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故事1﹕我的爺爺
我今年70歲﹐這個故事得從我記事時說起。我的（童年的）家在華北一個邊遠的農村。我一家三代從我爺爺﹑我父親到我﹐男的一直是單傳（有姐妹沒有兄弟）。我記得﹐那時在我家簡陋的正房房檐下一字排開掛着三塊匾﹕從中至左﹑右寫着﹕“令德壽母”（是給我曾祖母的）﹑“勤儉持家”（是給我爺爺的）﹑“嘉慧後生”（是給我爸爸的）。我沒見過我的曾祖母﹐但據父親說﹐她是個一心向佛者﹐她一身的武功﹐活到一百多歲。信佛敬佛一直是我家的傳統家風。我爺爺一生勤儉持家﹐樂善好施﹐在全縣有名。他靠自己的勞動在40歲以後才一點一滴的置地發家。那時我們是六口人之家﹕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妹妹（土改時才4歲）和我。家裡雖然顧着一個長工﹐但全家﹐包括我（大約從8歲開始）都終年參加勞動。所有犁地﹑撒種的活都是爺爺自己干﹐經濟作物的管理是我奶奶和媽媽干﹐我媽媽又是全家的“老媽子”﹐每天都是做在先﹐吃在後。爸爸因為辦義校（見故事2﹕）整天忙在學校。直到46年“土改”時﹐我家沒建“高牆大院”﹐連我家的“院牆”年年都是用高粱稈扎起來的。我爺爺常對我說﹕金錢是靠不住的﹐土地才是農家的根啊﹗憑着他一生務農的經驗﹐年復一年﹐賣了農作物有了錢就置地﹐大約到了爺爺60多歲﹐直到46年共產黨在我們家鄉鬧“土改”時﹐我的家已經有百畝多土地了。“勤儉持家”的匾額是中共沒有“開闢地區”之前的某任縣太爺送給我爺爺的。不只是我童年時代﹐甚至到我已在外工作的年月﹐只要遇到家鄉的老人們﹐他們多數都知道我爺爺勤儉持家﹐樂善好施。我家常接濟糧食給有困難的鄉親們﹔那時邊遠農村缺醫少藥﹐爺爺和我爸爸用自家的錢買來天花疫苗免費給學校的學生和農民的孩子們接種﹔在爺爺的支持下﹐爸爸在農村辦起了一所“義校”﹐免費培育青少年﹐也是在全縣有名。
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但從40年代初﹐共產黨的游擊隊象土匪一樣﹐晚上偷偷摸摸竄入村裡﹐白天躲起來﹐叫“開闢地區”。我記得﹐當時家家都把狗殺掉﹐如果誰家的狗叫﹐或是誰在白天說看見游擊隊進村了﹐那這家的男人就被半夜登門的八路軍劫持用鍬打死推進冰窟窿裡。
43年搞什麼“減租減息”﹐他們扣住我爺爺（實為綁票）﹐我家既不出租土地也不放什麼高利貸﹐在他們的威脅下﹐我爺爺被迫交出了部份土地。45年初我爸爸的在八路軍中的學生悄悄告訴他﹐土改快要開始了趕快離開這裡﹐否則要受苦的。這樣﹐我爸爸隻身一人離家出走﹐逃難到東北去了。那時我爺爺已經感到這個世道要亂﹐於是把他存放在縣城外一家酒廠的一車銀元託人運往城里﹐這車銀元剛剛拉出酒廠不遠就被八路軍（土匪）搶走了。
46年共產黨搞“打土豪﹐分田地”﹐挑動群眾斗群眾﹐強取豪奪﹐殺人﹐為所欲為。“土改”時﹐我家和村中的“地﹑富”都被掃地出門﹐我爺爺和男的十來個人都被關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村頭小屋裡﹐奶奶﹑媽媽﹑妹妹和我﹐同其他“地﹑富”的婦女和孩子二﹑三十人被關在離我家3裡地外的一座高牆大院內﹐十幾個“民兵”晝夜監視着我們。一天“民兵”把關在大院的大人和孩子都趕到一塊墳地的樹林裡﹐我爺爺等四﹑五個人都被綁在大樹上。“鬥爭會”開始後被綁在第一棵大樹上的60多歲的老人就被用棍棒和鐵鍬活活打死﹐接着被綁在第二棵樹上的40歲的人（是剛剛被打死的老人的大兒子）也被活活打死﹐這群殺人的魔鬼又撲向被綁在第三棵樹上的人（是老人的二兒子）﹐據說﹐就在這時殺人者們接到了什麼指令﹐老人的二兒子和我爺爺他們才幸免一死。“鬥爭會”回來我媽媽嚇得面色蒼白全身發抖﹐自言自語又好似對我說﹕“嚇死人聊﹐打死人了﹗”
在這之後﹐共產黨天天折磨我爺爺和我媽媽﹐吊打他們﹐威脅我媽媽﹐要他們說出我家的財寶都埋在什麼地方﹐否則他們揚言要打死我爺爺和羞辱我媽媽。其實﹐那時除了我家的上百畝土地和被八路軍搶走的一車銀元外﹐所剩的“財寶”也只是女人們的陪嫁和私房飾物吧。被逼無奈﹐我媽媽﹑奶奶和我（我家唯一的繼承人）商量﹐為保住爺爺的命和媽媽不被他們羞辱﹐我媽媽被民兵壓着到我家去挖“財寶”。我媽媽把她私自埋藏的金銀飾物交了出去。此後﹐我家遭遇了一場空前未有的浩劫。滿滿的兩間廂房的糧倉被搶的顆粒無存﹔我家屋裡屋外被挖地三尺﹔我爸爸和爺爺一生收集和保存的古玩﹑古瓷﹑珍貴的書﹑畫洗劫一空﹔具有文物保存價值的“令德壽母”匾額被搶去做了切菜板﹔我家的原本簡陋的幾間磚坯房子也被分了出去﹐只給留下正房兩間。回家後無糧無柴﹐冬天共產黨逼迫我們沿門乞討要飯維生。眼看一家沒有了指望﹐我年邁的爺爺奶奶跟我媽說﹕你帶着兩個孩子離開這裡去找他爸爸吧﹗讓他們在外邊好好唸書﹐長大成人。47年秋收的一天﹐說是去走親戚﹐我媽媽帶着我們兄妹倆離家出走。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裹小腳的農村婦女帶着我們兩個孩子（我12歲﹐我妹妹剛5歲）走莊稼地﹐躲過一道道荷槍實彈的民兵崗哨﹐跑了一天傍晚到了“敵佔區”（國民軍佔領區）的縣城。至此﹐我的家已是家破人散了。
我爺爺土改後的10年還是勤勤懇懇的種分給他的幾畝地﹐他57年去世﹐那時我正在外唸書。60年代我奶奶來城里時跟我講﹕你爺爺到死都不明白﹐他們（指共產黨）為什麼搶奪他辛苦掙來的土地﹖他為了爭回最後這口氣﹐去世前的幾個月他決定﹕自己不做飯﹐帶病還掙扎着到各家乞討要飯。他說﹕他們分了我的地﹐我倒要看一看他們怎樣對待我﹗我要討回個公道﹗（據說﹐大部份農戶都是先做了好飯等他來討。這是後話了。）
爺爺的故事只能寫到這裡了﹐我是含着眼淚寫完這段故事的﹐但這故事並沒有完。正是因為我爺爺是“地主”的家庭背景﹐在以後近60年中帶給我爸爸﹑媽媽（故事2）﹑我們兄妹（故事3）的是恐怖和被不斷迫害的血淚歲月。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中國共產黨”說的千真萬確﹕““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什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故事2﹕一張未成文的表格給我爸爸帶來無窮災難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爸爸從縣師專進修回到家鄉辦起了“義校”。（那時農村沒有學堂﹐只有個別的“私塾”）用自家的錢在農村大廟裡蓋起幾間教室﹐免費招收週圍各村的孩子上學。到我記事時﹐已是全縣知名的一座學堂。可謂“嘉慧後生”﹐桃李滿天下。他一生喜愛書法和古詩﹐在土改前家裡收藏許多的珍本古書和他親筆的手抄本。據說有些現在還收藏在縣圖書館裡(都蓋有他的手章)。他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他在國民黨中的學生尊敬他稱他“校長”﹔他在共產黨中的學生稱他“開明紳士”﹐利用他當國共合作時期的“三三制”村長。但是﹐在家鄉“土改”前﹐45年不得不被迫離家出走。從東北到北京﹐過着寄人籬下日不保夕的日子。47年我母親帶着我和妹妹﹐在朋友的幫助下終於在北京和我爸爸團聚了。記得50年的一天﹐我爸爸給我看一封共產黨幹部的來信﹐大意是﹕解放了﹐請我爸爸參加革命工作。我說﹕還不快去參加工作﹗我爸爸說﹕替共產黨幹事﹐不定哪天來個運動就把你整死。那時他已經看穿了共產黨虛假真面目﹐即使如此﹐我爸爸還是熱心為街道服務﹐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還是一個“街道積極分子”。我們住的私房兩間﹐我爸爸在市場上做點小買賣﹐後來我母親也在一家街道工廠工作。那時我們一家四口的生活雖然困難﹐但還是相安無事。
我母親一生勞累﹑受恐嚇晚年身體多病﹐又因為三年困難時期挨餓得了胃癌﹐62年終因無錢根治病逝。
66年城市四清我爸爸被派出所定為“漏劃地主”送到北京天堂河勞改農場。通知我的理由是﹕解放前你父親雖以教書為業﹐但因為他是教義學(也就是不收費)﹐吃的還是地主家的飯﹐用的是地主家錢﹐雖然是為窮人辦學﹐那也是地主成份。我那時雖已經是一個共產黨“基層”幹部﹐但這套歪理也使我搞糊塗了。用自家的錢為別人辦好事反到成了被迫害的理由﹐這是那家的理呀。(現在才明白只有共產黨才有這種歪理邪說)。就這樣﹐67-68年間我單位的造反派（後來是“革委會”的人）伙同街道的一些地痞經常去天堂河農場折磨我爸爸﹐批鬥他﹐搜身﹑逼供。68年正當大興縣（天堂河勞改廠所在地）開始有組織的大屠殺之際﹐我爸爸所在農場一位好人﹐看我父親一介書生又沒做壞事﹐就給他開了一封“回鄉職工”的介紹信告訴他快回老家﹐才保住了一條性命。從此﹐我們除了通過大隊給他寄一些生活費以外﹐就完全同他失去了聯繫。76年唐山大地震﹐老家在頃刻之間被夷為平地﹐當時我爸爸從房屋的廢墟下爬出來﹐又一次從死亡的邊緣逃了出來。71歲的老人整年住在一個大柴?裡﹐過着無依無靠的極其悲慘的生活。
12年後﹐78年我爸爸由村幹部陪同﹐從老家找到北京﹐再找到我﹐歷時半個多月。父子相見都彼此不能辨認了。更可氣的是﹐78年為我父親“平反”﹐查遍我爸爸的檔案也沒查到當年定為“漏劃地主”的正式文件。後來在當地派出所所長那裡翻出了一張表﹐此表既沒寫定“漏劃地主”的理由﹐更沒有任何一級政府的批示。只有那位派出所所長寫了“擬定為地主成份”幾個字（還沒有她的簽字）。可就是因為這一張表害得我爸爸幾乎斷送性命﹔妹妹被流放到新疆南疆邊遠地區﹔我被批﹑被斗﹑長期被關牛棚﹑受盡非人的折磨﹔我的妻子和不滿三歲的孩子過着被人歧視﹑流離失所的日子。我爸爸的遭遇﹐只是五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所搞的階級鬥爭和例次運動受害者之冰山一角。但足已見證共產邪靈對中國統治的殘酷和沒有人性。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中國共產黨”社論說“1966年8月﹐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回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個大都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司局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50多年的歷史﹐給中華大地帶來無窮的災難﹐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無限的痛苦﹐真是罄竹難書啊﹗
故事3﹕我和妹妹是這個家庭的第三代﹐雖然成長在共黨政權下﹐也不能幸免這個“地主”家庭帶來的災難。
棒打鴛鴦誰之過
我妹妹從53年上小學﹐以後一直到中學都是班幹部好學生﹐65年考上醫科大專班。在大學期間經人介紹和某研究所一位技術員談戀愛﹐倆人情投意合。到67年兩人準備登記結婚﹐正當兩個年輕人憧憬在事業上共勉生活上協手共渡人生的美好時刻﹐無情的打擊降臨到這兩個剛剛涉世不久的年輕人身上。小伙子接到“組織”上的通知﹐不批准這件婚事﹐理由是女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根據派出所擬給爸爸定為“漏劃地主”的一張表格)﹐兩個人簡直如墜深淵﹐抱頭痛哭。妹妹經受不住打擊﹐大病一場﹐整整七天水米未進﹐幾乎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氣。真是禍不單行。沒幾個月﹐正趕上畢業分配﹐又是因為這個“地主”出身﹐一個剛20幾歲的姑娘被隻身分配到新疆最南端一個縣城衛生院。當時正值“文革”﹐爸爸被趕回老家﹐我被關在牛棚。妹妹舉目無親﹐在這種極度痛苦的情況下﹐懷着一肚子的怨和恨離開了北京。後來為了在那個維族聚居地生活下去﹐和一個好心的維族青年結婚至今。到此並不是故事的結局﹐讓人痛心的是﹐妹妹把自己一生的不幸歸結為自己的出身不好﹐把一肚子的怨恨記在可憐的“地主”爸爸身上。是誰種下的這仇恨的種子﹐使親親反目。是誰造的這一件件人間悲劇﹖而這樣的悲劇又何止千萬件﹗現在是該清醒的時候了。“九評”為我們揭示了造成這一切人間不幸的根源﹐就是那個中共邪靈。它統治中國五十多年﹐就是強行把這種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通過一次次政治運動的整肅﹐強加給中國人﹐並讓你在吃到苦頭或嘗到甜頭中去認可它﹐從而變的麻木不仁。而這個邪靈也在一次次靠吸着中國人民的血養肥了自己﹐從而變的更加邪惡。
一封家書招來十年迫害
十年“文革”﹐被人們稱為瘋狂的年代。除了整“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就是整知識分子。單就我所在的一個不到三百人的研究所就有兩位專家被迫害致死。一位老專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白天被批鬥﹐被羞辱﹐晚上被關在一個樓梯拐角處。這位專家當晚就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自殺了。還有一位技術人員﹐只是因為他曾向國外一家俄文科技雜誌投稿﹐被打成“裡通外國”﹐白天被批鬥﹐晚上就在自己住所上吊自殺了。
67年的一天一夥人打着革委會的名譽闖進我家,給我扣上“地主階級孝子賢孫”“修正主義黑苗子”等等莫須有的罪名。從此我被關進“牛棚”﹐打入“勞改隊”修地溝﹑掃廁所。每天被批鬥﹐辱罵﹑體罰﹑拳打腳踢。戴高帽子游街。到處貼滿“打倒地主階級孝子賢孫﹗”“打倒xxx,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標語。一斗就是三年。根據什麼呢﹖所謂“罪狀”有三﹕一個是62年我母親去世﹐葬她的墓地是北京郊區公墓一片沙荒地﹐因為是公墓所以每個墳頭都有個墓碑﹐我父親被定成“漏劃地主”﹐那我母親就成了“地主婆”﹐我們做子女的為她立了一個一尺半高的小石碑。所以就是“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為此﹐他們砸壞了我媽媽墳前的小石碑搗毀了墓地﹐到北京擴建﹐墓地搬遷連我母親的尸骨都未能找到。其二﹐是我妹妹一直保留着母親出嫁時兩件古裝綢衣﹐他們抄家時把它拿走﹐說是保留着“地主”家的東西﹐是準備反攻倒算﹐並用這些東西搞“xxx罪行展覽”﹐讓我單位和其他單位的人都來看展覽。每次一個多小時﹐從開始到結束我必須跪着向前﹐人人辱罵﹑拳打腳踢﹐其身心受到的屈辱不堪回首。其三﹐他們去天堂河農場“提審”我爸爸時﹐從他那兒搜出66年派出所要我給他寫的一封信﹐那裡面有句話“—–民警小x要去你那兒拿鑰匙﹐派出所要借用我們的住房辦事﹐他們讓您在這期間不要回來。—–”。他們硬說我向“地主分子”通風報信﹐逃避紅衛兵的批鬥是對抗“文化大革命”。開除了我的黨籍。從此更加殘酷的對我進行迫害。直到七六年所謂落實政策時﹐前兩條理由因實在荒唐被否定﹐可就這封信所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無理糾纏說﹕不管怎麼說﹐那封信上不讓你爸爸回家﹐客觀上就是逃避了紅衛兵的鬥爭﹐就是嚴重政治錯誤。其實不讓我爸爸回家的不是我﹐是派出所和單位保衛科﹐是他們讓我寫的信﹐當時我是在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那封信本身就是佐證。更讓人心寒的是“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個別人直到最後還強詞奪理說﹕你在信上把“地主分子”稱呼爸爸﹐這也是界線不清﹐立場問題。這是一封家書﹐在家裡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兒子這是客觀事實。再說派出所和保衛科也沒說讓我給“地主分子”寫信﹐而是說﹕“給你爸爸寫封信﹐——。”何罪之有﹗就為此整了我十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就是專靠用流氓無賴的手段致人于死地的。
我也是受共產邪黨毒害幾十年的人﹐當時在我受迫害精神承受不住的時候﹐心裡經常出現的念頭還是“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以此來安慰自己﹐實際是麻醉自己。這個邪靈邪就邪在這裡﹐惡也就惡在這裡﹐真是吃人都不吐骨頭﹐還得讓被吃者心甘情願﹐邪到家了。
我把我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寫出來,是想用這些事實讓人們看清共產邪黨的殘忍﹑狠毒﹐反人類﹑反傳統的惡黨本性。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年代的的確確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中國共產黨”講得好﹕“如果說﹐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暴力無可避免﹐那麼世界上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這樣的在和平時期仍然酷愛暴力的政權。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五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的總和。”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又以江澤民發動的對「真善忍」的鎮壓最為邪惡。現今共黨政權的崩潰指日可待。在其徹底滅亡之前﹐我們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組織﹐讓仍舊被共黨政權欺騙的人們認清它十惡俱全的本質﹐從精神上肅清共產黨的流毒﹐從心理上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放棄對共產黨的一切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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