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清芝加哥報導/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十月十日應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邀請，在芝加哥大學舉辦演講，主題為「中國文學與政治」。
馬建是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理事，法國的文學月刊《閱讀》〔lire〕雜誌，在今年第五期隆重推選出代表本世紀的全球五十位作家，馬建作為唯一的中國作家入選。2002年9月19日，旅居英國的中國作家馬建，榮獲在英國頒發的托馬斯．寇克旅行圖書獎。獲獎作品是他的長篇小說英譯本《紅塵》。英國的旅行探險文學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托馬斯圖書獎也是英語界最高的旅行文學獎。馬建是第一位榮獲該獎的中國作家。獎金一萬英磅。
馬建的流浪體小說《紅塵》描述了作者在八十代初期，出於個人的良知，辭去官方的記者職務，在中國流浪的經歷。被評為是中國的克魯雅克的「在路上」。英國的每日郵電報介紹說：馬建描寫了一個充滿了矛盾的國家。這是一部最經典的中國文化歷史。他也讓人們驚訝旅行文學是可以寫得如此了不起。馬建的另一篇長篇小說《拉麵者》，是第一部以六四運動為背景展開的社會預言小說，描寫了在政治環境變化下，如何扭曲中國人的精神和肉體。
這位敢言和一直以來對中共當局持尖銳批評態度的作家，在評論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現狀和大陸文學界的整體狀態時表示﹕九十年代的中國，由共產黨、黑社會和商人重新組成的利益集團，仍然操控著全國的財產、媒體和政治資源，使政治變成了懸在人們頭上的警棍，去獨立思考和發表自己的看法成了「作案」，所以大多數作家選擇了對自己生活的社會「不表達任何看法」。中國有良知的作家除了反叛和沉默便只有逃亡了。
馬建認為，中國的政治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但這種微妙只能發生在專制國家，在民主國家作家就是作家，但是在一個專制國家，作家的地位往往變得非常奇怪。捷克的哈維爾本來是個作家，而在中國歷史上，許多作家也是政治家，從屈原開始到變法的王安石，可以說都是「搞政治」的。直到最近大家才開始討論是否有個「純文學」﹖馬建認為﹕「在我們現在這個政治如此混亂的時代，討論是否有「純文學」，這有點兒在侮辱我們的智力了。」
馬建還對在現場的許多學習漢語專業的學生和文學專業的人士談到﹕很悲哀的一點是，我們其實是活在了「哈利波特時代」和「克林頓風流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文學變得非常的沒有道德標準，沒有一個方向。而對中國來講，我們甚至連新聞自由還沒有解決，由於當局的限制，使一段歷史變成了空白，而文學其實就是「見證」，它可以見證社會和人的關係，也可以見證社會和政治的關係，這整個的生存方式，我們把它用筆記錄下來，放在那裏變成一本書大家來閱讀，好，海明威的時代是這個樣子，歐普泰克的時代是這個樣子，這就是文學的「見證」。在這個所謂的見證中，我們能做到甚麼吶﹖馬建認為，一個作家內心的思想應該是完全自由的，在這種自由張開的情況下，你的作品是可信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你的道德意識，或者說，你對人的同情或者是憐憫。這種道德底線，我把它當作一個作家的道德底線。
馬建說﹕在中國如此的政治環境下－作家隨便在網上寫一篇文章都可以叫「作案」的情況下，政治怎麼能夠不和文學結合到一起去寫吶﹖馬建認為，「一個好的作家決不會是政治的傳聲筒」。這一點是可以判斷出來的，因為我們讀到的許多中國歷史上的優秀作品，他們一邊反對著專制，一邊保持自己的文學性。比如杜甫的詩，裡面包含了很多的政治內容，可以說是一部唐代史，清代我們可以看《紅樓夢》，從那裏我們可以得到太多太多的信息量。我們從這些好的文學作品中看到，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一個好的作家，根本不怕政治，哪怕政治壓得他再厲害，但是我們從這裡面完全可以讀到政治。
對於文學與政治的態度，馬建也於演講中做了明確的表達，他說﹕「用文學作品來催化我們的政治環境，不去當御用文人，是中國作家的人文之路，我非常反感政治，但我不迴避政治，就如我們反感髒，便要去動手自己收拾一樣。」
馬建離開芝加哥後還將於本月十七日、十九日在 柏克萊大學東亞系和新澤西如特卡大學舉辦另外兩場演講。
10月17日 柏克萊大學東亞系
時間: 4:30 p.m.
地點: IEAS Conference Room, 2223 Fulton Street, 6th Floor
FORMAT: Colloquium, followed by reception
10月19日 新澤西州 如特卡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3PM，Graduate Student Lounge at the Student Center on College Ave，
Rutgers University(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