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我今天堅持看完了這個由老象（張嘉諺）轉來的彭先國先生的帖子《中西思想啟蒙差異論》（《空房子詩報論壇》，2004年10月28日轉貼）。該文對晚清思想啟蒙者與西方中世紀思想啟蒙者的異同所做的比較，是中肯到位的。至今，我們現當代的知識分子也是走著晚清的老路，就是只反貪官、而不敢反皇帝；或者說，只做縱深（過去）理想上的反思與批判，而並不敢進行平面（現時）現今制度的尋思與政治批判。這說句到家話，就是犬儒主義盛行，普遍都埋伏著投降主義思想癆病，其勇敢程度遠不及晚清知識分子，致使中國遲遲不能進行制度變革。
這，與其說是統治者頑固不化，倒不如說是我們知識分子的不敢作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老百姓普遍存在著的希望中央出清官的思想。這其實是阻礙中國體制外變革的主要根源。而且，中共黨內已不可能再很快有胡趙那樣的反對派。最大的可能還是依靠體制外，並依照東歐的經驗，結合我們89年代的經驗，往往體制外的變革即知識分子的變革，這是要比體制內的統治者變革更要徹底和牢固一些的。只有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非暴力文化革命與思想政治變革，才是中國走民主自由之路的最佳選擇。不然，光靠暴民革命或體制內的宮廷政變，一是要造成部分流血或釀成未來民主社會基礎不穩，二是不能從根子上徹底清除一黨文化的社會基礎……這是必須牢牢記取的！
在現代中國，這批知識分子已經形成，雖然他們還沒有形成像晚清那樣的組織規摸和山呼百應的勢力，特別沒有在國內形成前撲後繼之勢。許多還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於國內網絡陣地等言論媒體上。許多還是戀戰於海外的有稿費的網絡等出口轉內銷之途徑──雖然，這種途徑，也不失為一種必要的途徑，但決不能作為唯一的途徑──（如果誰只是這樣走路，恐怕不能算是真的猛士！），……但總之，在海內外已形成先鋒之「式」。而我的意思是，如若在國內不只是要形成先鋒之勢，而是必須將要形成強有力的普遍之勢，那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就有望有救了，而到時黨內也會自然配合體制外，會出現黨內的改革派代理人了。在中國的鄧後，如果不是首先出現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的文化革命，那是很難希圖在黨內出現戈巴契夫的。沒有黨外的沙哈羅夫首先存在，哪有黨內的戈巴契夫？可以說，現在中國的沙哈羅夫、哈維爾已經先後出現許多，中國第四代孫中山遲早會在這個時代出現！
除了魏京生、劉青、王丹、徐文立、王有才，……還有劉小波、東海一梟、胡平、余杰、陳奎德、王貽、任不寐、朱學淵、趙達功、茉莉、洪哲勝、檳郎、張偉國、一平……除了有黃翔、廖亦武、傅正明、鄭貽春、楊銀波，還有張嘉諺、摩羅、周倫佑、丁友星、川歌、蔣藍、典裘沽酒、丁目、徐鄉愁、先鋒流氓、錢剛、小王子、西部快槍、雷杰龍、任意好、師濤、老槍、漢上劉歌、管上、李磊、水古、古農等等（光我比較了解的中國國內當代詩壇就正在不斷湧現，……恕我無法一一記述）……還有許多許多，可以說是層出不窮了……
以上是一；第二，西方是以反對神權即打到上帝，進而達到從推翻神權而導致了政教合一的或宗政分庭抗禮的中世紀政治體制變革的。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超穩定型的單一存在的。正統的儒教是政治的花瓶，是主旨上既不合一也不分庭抗禮（所有的儒學公羊學的反抗部分一直沒有發展起來……佛學和道教又一直被排斥在深山老林中，至今天仍是如此）的。我們過去是皇權，現在是（而且是一）黨權，從來沒有過宗教的在朝與在野的相互制衡。中國的神權即黨權（中國是黨政合一的），所以，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展開對一黨文化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批判，由此而直接訴諸政治文明文化革命，即文化啟蒙革命──用文學的人文批判主義批判這一反人類的政治制度，掀起一場能夠持久的以文學為領銜的、即以人權文化批判為武器的批判政治制度意識的現代溫柔文化革命（即對專制武器的非暴力批判），由此引起整個社會的先由知識分子作為急先鋒的批判一黨執政腐朽制度的言論自由革命，即打響從黨外知識分子到黨內知識分子的逐步積極行動起來的一場持久的批判極權主義制度的現代文化戰爭（此句出自前衛詩歌批評家丁友星之語──大意）。
能否打好或打起（響）（這樣的）現代文化戰爭，這是決定中國在本世紀能否提早進入世界主流文明民主社會的關鍵。這正如沒有西方的文學啟蒙運動，就不可能有後來或今天的民主自由文明一樣重要！
網絡時代，正是給予中國社會知識界和知識精英最佳選擇的時機！機不可失，時（失）不再來；因為機會失去，就會白了我們這一代有識之士的少年頭，更會使中國社會億萬弱勢群體老百姓永在毫無人權自由、也無基本經濟保證的極權社會裡漫長地苦苦掙扎……所以，為我們自己、為我們民族的天下蒼生，我們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利用我們掌握的天然話語權力，盡力儘早地為我們的老百姓爭得一個新的美好自由天下！（2004年10月29日草擬）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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