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採訪報導) 中國一代文學巨匠巴金去世後，上海作家協會提議設立巴金文學獎，但這一建議遭到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的拒絕。
李小林認為，巴金為人低調，不喜歡張揚，而且巴老生前就認為中國文學獎項已經過多。 其實，巴金有一個未了之願，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館」。巴金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10年慘痛的教訓。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否是對巴金最好的紀念？請聽記者高山邀請在耶魯大學教授中國文學的蘇煒和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王瑜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王瑜女士，對巴金這個在新文學上的成就，您能夠用一兩分鐘講一下嗎？
王瑜：巴金的成就我想是很多人都知道，因為他的《家春秋》是好幾代的文學愛好者都讀過的書，都知道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他的作品主要是喚醒一個人，你做為你自己的一個覺醒，那在《家春秋》裡面特別強調的是反對家庭的封建束縛。但是在文學成就上面來說，我覺得從純粹文學的觀點來講，發行最好的小說是一個叫做《憩園》的中篇。
蘇煒：我也同意，包括他後期的《第四病室》，他的後期的那些短篇、中篇，就是在四十年代末期，他後期還不是指1949年以後，我覺得1949年以後他寫的東西不多，而且文學成就高的不多，但他在四十年代，我覺得有很多文學成就不錯的作品。
記者：巴金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影響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晚年的時候他也強調「說真話」，他寫了一些散文集。而且曹禺說，“巴金是中國二十世紀的良心”。蘇偉你覺得這個評價怎麼樣？
蘇煒：我基本上是同意這個評價的，因為巴金他的長處，他在二、三十年代，應該說他就是中國年輕人的良心，他說出了年輕人當時追求個性解放，擺脫家庭和舊傳統的束縛，他當時就說出了那個年代年輕人的真話。
然後在經過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這樣一種很不正常人格扭曲的歷史時期，很多人都對這個東西，或者表示沉默，或者用掩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有很多跟巴金同輩的作家都不敢說話，巴金就站起來說，我們應該「說真話」，這個就讓我想起巴金說這個「說真話」的時間，幾乎是捷克的哈維爾講，“要生活在真話中”這個時間差不多，其實他的話對我們今天的時代，意義非同小可，。
王瑜：我覺得他在回憶錄裡面，就是最後的那些散文集裡面，他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表現了一個對文革的反思，那個反思不像是我們一般的文學作品，只是訴苦，而且總是表現自己是個受苦的對象，但巴金不是的。巴金在這裡面有比較深重的一種懺悔，對本身他也是有很多的批評，不是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樣，很膚淺的談談受到的痛苦就完了，這是我們中國文學裡面非常缺少的一種東西，也是巴金最真誠的地方。
記者：這是剛才王瑜女士提到文革的時候，巴金有個未了的心願，就是說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那個今天李小林，他的女兒李小林說不要設立巴金文學獎，因為中國文學獎項太多，巴金有個未了的心願就是文革博物館，蘇煒你認為是不是要建立文革博物館。
蘇煒：當然，巴金可以說代表我們整個民族，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受到這麼大的災難，所以文革博物館的建立，其實這是勢在必行的，可是可能是出於當今各種各樣政治上的考慮，現在當局不會同意這個建立，但是巴金這個心願我們哪怕用一代兩代的努力，我們都要實現他這個心願，我覺得這個心願非常重要。
記者：王瑜女士，你剛才提到巴金他其實是個文革受害者，他還有一種懺悔精神，但是文革中迫害別人的人往往是缺乏對靈魂的反思，這方面是不是？
王瑜：是的，所以我覺得巴金是個非常這個有一個很深遠的意思要成立文革紀念館，就是說這麼大的錯誤是不能再改變的，我們常常會說我們會組織起來，好像說紀念抗戰，紀念南京大屠殺。其實如果我們被迫害，不管我們是被外族，還是被我們自己人，都是一樣可怕的事情。
文革最可怕的，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把自己處罰的那麼厲害，迫害的那麼厲害，不只是毀滅人的肉體，而且是摧毀人的精神，文革已經過去這麼久了，我們可以從中國很多社會上和年輕人表現的身上，看到文革的遺憾。
蘇煒：到了今天你看到網上所謂的那些奮青的那種語言，還有他們那種思維方式，跟文革的遺毒很有關係的，所以今天對文革這段歷史不做認真的清理，不做認真的面對，我們這個民族是很難走向真正的新生和復興的。所以我覺得巴金建立這個文革紀念館，其實不是為了他個人的苦難，也不是為短短的文革的苦難，是為我們整個民族的將來著想，所以我覺得這個建議我們應該去努力要實現巴金這個遺願。
記者：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蘇煒：對。
王瑜：其實這件事情在海外已經有人開始在做了，像王友琴教授他已經開始成立一個網上的「文革紀念館」，而且影響已經相當的大了。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