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我一直堅信，全體公民可以直接投票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中國台灣，是中華民族的文明燈塔和民主希望之所在，也是熱愛現代文明和憲政民主制度的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精神家園之所在。只是由於政治原因，我希望到台灣島上收集文史材料的個人願望，多年來總是得不到實現。對於隔海相望的台灣島，我總有一種精神上的隔離感。雖然我讀過許多來自台灣的書刊報章，真正能夠讓我感覺到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就是我的精神家園的精彩話語，出自於建嶸先生的一次學術演講。
2004年12月2日晚19：00時，於建嶸應邀在北京大學學術報告廳發表題為《中國信訪制度批判》的學術演講，在批判中國大陸的信訪制度的同時，他也談到了對於台灣社會的真切感受：「這次到台灣，我的體會非常深刻。我是專門研究社會衝突的。我到台灣開完會就到農村去了，我就反覆地問那些農民：『假如這個村長對你壞怎麼辦？』他第一句話告訴我：『不可能的』。我說：『假如他對你使壞，該給你的東西不給你，怎麼辦？』他還是那句話：『不可能的』。我問了很多遍，我一直問這句話。我說：『假如的確有這麼個情況怎麼辦呢？』他說：『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說：『假如法院也腐敗了怎麼辦？』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麼能腐敗呢？』我說：『假如腐敗了怎麼辦？』他說：『那這樣吧，我到我議員那裏去告他。我的議員可以問他你為甚麼腐敗呢？』我問：『假如這個議員也腐敗了怎麼辦？』他告訴我甚麼你知道嗎？『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這麼簡單！這個我和我們社科院社會學所的黃曉儀（音）去的，黃曉儀發現我怎麼問了幾百個這個問題，不停地問。台灣那麼亂，大家都說台灣亂，但是我訪問了很多學者，他們告訴我，台灣是亂中有治。因為它整個基礎在這裡，法治的基礎在這裡。就是說他的老百姓起碼想到了這一點。……一個國家假如沒有這個信念的話，沒有宗教信仰的這個國家，連法治信仰都沒有了，連法治這個底線都沒有了，這很危險咧。所以我認為它（中國的信訪制度）消解現代國家制度的基礎。」
在於建嶸主持提交的調查報告《信訪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後果》由《南方週末》等公共媒體部份披露後，於建嶸受到了「邏輯混亂」之類的指責，他在回應這些指責時，再次提到台灣：「有人說人大一點權都沒有，姓于的還要把信訪機構歸口於人大。我說為甚麼不能不讓人大成為橡皮圖章呢？台灣人不就去找議員了嗎？議員不敢不見你，不敢不聽你的話。他要當選就要去找你拉選票，甚至於還要給你送紅包。應該賦予人大代表以權力。我歷來主張建農會、建工會。有人說你姓于的只說人大，為甚麼不說農會、工會。我在報告中寫到了這些內容，但是報紙不給登怎麼辦？有人說姓于的邏輯混亂，我說你看過我姓于的報告沒有？你沒有看過還說甚麼話？」
對於在中國大陸新聞不自由、信息不公開的制度環境下發生的霧裡看花般的信訪改革之論爭，我在這裡不想多說。我想說的是，對于于建嶸把中國定性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我是不大認同的。中國原本是一個民間宗教信仰極其活躍也極其多元的一個國度，中國的宗教信仰與西方基督教信仰的較為重要的一個區別，就在於它過分注重於「絕子絕孫」之類的罰罪，而不是注重於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悲憫、公正和敬畏。這一點在沒有被中國共產黨改造過的中國傳統戲曲的文學劇本和舞台演出中隨處可見，在戲劇大師曹禺的經典戲劇中也表現得既活靈活現又淋漓盡致。且不說當下的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較為完整地保留著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即使在中國大陸的廣東、福建、雲南、貴州等地，也依然殘留著豐富多彩的民間宗教信仰和民間宗教活動。應該說，是中國的黨政當局用謊言和暴力最大限度地敗壞了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更摧毀了一個民族和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最低限度的信用意識和法治觀念。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正是因為這個社會連最低限度的信用意識和法治觀念都沒有了，才有了政府當局對於依法上訪的弱勢公民的肆意侵權和野蠻鎮壓。在於建嶸公開披露的一張問卷調查圖表中，就有這樣的統計：參加問卷的632名進京上訪農民中，被政府罰款的有38.8%；房子被拆或被破壞的有34.9%；被抄家、被沒收財物、東西被搶走的有55.4%；自己被辦學習班的有12.3%；自己被幹部毆打的有50.2%；被遊街掛牌示眾的有6.9%；被關押拘留的有50.4%；自己被勞教或判刑的有19.2%；被幹部誣陷的有72.5%；連累家裏人被幹部毆打的有40.2%；幹部指使黑社會的人打擊的報復的有53.6%。當一個國家的政府當局不惜動用黑社會來鎮壓本國公民的時候，這個國家離崩潰顛覆就不會太遠了。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偏安於一隅的台灣民選總統陳水扁不顧大局，在台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就不僅僅是自己在玩火，甚至是在挑起新一輪的世界大戰了。
從法統和道統上講，中國共產黨不過是被蘇聯的狼奶養大的外來女婿，中國國民黨才是土生土長卻又有點紅杏出牆的當家大小姐。所謂的國共合作，無非是蘇聯人撮合下的外來女婿與當家大小姐之間姦夫淫婦式的媾合通姦，台灣的民進黨也不過是逃亡私奔的當家大小姐與西方文明媾合後生育出的寧馨子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算出明白賬以前，中華民國的法統和道統，無論如何是不能丟掉的。而在實現所謂的「三通」之前，當下最為重要的是通過民間學術和新聞媒體的開放交流並藉助於現代化的傳媒手段，來打破中國大陸的信息封鎖和新聞管制。陳水扁政府把每年用於收買非洲小國的國庫經費，轉移到文化建設和新聞宣傳上，應該說是綽綽有餘的；更何況這些經費中的相當一部份，都是到大陸投資的台商從中國大陸的廉價農民工身上搾取的，用在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上也是理所當然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只有先把國共兩黨競相賣國、相互殘殺以及中國大陸50多年來所有的政治黑幕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的統與獨、分與合，才能夠得到既平等又理性的談判解決。對於陳水扁只有策略沒有戰略的小家子氣，以及他只想靠著台獨噪音拉選票，而不顧台海和平乃至於世界和平的小動作，本人是一向不予認同的。陳水扁的台獨噪音，其實是把理直氣壯的法統與道統之爭，降格為私生女子置家中父老於不顧的再度逃亡和私奔，說穿了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的懦夫（婦）權術。
當一個受虐女子被家中的殘暴姦夫追逐到大街上的時候，這個女子唯一的抉擇是站在人多勢眾的十字街頭大聲控訴和掙扎，而不是逃到陰暗的小巷子裡再被捉回。在憲政民主的文明大潮中，光明正大地進取，理直氣壯地競爭，才是偏安於台灣小島的兩千萬現代公民和平理性的政治出路，同時也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絕大貢獻。除此之外，再無捷徑可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