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4日訊】“我比白毛女還慘”
一位投資人跟我們說過這樣一段話：“油井就像我們的喜兒，政府就像黃世仁，喜兒一長大就讓黃世仁搶去了，我們都是楊白勞。”毛主席在陝北準備東渡黃河往西柏坡轉移的時候，曾經跟身邊的人說，“我們要往白毛女的故鄉去了。”在六十餘年後的陝北，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準備講述陝北另一個白毛女的故事。
“我叫楊春旺，57歲，家住小河鄉前河村，家裏有8 口人。我是從1999年開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別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當時見別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傳鼓勵讓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掙了錢，我們心裏也想打，但是我們沒有錢，心裏底氣不足。我們還是一直籌畫著想打井，後來我和我們村的賈樹全老在一起合計，可大家都很窮，你們不曉得我們現在窮到什麼程度，比我大些的說還比不上解放前。我們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個人，我和賈樹全實際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贊成，但是一家連幾千塊錢都弄不上。村裏湊不上我們就到村外去找人，後來我們去青陽岔找了一個姓王的，名字我記不清了，唉，這幾年讓政府弄得一點記心都沒有了。”
“我和賈樹全、姓王的，我們三個人湊了90萬，大股東是我們三個人，每個股東後面是一大群小股東。我自己這邊只有四個股東，其他錢都是高利貸借的錢。這口井我們實際上花的是120萬，因為買井位還花了15萬元。後來井上壓裂出了兩次大的事故，又花了十幾萬元。這口井開始出油也不理想，一開始只能出一噸，後來降成了幾百公斤。那時候原油價低的才幾百元一噸，這口井我們賠慘了。2002年其他股東都賠得撐不住了，最後將井折價十四萬給了我，出油量仍然是幾百公斤，還三天兩頭出問題。我咬著牙又湊了些錢，徹底地把它大修了。剛大修好，就被政府搶走了。這口井才補了四萬多，分到我手上的才一萬多。”
“我們折騰了四年，我賠進去三十多萬，還有高利息。這利息可結實啊（指厲害），2002年我又借了60萬元，參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資，虧在井上了，還得從井上往回找。高利貸投入60多萬元，大部分出油幾個月就被政府搶走了。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萬元，政府才給我補了不到8萬。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裏了。我現在還欠人家41萬元，有兩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這利息就能壓死人。2003年初開始傳說政府要收井，但沒有人想到他們會來搶。政府怎麼能搶，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說是要收，我們在一起也常有議論，打井的人都說，咱們的手續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認為政府即使收也會給個合理的價錢，最少個人投進去的錢總該給人家給夠吧。他們突然讓員警來搶，沒有一個人想得到。”
“6月7號井突然被搶走，很多人哭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樣。我當時就躺在地上哭，這可是要我的命啊，後來我們都到省上，到北京上訪，我都沒去，並不是我不想去，去外地上訪我去不起，我一分錢沒有。榆林上訪我去了，是搭別人的車。省上上訪的當天就開始抓人，我沒有到省上上訪，我不怕，他們沒有道理抓我，省上上訪回來的人找到我，跟我說這下跌亂了，市公安局開始抓人了。已抓了我們很多人。我說我又沒到省上上訪，不可能抓我。但很多投資人說抓的都是訴訟代表，只要你是代表，不管你上不上訪，都要抓。那幾天我就成了驚弓之鳥，坐禁閉我不怕，但油井回收後有一些人被抓過，我們這的員警心狠的很，他們折騰你你受不了。那幾天我又怕來電話，又盼著來電話，擔心受怕總沒個頭不行。抓人開始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小河派出所打了電話讓我到縣公安局投案。就這一天裏縣公安局也給我打電話讓我當天必須到公安局投案，要不然要好好的收拾我。”
“5 口井我投資了近一百萬元，你們全部搶走給我的補償不到9 萬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訪了一次，你們憑什麼抓我，我又沒犯任何王法，當然不能讓你們弄住我。我是一分錢也沒有，也沒辦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辦法。我就開始藏在山上。開始幾天晚上還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後常常一夜睡不著。一聽到狗叫就跑出去，沒動靜後再偷著回來，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乾脆徹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帶鋪蓋，就拉了一塊爛氊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白天還得不斷的換著山頭躲，夜裏也常要不停的換地方。帶著鋪蓋肯定是不方便，黑夜裏常冷的我硌啾（指抱膝蹲著）到天亮。開頭那段時間我還在半夜裏偷著回去拿點乾糧，後來也不敢回去拿了，因為家裏人說公安上的和鄉上的幹部半夜裏來過五六趟了，每趟都是六七個人，都是悄悄地半夜裏翻牆進來，然後突然闖到屋裏，也在我女子（女兒）家裏闖了一趟，弄得家裏人也睡不成。回來以後鄰居講，弄得他們也睡不成。每次公安一走，全家就哭。我自從娘肚子裏出來，從來沒想過有這麼一場災難。”
“後來因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麼吃什麼。那些玉米生著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應到周圍沒有人，就跑到河裏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為不知道山下的情況，也不知道這種日子什麼時候完，說了你們別笑話，我本來是個很堅強的人，這次把我整鬆了。我有時整晚上偷著哭，不敢大聲號，咬著牙抿著嘴號，害怕有人聽到後被抓。遭了四十來天罪，我的身體徹底日踏（垮）了。”
“一百六十多斤的身子，四十天變成了一百一十斤。我從來沒有害過病，現在胃總疼的直不起腰來，在野外地上睡了四十天，皮膚上就起了些很怕人的東西，你看這一大片一大片的。（解開衣服讓我們拍照）這東西癢癢的難受，癢起來整黑夜整黑夜的睡不著，腦子裏山裏上溝裏下的想個不停。我有時想，我和白毛女有什麼兩樣。這罪是受日踏了。實際上細想起來，我比白毛女更慘，這該你們也知道，白毛女後來是碰上了共產黨，解放了，那個時候的共產黨不欺負窮人，白毛女碰上共產黨就解放了，我們怎麼辦，共產黨的天下，榆林政府一下子讓我們幾輩子翻不過身來，我一輩子不識一個字，但我知道美國人不是這樣。”
“我什麼時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師釋放的那幾天，家裏人上山跟我說黨中央為我們撐腰了，說現在形勢鬆垮了，問題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頭幾天我還是藏在家裏不敢見人，過了幾天試著在村裏邊露面，結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說不去就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現在天氣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撐不住，我就乾脆說去他狗日的，你們狗日的球願怎麼辦，我就去了。結果到了公安局像審犯人一樣從中午開始一直審我到晚上八點。我看他們實在無聊得很，一句話要反覆問上十幾遍，讓我不能再告狀，也不叫上訪，什麼話以後都不得說了，讓我認清形勢，說我覺悟太低，說政府怎麼能隨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贏，今年你也看到我們抓了多少人，誰能把政府怎麼樣，再告還要抓，讓我保證不再告狀才放我回家。”
“還有好長時間是讓我說朱久虎和馮秉先的犯罪問題，我沒有說。我最苦的還是我的小子做開顱手術那幾天，急得我尋死上吊也沒用。我逃跑到山上以後所有的擔子壓力都擱在我小子身上，那群要帳的人是每天都來找我的小子，說什麼話的都有。什麼難聽罵什麼的也有。小子也徹底被壓日踏了，很快就病倒了，拉到寧夏銀川做開顱手術，現在還在醫院躺著。我的家是完全爛幹了。現在的莊戶人連飯都吃不開的哪裏還有，靖邊就有很多。人窮得沒辦法了，臉面也不顧了。我的三個孫子都送到別人家裏面養著，我們大人總不能跑到別人家裏吃飯吧。我這種人沒腦子，我又相信了政府，我去了兩趟鄉上，他們說不管，說你自己想辦法吧。我現在就是等著看政府賠不賠，要是不賠的話我全家徹底爛包了，我就豁了這條老命。”
“上山”二字在陝北老區民間，有著兩種隱晦的意思。一種是如老楊今天一樣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種是如毛主席當年在山上“欲與天公試比高”。老楊下了山，是因為他還對黨中央保持著幾十年的忠誠和信心，可是我們在暗暗擔憂，今天的黨中央，是否還有如當年一樣，為人民撐腰的決心和能力？
10月4日於陝西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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