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何宗安報導) 布什總統簽署了情報系統幾十年來最大的改革法案，美國情報系統面臨的挑戰和存在的問題是今年媒體報導的重點之一。解決方案可能是新的，但情報收集過程中的問題卻由來已久。最近解密的文件顯示，美國情報機構在冷戰期間難以獲得確切情報，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情報。
50多年前，解讀隱秘和孤立的中國對於美國情報界來說決非易事。今年10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把1948年到1976年期間關於中國的大量最高機密文件解密以後，當時情報界遇到的困難和出現的過失才被公之於眾。
71份國家情報評估的時間跨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的30年間。
喬治城大學的唐耐心教授說，中美當時沒有外交關係，這是美國情報界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第一手準確情報的原因。她說：“在這些情報評估的涵蓋時期，美國人沒有實地經驗。因此他們完全依賴別人為他們提供的情報。”
*兩個重大錯誤*
美國和中國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唐耐心教授說，由於缺乏直接情報，國家情報評估作出了一些相當不確切的判斷。她說：“兩個最重大的錯誤反映在對當時中蘇矛盾和對中國研製原子彈的進度缺乏了解。國家情報評估認為中蘇矛盾不像實際上那麼嚴重，而且低估了中國研製原子彈的能力。”
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卜睿哲在1995年到1997年期間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亞洲部主任。他說，美國情報界關於1958年中國和台灣的衝突是為了試探美台的關係的結論是準確的。
卜睿哲說：“這是中國的內政嗎？是支持其它地方的反美力量嗎？還是為了試探美國和台灣的意圖呢？我談到的最後這種可能性，也就是‘試探’，在當今的學術領域並不被看好。但是根據我們所了解的來自中國方面關於毛澤東的想法，‘試探’一說實際上是對的。因此從判斷來說，情報界看來是正確的。”
解密的文件只代表了美國對中國情報分析的一小部份，但是維吉尼亞大學的陳兼教授認為，被公開的內容足以揭示中美兩國的思維方式。
陳兼說：“從這些公開的國家情報評估中，學者們可以試圖了解一些因素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在冷戰期間導致那些錯誤觀念的。通過了解和最終理解錯誤觀念形成的原因，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歷史，而且還有助於理解中美關係的現在與未來。”
*技術進步情報分析更困難*
現在，象衛星照片這樣的技術進步是美國情報收集的重要構成部份之一。雖然各種手段能產生許多數據信息，但情報分析卻沒有變得更容易。
惠廷在60年代擔任國務院東亞情報負責人。他說：“情報分析更困難，更複雜，我可不羨慕那些要在一大堆信息中整理出衛星資料的人。”
喬治城大學的唐耐心教授說，技術和情報來源的擴大，確實使美國的情報分析比幾十年前更為複雜縝密。但是她同時談到了今年早些時候美國911調查委員會提交的的冗長報告，報告分析了911恐怖前後的情況。唐耐心說：“情報分析不是嚴密的科學，我認為911調查報告表明，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採取行動來改善情報工作。”
唐耐心教授認為，美國情報界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她提醒說，對於象中國這樣的國家，情報永遠不會象美國官員希望的那樣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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