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提起「新青年四君子」網民讀者和致力於中國民主建設的朋友們並不陌生。對於中國大陸司法機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他們的宣判仍歷歷在目。2000年，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等人在互聯網上發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等文章，提出「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的觀點，併發起成立了新青年學會。徐偉被推舉為該會會長。在一般人看來，新青年學會不過是幾個有愛國熱情的青年共同的業餘興趣和愛好結成的小團體，從其名稱和宗旨」積極探討社會改造之道「來看，也是學術性的，並未危害國家政權的安全。幾個人的學術觀點和認識層次各有差異，但共同關注國家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也正因為認識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討論。
然而在2003年4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說，徐偉等四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學會』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四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已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四君子」百口難辯，鋃鐺入獄。他們在獄中的情形如何，人們無不掛牽。新年到來之際，帶者關愛和祝福記者採訪了「四君子」之一的徐偉的父親。
老人家目前生活在山東煙台，就徐偉這一個寶貝兒子。在徐偉的成長中投入了老人全部的心血。談到他兒子徐偉老人家的話匣子就收不住了。動情之出忍不住潸然淚下，讓記者好一陣心酸，記者似乎感覺到這個飽經風霜的老人生命中的所有、精神上的寄托只有兒子徐偉。
徐偉作為研究哲學的研究生，共黨員，被判了十年徒刑。他的父親對這個結果是義憤填膺，堅決不承認的，堅定予以否定的。
記者：您兒子年齡多大呢？他曾經在哪上班呢？講講您兒子的情況好嗎？
答：他今年30歲了，是研究哲學的研究生，共黨員，也是記者，在北京《輕工業報》社。我兒子他們5個被抓的人裡有四個是黨員。他們都是大學二年級入的黨。進了監獄都被開除黨籍了。我兒子過去是班長、保送生，可以說是品學兼優。被抓的孩子中，他們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這些孩子他們就是對中國的腐敗有看法。他們是黨員在履行他們的職責，反腐敗無罪。
把這些年輕人、黨員抓起來還判了罪，很多人們理解不了。過去還都是班長、保送生，未來國家的棟樑，國家的才子，可是被國家給他們定了罪，他們有甚麼罪？人人可以監督政府，你政府有問題還不讓人說，國家確實存在腐敗現象，國家不去治理這些腐敗分子，反倒懲罰提出問題的人，顛倒黑白，是非不清，反腐敗是中央提出的。人民反腐敗沒有罪。國家給他們判刑，國家在犯罪。
我兒子是好孩子，還這樣年輕，人生才剛剛開始，他的女朋友只有26歲，怎麼能讓人家等10年呢？已經一年沒聯繫了，她也不能看徐偉，不是婚姻關係。好好的一對，也給拆散了。我們在山東煙台。判他十年投入監牢，真狠呀，他們要毀了這些孩子呀。這些個年輕人無罪。罪在國家，國家在腐敗在倒退。
記者：徐偉是怎麼看待這個判決呢？
答：2003年11月這個判決徐偉認為是錯誤的，這些搞政治的人沒事給找個事找個罪名。他到現在都不承認自己有罪，他說是冤假錯案。反腐敗何罪之有？我沒有罪。就是不認罪。
記者問：您能見到他嗎？在監獄中的情況怎樣？
答：一個月只能見一次。只能是直系的親屬見，其他人不行。他在裡邊到底情況是甚麼樣，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因為每次見面是隔著玻璃牆，互相能見到，但說話要用電話，他身邊就跟著獄警，在他們的監督之下，甚麼也說不了，說多了，說「有用的」，電話就掐斷了。實際上他是被控制著，甚麼也不能說呀。實際的情況，說裡頭有多殘酷，都怎樣對待他，儘管我們都很想知道，但無從知道。
記者問：平時可以能寫信、打電話嗎？
答：可以寫信。我不寫，我也不讓他寫。我要寫了鼓勵他的話，說他沒有犯罪，監獄也不會讓他看的。他要寫了甚麼，我也看不到的。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加重對他的迫害。
記者問：您作為他的父親是瞭解兒子的，您都為他做了甚麼呢？有沒有要求他們放人？
答：是，我對所有的人都說，我兒子沒罪。法院的判決根本是錯誤的。我要求政府無罪釋放這些年輕人。我每個月都去上訪。我寫信給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青年報等20多個機構，我們寫的信措辭也是很嚴厲的。把我兒子還有其他人幾個人的事情實事求是的告訴他們，給他們伸冤，可是到現在沒有一個單位給答覆我。儘管有些失望但我一想到我兒子那樣堅定，受那樣大的委屈，我也要堅持住（老人家哭了）。。。。，可以說我是在為我兒子活著。
記者問：跟徐偉一起被判刑的還有其他人，您跟他們的家屬親人有沒有聯絡呢？他們是甚麼態度呢？
答：我們這些受害人家屬已經走到一起了，聯合商議，要一起去上訪，我們是一個生命體共同體。要讓他們重新審理，寫信不管用，沒人理，那我們就一起去找他們，我們親自去登門上訪，看他們怎樣說，怎樣做。要一起去上訪。我們整理很多材料，我們要去給無辜入獄的孩子伸冤吶喊，讓國家重視這個案子，重審，讓我們的孩子早日離開牢籠。他們的生命應該在事業中在家庭中度過而不是監獄。到現在我家還被監控著，出門、上網、電話都被人監控。
打開網站看到當初徐偉的辯護律師莫少平的辯護詞，律師是這樣評價整個事件的：
「徐偉等人，一無經濟地位、二無社會地位、三無政治地位，全部會費只有不足二百元人民幣，吃飯用了一些之後，只剩下一百元左右。他們憑甚麼去顛覆國家政權？他們既無兵馬，也無糧草，更無裝備，手無寸鐵，誰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理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徐偉作為研究哲學的研究生會不知道？
「徐偉他們關心農民，幫助農民，他的休息時間不是像有些當代青年一樣去「蹦迪」、去「追星」、去「搓麻」，而是「走進農村，關注農民」，賙濟民工、針對民工子弟支教、捐建民工子弟學校圖書館、到農村進行村民自治宣傳以減輕人均負擔、義務為民工子弟學校服務、積極探討社會問題、將自己的所學積極實踐等等，凡此種種，難道是壞事？難道是犯罪？試問面對這樣關心國家的青年、無私無畏的青年，我們不幫助、不指導、不鼓勵，卻反而扣之以「圖謀不軌、顛覆政權、心術不正」的帽子，我們有何顏面去面對父老鄉親？難道那些一天到晚渾渾噩噩、自私自利、毫無責任心的年輕人倒應該表揚？就因為他們甚麼都不做、無所事事？
徐偉等人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使國家文明、科技領先、經濟強盛、政治發達的探索中，看到他們有些方法、思想不正確，我們不加以點撥、指正，卻將他們置於「極度深寒」之中，於心何忍？因為個人能量有限，他們成立了學會，積極交流、探討，由於學會未經註冊、討論問題過程中言語過激，於是，我們的安全機關不但不引導他們走正確的路，反而無視《憲法》規定的結社、言論自（和）由，咬文嚼字地大興「文字獄」，甚至在徐偉等人的學會解散後，仍然冠之以「顛覆政權」之名，意慾置這些熱血青年於「死地」，敢問，此等行徑，會給中國的人民甚麼印象？會給意慾瞭解中國的他國人民甚麼印象？他們會問：中國的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到底是為了國家的安全，還是為了自己的飯碗而顛倒乾坤、為了自己的一次誤斷而絞盡腦汁地慾蓋彌彰？」
奉獻與背叛—-華盛頓郵報有關北京「新青年學會」案的長篇報導中指出：在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近15年和前蘇聯政權倒台13年後，中國共產黨已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權力主義上最獲成功實踐的政黨。那麼，「新青年學會」的遭遇則給外部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去窺視這個政黨為了維持其權力壟斷而不惜動用諸多手段，以及在這種政權統治下人們所面對的困難的道德選擇。「新青年學會」的命運同時還徹底地明示出，共產黨政權得以倖存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凡是任何被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的獨立組織，都會被鎮壓下去。(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