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李自成在中國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對他前後不同的「定論」，可以看出時世的不同變化。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的年代裡，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聖人」，以至於以他命名的歷史小說成為紅色年代裡唯一一部「御批」創作的小說；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稱「改良」，「告別革命」成為新的時尚，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
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李自成的老家陝北，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徵收，不考慮實際產出，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整村整村地逃亡，而當時的朝廷就像後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委過於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徵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徵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不聊生，紛紛「相聚為盜」。但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背後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
因而，就實際而言，把農民軍稱作「農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都不準確，最準確的叫法就是「飢民」。「飢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搶糧（農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後，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裡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
誠然，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問題是：誰來改良？怎麼改良？說簡單點，就是誰「改」誰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禎的「良」，還是崇禎「改」李自成的「良」？從法理推斷，崇禎有義務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他可以、而且能夠對他王國疆域內的一切臣民、事務進行符合他意願的改良。可李自成，一個驛站服務員，怎麼「改」崇禎的「良」呢？是通過立法？選舉？彈劾？罷免？還是上訪？檢舉？或者是在李繼遷寨搞一個基層民主試點，成功了的話，再依次向米脂縣、延安府、陝西省乃至全國普及？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麼，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因而，當後來提倡「非暴力」的人不分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對後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實際上，無論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動權始終在強者，即政府手裡。套用現代經濟學的說法，崇禎是這個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有權對這個帝國範圍內的一切生命、財產進行重組、關併、劃轉甚至宣佈破產。但他在起義之前和起義之後都做些什麼呢？不過是嚴令「催徵」而已。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治亂」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也就是說，我們在品評這些歷史人物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
我認為，在這兒，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兩種倫理關係，即針對自己的暴力和針對別人的暴力。一個人可以放棄「針對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權，採取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包括投降、順從、談判甚至「認賊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當這種暴力針對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體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一個人可以當飢餓和公開的搶掠襲來時選擇「逆來順受」，但無權要求別人「坐以待斃」。不管他用多麼好聽的理論來勸阻別人「告別革命」，在我聽來，都像新版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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