞苦功高的農民傾斜﹐多多關照農民利益﹐讓他們休養生息﹐過上安寧﹑平靜的日子。但是﹐截至1976年毛澤東壽終正寢和“文化大革命”人亡事廢﹐幾億農民沒有過上幾天安生日子。相反﹐他們遭受中共的壓迫﹑歧視和盤剝﹐長期捆綁在“國家﹑集體所有”的土地上﹐處於“類農奴”狀態。在50年代末“大躍進”後的災難日子裡﹐悲慘地活活餓死3500多萬﹔勉強掙扎着挺過來的﹐仍然過着辛酸﹑貧窮的日子……
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毛澤東和中共欺騙﹑利用農民的歷史過程﹐了解“中共和農民”這種“主僕關係”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
在蘇聯列寧時代“革命輸出”和大量盧布的支援下﹐1921年中共成立後﹐按照“蘇共模式”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以工人階級為主導力量進行城市起義”﹐在中國屢遭慘敗。熟讀兩千多年改朝換代歷史的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利用價值﹐另闢蹊徑﹐走向廣闊的農村﹐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進行革命。因此﹐研討“中共與農民”的關係﹐與毛澤東這個始作俑者無法分開。
從1924年底毛澤東竄回老巢韶山組織農民協會開始﹐中共就與農民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共每一次解危濟困﹐每一步發展壯大﹐每一次打勝仗﹐都離不開億萬農民的流血犧牲和血汗支持。在這裡﹐我們按照歷史發展順序﹐回顧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欺騙﹑利用農民所干的五件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這五件大事是﹕
第一件大事﹕“農民運動”﹐即1927年“大革命”時期﹐由毛澤東發動以湖南地區為主的暴民運動﹔
第二件大事﹕“土地革命”﹐即20世紀30年代前後毛澤東等在井岡山武裝割據﹐建立瑞金中共蘇維埃。這段歷史中共稱之為“土地革命時期”﹔
第三件大事﹕“解放戰爭”﹐1947-1949年中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的內戰﹔
第四件大事﹕“土地改革”﹐包括1946-1947年各根據地的“土改”和1950-1953年“新解放區”的“土改”﹔
第五件大事﹕“人民公社”。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五個時期的五件歷史大事﹐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農民的﹖利用農民做了些什麼﹖給農民帶來了什麼﹖
第一件大事﹕“農民運動”
從晚清到民國﹐民間結社盛行﹐秘密團體林立。什麼“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紅槍會”﹑“圈子會”和“青幫”“紅幫”等﹐各霸一方﹐時不時顯示出他們人多勢眾的威力。這些秘密團體的主要成員是﹕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工人和流氓無產者。他們採取家長制的組織形式﹐大多數擁有武裝。加入這種團體﹐要舉行嚴格而又肅穆的類宗教儀式﹐利用鬼神﹑圖騰﹑符咒﹑祖師爺畫像﹐燒香點燭﹐刀光劍影﹐叩首磕頭﹐歃血為盟……作為團體的凝聚力。民間秘密組織的參與者﹐能夠得到團體的政治庇護和經濟利益方面的照顧﹐但同時也擔負着援助團體內其他成員的責任和義務。當他們聯合起來反抗貪官﹑劣紳和奸商的剝削﹑壓迫時﹐由於一呼百應﹐聚眾如蟻﹐官府也奈何不得。與這類團體發生衝突的肇事者﹐往往只能賠禮道歉﹐賠錢讓步。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同學鄭士良﹐少習武術﹐與綠林豪客﹑江湖俠士交游甚廣。孫中山對鄭士良“一見奇之”﹐引為知交。通過鄭士良﹐他第一次認識到民間秘密會社潛藏着巨大的力量。民間社團﹐紀律森嚴﹐如果“反水”（背叛）﹐格殺勿論。由於反清﹑革命的需要﹐孫中山汲取﹑移植了民間社團的一些做法﹐讓革命黨人舉手宣誓﹑蓋手模﹐效忠他本人。
迄今為止﹐沒有發現毛澤東參加民間秘密團體的文字記載。人世滄桑﹐知情者早已死亡﹐毛澤東生前自己不會說出來﹐因此﹐這是一個永遠的歷史迷案。但毛澤東生于農村﹐成長于社會底層﹐少年時期即具反叛思想﹐崇拜水泊梁山打家劫舍的他﹐對這類團體組織﹐不可能不聞不問﹔而一旦聞問﹐便不可能不刨根究底﹐深入內部搞個一清二白。
從毛澤東的歷史行蹤也可以看出﹐他與這類團體不可能沒有關係。那時候﹐他是一介窮學生﹐做農村調查時﹐身上一文不名﹐怎麼辦呢﹖他自己吹噓說是當“游學先生”﹐到地主家去﹐與地主老爺談天說地﹐論詩作文﹐潑墨揮毫……地主賞識其才學﹐便留餐留宿﹐贈送盤纏。有這樣的事﹐但並不絕對可靠﹐遇到文化層次較低﹑生性吝嗇的地主﹐“秋風客”（又叫“打秋風”）難免要吃閉門羹。可靠的辦法是﹐參加秘密團體﹐享受其成員“身無分文﹐走遍天下”（所謂“天下”﹐指這一社團的勢力範圍）的便利。
當年﹐勢力比較強大的民間會社﹐在各地都設有秘密聯絡點。通常﹐這些聯絡點多是小飯館﹑小旅社。執行任務的圈內爺們﹑哥們﹐背着“搭褳”（裝隨身衣物﹑用具的包袱）﹑雨傘﹐看到門前暗記﹐便邁步進去﹐放好搭褳﹑雨傘﹐開口與老闆打招呼。進門的一系列動作﹐步法﹑眼神﹑手勢﹑置放搭褳﹑雨傘的方式和位置﹐以及與老闆的對話（對暗號）﹐都顯示了你在這一組織中的身份。於是﹐老闆便按你的級別﹐給予相應的招待﹐留餐留宿。不但吃住不要錢﹐臨別還贈送路費。
現代小青年想﹐這真好玩﹗找一個圈內熟人﹐把這一套學好﹐演習好﹐然後去云遊四方﹐有吃有住﹐有零錢花﹐豈不快活﹗——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森嚴的紀律﹐一整套考驗方法﹐殘酷的手段﹐錯一點﹐深夜便身首分離了。因此﹐沒人敢假冒﹐也沒有人敢教你。
文革期間﹐有一幅全世界印刷數量最大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澤東右手拿着一把紅色的油紙雨傘﹐夾在腰間﹐風塵仆仆地走上一座小山頭……一般人認為﹐攜帶雨傘是湖南省雨多﹐旅行必備﹐但我不僅僅這樣認為。我猜想﹐這雨傘同時擔負着吃飯﹑住宿不要錢的道具。以毛澤東之奸巧鬼詐﹐能說會道﹐給秘密團體的“龍頭大爺”獻計獻策﹐他在圈內地位一定不低。幾番農村攷察和七下安源﹐當然全都是免費的羅。
1924年底﹐毛澤東以“養病”為由﹐回湖南韶山深入農村﹐開始了用會黨形式﹐以馬列階級鬥爭理論為指導﹐以他本人為領導核心的農民運動實驗。他效仿李自成﹑洪秀全等農民造反領袖﹐憑三寸不爛之舌﹐聚集流氓無產者徹夜談心。他的說詞無非是“地主如何壓迫﹑剝削農民”那一套﹔他畫上一個碩大的餅子給貧苦農民充飢﹐描述未來打倒地主分田分地的美好景象……欺騙﹑慫恿﹑鼓動農民組織起來﹐聚眾鬧事。他充分掌握了那些社會渣滓的特點﹕沒有文化﹑頭腦簡單﹑性格粗獷﹑敢打敢沖﹑講江湖義氣﹔目光短淺﹐僅僅關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隨眾盲從。將這些人嘯聚起來﹐能很快形成勢如決堤洪水﹑浩浩蕩蕩的暴民運動。毛澤東運用現代政治手腕進行組織和動員﹐他私心忒忒﹐暗中自鳴得意﹐如此方向正確地努力干下去﹐不愁不改朝換代﹐有朝一日“黃袍加身”。
於是﹐當李立三﹑劉少奇等“革命老鄉”懵懵懂懂地積極投身外地工人運動時﹐毛澤東卻悄悄地在偏僻的湖南鄉村﹐以辦夜校﹑學文化為幌子﹐暗中組織了二十餘處鄉農民協會﹐集結農民力量﹐探索農運經驗。當農民協會發展到一定規模﹐旋即小試牛刀﹐發動“阻禁平糶”（阻止地主外運米糧﹐迫其平價賣給農民）。當事情稍有進展﹐初步產生成效時﹐地主﹑商人便到省政府告狀﹐軍閥趙恆惕急忙派兵來搜捕他。依靠會黨秘密渠道的靈通消息﹐毛澤東得以避開搜捕﹐匆匆出逃﹐于1925年10月抵廣州。他原來做過汪精衛的秘書﹐汪很賞識他的文才﹐立即委任他代管國民黨宣傳部。這時﹐他生搬硬套馬列主義原理﹐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文（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這次韶山實驗﹐毛澤東大有斬獲﹐形成了以農民運動為中心的革命奪權策略——其最終目的是他本人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請勿小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論文﹐它標誌着毛澤東在韶山初步實踐﹐掌握農運經驗之後﹐開始從理論上探討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它首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了毛澤東接受階級鬥爭學說後獨特的的思維邏輯。這篇違反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決定着日後中國數億人的命運﹐決定了他們的生死存亡。這是“毛澤東思想”開宗明義的綱領性文件﹐它首先提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接着﹐不是按生產關係﹐而是僅僅按財富的多寡﹐輕率地將人群分為幾等幾類﹐一組組對號入座﹐“敵友分明”。這種設定“假想敵友”的思維方式﹐伴隨着毛澤東的一生。他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假想並認定不同的敵人﹐竭盡全力打擊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毛澤東比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任何一位民間會社的“龍頭大爺”都高明﹐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最後一段﹐分析了三合會﹑哥老會等民間秘密團體﹐雖然能給參與者帶來一些暫時的眼前利益﹐但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不可能依靠這類團體得到出路。同時﹐由於這類團體帶有嚴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壞性﹐他們又往往容易被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所操縱和利用。“隨着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眾組織﹐這類落後的團體就失掉了它們的存在價值。”
請注意最後一句引號內的話﹐這證明在中共領導下建立的“完全新式的群眾組織”﹐例如“農民協會”﹐脫胎于民間秘密團體﹐必然繼承原來組織的一些特點﹑缺點和做法。原有的“落後團體”失去存在價值﹐是因為領導權不在中共手中﹐容易被敵人操縱利用。
毛澤東對民間秘密會社的熟稔和運用自如﹐另一個佐證是﹐後來他在井岡山收編了土匪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隊。袁﹑王兩位農民出身的綠林好漢﹐原來都是黑社會頭目。他倆與毛澤東一見如故﹐一拍即合﹐視毛澤東為“自己圈內人”﹐相當友好﹐言聽計從。但是﹐他倆身上依然存在着綠林豪氣﹐不大敬服其他共產黨人。當毛澤東短暫離開井岡山大本營的時候﹐手下那些不懂民間秘密會社規則﹑不懂“統戰”的黨員﹐便把袁﹑王二人誘殺了。失去兩員猛將﹐“山大王”毛澤東嗟嘆不已。
1926年3月“中山艦事變”後﹐毛澤東被迫放棄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隨後到“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所長。一個地位顯赫的“部級長官”﹐為何心甘情願屈尊就駕﹐去擔任一所小小培訓學校的班主任呢﹖原來﹐毛澤東看到了這裡面的巨大潛力。培訓的青年學員畢業後﹐大多數會成為共產黨的骨幹和中堅﹐可以利用他們掀起農民運動狂潮。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師生之誼”的國家﹐這些學員今後必定成為他最可靠的心腹和助手。當時﹐毛澤東的月薪180銀圓﹐是做北京圖書館員的22.5倍﹐生活富裕。於是﹐他竭盡全力辦學﹐招收湖南﹑廣東﹑湖北﹑河南的中學畢業或相等學歷的年輕學生﹐施以1—3個月的農民運動訓練﹐任命為特派員﹐或派回原籍﹐或送到指定地方去建立農民協會組織。5月3日﹐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學員班開學（前五屆為彭湃等人培訓）。後來“大躍進”年代產生的“四大左狂”有三位是六屆學員﹑毛澤東的“衣缽真傳”弟子﹕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另一位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
就在5月份﹐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留守廣州的李濟琛為了維持後方秩序﹐壓制農民運動﹐所以﹐廣東農運冷冷清清。到6月份﹐北伐軍沿湘江北上﹐所到之處﹐各縣國民黨黨部和農民協會紛紛從地下冒出來﹐農民運動如狂飆突起﹐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如火如荼。這一階段﹐即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中所述1926年1—9月的“組織時期”﹐農民協會配合北伐軍作戰﹐擔任歡迎﹑供給﹑嚮導﹑偵探﹑運輸和擾亂敵人後方任務﹐喊出“打倒軍閥”（湖南趙恆惕﹑直隸吳佩孚等）口號﹐與北伐軍相處融洽﹐贏得湖南軍事頭目﹑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的讚賞﹐予以支持。農民協會借勢成長﹐短時間內會員陡增七﹑八倍。
到9月份﹐毛澤東培訓的第六屆湖南學員畢業返鄉﹐個個如下山猛虎﹐不遺余力地貫徹毛的指示﹐農民運動迅速出現第一輪高潮。農民協會強制實行減租減息﹑減捐減押﹑阻禁平糶等過激措施﹐損害了地方士紳的既得利益﹐受到士紳控制的團防武裝全力反擊。有些地方農民協會遭搗毀﹐個別罪行確鑿的農運頭目被逮捕﹑毆殺。但由於唐生智企圖得到蘇聯的軍援﹐與中共訂有秘密協議﹐保證地方駐軍不干涉﹐並給予一些支持﹐農運發展遂一日千里﹐並開始建立“農民自衛武裝”﹐強制接收或改組士紳控制的團防局。
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由廣州經湖南去武漢﹐以“攷察湖南農民運動”為幌子﹐沿途大肆鼓動﹐煽風點火﹐添薪加油。於是許多地方發生游鄉﹑控告﹑毆打﹑驅逐鄉紳等現象。鄉紳稍有不從﹐便殺豬﹑出谷﹑罰款﹐並到他們家中打砸搶抄﹐大肆破壞。推倒鄉村原有社會秩序之後﹐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極端情勢之下﹐公開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不分青紅皂白﹐凡“穿長袍馬褂”和“佔地五十畝以上”者﹐一律定為“土豪劣紳”﹐交由農會流氓地痞殘酷鬥爭。鬥爭現場﹐亂呼口號﹐人為製造群情激憤﹐在群氓混亂中﹐發生打死﹑暴斃鄉紳﹐挖掘祖墳等惡性事件。——這裡須注意﹕為什麼廣東農運不過火﹐湖北農運不過火﹐獨獨夾在粵﹑鄂之間的湖南農運過火﹖答案不言自明﹐實是毛澤東這一路“煽風點火﹐添薪加油”的惡果。
湖南農民運動過火的消息傳到武漢﹐國民黨政府和中共中央懮心如焚﹐責成毛澤東回湖南“節制農民運動”。於是﹐剛到武漢的毛澤東又回過頭來﹐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攷察——實際是進一步“煽風點火﹐添薪加油”﹐並于3月份寫成《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
這裡須說明﹐派一位“始作俑者”﹐去“節制”他一手炮製的得意之作﹐能做出什麼樣的結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根本無須等待攷察報告出籠。果然﹐毛澤東在“煽風點火﹐添薪加油”32天之後﹐把從下至上批評湖南暴民運動的言論全部顛倒過來﹕把“糟得很”說成“好得很”﹐把“痞子”褒獎為“革命先鋒”﹐把“過火”行為賦予“革命意義”。——毛澤東向中共中央交卷的《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被總書記陳獨秀和宣傳部長彭述之扣壓下來﹐不予發表。但各地農運頭目﹐視報告如“至寶”﹐由農民協會印刷﹑傳抄﹐流傳甚廣。
何以見得毛澤東在湖南32天﹐又進一步“煽風點火﹐添薪加油”了呢﹖如果毛澤東是以“救火隊員”“欽差大臣”的身份去湖南“節制農運”﹐下到十多個縣﹐反復勸說﹐湖南的暴民運動必定會有所收斂﹐形勢將會向好的方面轉化。但他從武漢到長沙後﹐便強力促成湖南省政府國民黨部立即出臺《懲治“土豪劣紳”法令》。各地暴民依據這個“法令”﹐相繼大開殺戒﹐地主士紳人頭紛紛落地。毛在湖南盤桓月余﹐暴民運動非但沒有熄火﹐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農曆三月初十（“4.12”政變的第二天）﹐“農運大王”柳直荀（即毛澤東答李淑一《蝶戀花》詞“我失驕楊君失柳”中的“柳”）在長沙舉行“農民協會公審大會”﹐公審大文豪葉德輝。葉的罪證是﹐看不慣農會暴民﹐送給他們一副“藏頭”諷刺對聯﹕
農運久長﹐稻粱菽麥黍稷﹐一班雜種﹔
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豕﹐盡是畜牲。
兩句的第一字合為“農會”﹐痛罵“農會”是“一班雜種”“盡是畜牲”。在大會主席柳直荀的煽動下﹐群情激憤﹐喊殺連天﹐葉德輝強項不屈。農民協會怕省﹑市政府高官來搶救﹐便以“封建余孽﹑豪紳領袖”的罪名﹐急急忙忙把他槍決了。——果然﹐快馬飛奔而來的“刀下留人”命令﹐成了一張廢紙。
大名士葉德輝﹐譽滿全國的藏書家﹑版本學家﹐是個有影響的學者﹐匆忙非法處死﹐全省震怒﹐全國震驚。持平之論者認為﹐這是“馬日事變”的導火線。
4月初﹐主張昇高工農革命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國民黨武漢政府農政部長譚平山﹐由廣州去武漢﹐路經長沙﹐受到中共控制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歡迎。兩位大員盛讚湖南農民運動﹐如風助火﹐火上加油﹐使暴民運動更加猛烈。
農民阻禁平糶﹐使湖南省政府沒有稅收﹐發生財政危機﹔湘米不准出境﹐武漢即將斷糧﹐激起國民黨武漢政府的強烈反對。
在農民運動開始階段﹐一般農民害怕出頭﹐毛澤東培訓的學員﹐即農運幕後策劃者﹐便唆使“流氓地痞”打頭陣﹐捆綁地主士紳﹐沖進他們家裡打砸搶抄﹐殺豬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為。由於有利可圖﹐場面熱鬧﹐許多貧苦農民才敢於跟着起鬨﹐鬥爭地主士紳聲勢得以壯大。聲勢越壯大﹐盲目從眾的人越多﹐喊打喊殺的口號震天響﹐地主士紳感到恐懼﹐才會低頭認罪。如果不利用流氓地痞﹐是鬥不起來的。但毛澤東認為帶頭鬧事者﹐不是“痞子”﹐而是“革命先鋒”。
1927年初﹐受共產黨控制的湖南省政府﹐在各縣成立特別法庭﹐滿足基層農民協會對“法律正義”的渴求。農民援引新法﹐大肆逮捕和處決所謂“土豪劣紳”。許多暴民一旦發動起來﹐如縱火燒山﹐火猛風大﹐局勢無法控制。加之各地農會包庇縱容﹐逾越法令﹐亂喊亂叫﹐亂打亂殺﹐愈演愈烈。私設公堂﹐暴力毆打致死﹐逼迫縣長處決士紳……種種冤案層出不窮﹐激起地主士紳強烈反抗。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中﹐故意隱諱農運幹部煽風點火的作用。當時年僅19歲的柳直荀﹐出身名門﹐湖南雅禮大學教育系畢業生。他主持湖南農運﹐人稱“湖南農運大王”﹐領導着包括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將近1000名農運幹部﹐掌控全省200余萬農民會員。地域寬廣﹐人手不夠﹔農會會員成份複雜﹐被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毒化之後﹐一旦嘯聚起來﹐如同洪水猛獸﹐猛沖猛打﹐誰也無法控制。何況這些幹部本身受訓不足﹐年齡太輕﹐警惕性不高﹐缺乏鬥爭策略﹐缺乏領導技巧﹐農民發動起來後﹐不知如何指揮他們。因此﹐許多農民協會﹐只是舊農會換一塊新招牌﹔許多團防武裝﹐任由地主富農及其代理人掌控。表面上只看到農會數量發展龐大﹐沒有看到基礎極不穩固的實質。一旦政治氣候變化﹐地富武裝報仇心切﹐竭盡全力反擊﹐農民協會便摧枯拉朽﹐應聲崩倒﹐會員作鳥獸散﹐四處奔逃﹐被抓被殺﹐任人宰割﹐血流成河。
農民協會提出的經濟要求﹐導致地主錢糧進賬遽減﹐影響稅收﹔大宗米糧禁運﹐商人無稅可納﹐武漢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入不敷出﹐迅速發生財政危機﹐省農民協會只好下令不准阻礙貿易。為了挽救政府危機和避免全社會恐慌﹐省農會又展開“洗會運動”﹐清除地痞流氓等“不良分子”﹐並嚴禁農民隨意罰款捕人。
4月底﹐中共中央尊重武漢政府的意見﹐為抑制“過左”和“過火”現象﹐通過湖南省農會提出三點對策﹕第一﹐基層農會不得私自處理和處決所謂“土豪劣紳”﹔第二﹐懲治土豪劣紳時﹐不得株連其家屬﹔第三﹐對地主士紳的罰款﹐必須服從上級農會的決定。
但是﹐“上級”的命令不管用﹐暴動群氓已成燎原之勢﹐無法約束﹐他們利用已經到手的權力﹐在經濟實惠和“革命歡快症”的驅動下﹐繼續亂打亂殺﹐為所欲為。
自晚清曾國藩﹑左宗棠始﹐“無湘不成軍”。許多農民投身軍旅﹐拼死攢到錢財後（實際上是搶劫﹐曾國荃攻陷太平天國“天京”〈南京〉後﹐縱容官兵大搶三天）﹐退伍回家便買田當地主﹐靠收租養老。毛澤東的父親﹐就是這樣起家的。只因他是一個普通士兵﹐搶的錢財不多﹐買的田也不多﹐只能算富農。當年北伐軍大部份軍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與農村士紳有着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農民協會打殺地主士紳及其家屬﹑親友﹐當然激起他們的義憤﹕“老子在前方與軍閥打仗﹐出生入死﹐你們在後方殺我爹娘﹑親友﹐老子不幹了﹗”農民協會的胡作非為﹐激起了軍隊譁變。
1927年5月21日晚上﹐許克祥團長與湘軍將領何鍵密謀後﹐率部隊千余人﹐在長沙包圍國民黨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一舉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並逮捕中共黨員及有關人員﹐當晚打死30余人。軍隊奉命即時打開牢門﹐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土豪劣紳”。這些受盡折磨的地主士紳﹐恨得咬牙切齒﹐回鄉後立即組織武裝﹐瘋狂報復。抓獲中共黨員﹑農會幹部﹐嚴刑拷打﹐凌遲處死。凡是參加過農會的﹐不問青紅皂白﹐抓了便殺。據不完全統計﹐僅長沙及其近郊﹐就殺了萬余人﹐包括共黨幹部500余人。
“馬日事變”後﹐毛澤東心知闖下大禍﹐一反他在《湖南農民運動攷察報告》的立場﹐裝模作樣承認農民運動中發生了“殺人放火”現象﹐但仍然狡辯說﹕“這是滲透在農民協會中的哥老會員所為”﹐企圖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毛澤東表面上也承認農民協會侵害了軍人家屬的利益﹐但又顛倒黑白反誣﹕“是軍隊先動手殺人的﹐農民協會是受害者”。
毛澤東無力挽回既倒之狂瀾﹐農民運動受此沉重打擊﹐遂一蹶不振。
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溫和路線唱反調﹐無端掀起“農民運動”狂潮﹐人為製造階級對立﹐把好端端的秩序井然的農村搞得烏煙瘴氣﹐成為互相打殺的人間地獄。他策劃﹑指揮的一系列極左行動﹐暴露了共產黨搞亂天下﹐企圖亂中奪權的狼子野心﹐激發了國共矛盾﹐導致“4.12政變”﹔農會痞子運動﹐激起軍隊譁變﹐導致“馬日事變”﹔最終導致“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
“馬日事變”是地主士紳對農民運動首次進行血腥報復﹐手段也是極其殘酷的。只要懷疑這個人參加了農民運動﹐不問是真是假﹐格殺勿論。湖南農民被殺數量之多﹐無法統計。——這就是1927年毛澤東掀起的“農民運動”﹐帶給農民立竿見影的“回報”和“好處”。
親目所睹一手造成血流成河的慘案﹐毛澤東毫無惻隱之心﹐毫無懺悔之意﹐相反﹐為一黨一己之私利﹐變本加厲﹐繼續鼓動農民上山造反。而在39年之後的1966年﹐再度掀起“農民運動”狂潮的翻版——“文化大革命”﹐不惜把國家和民族拖進災難的深淵。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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