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台灣才剛與塞內加爾斷交，又傳出我國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梵蒂岡，隨時會琵琶別抱，轉而和中國大陸建交。台梵關係不穩並非是第一次傳出風聲，1963年，若望保祿六世就有意和中國建交。1999年，教廷國務卿蘇達諾就表明隨時可以將大使館遷到中國。種種不利傳言讓台灣在歐洲的唯一灘頭堡搖搖欲墜，不過台灣的宗教自由和對人權的尊重，仍然是台梵兩國最大的共同利益。
台灣和西非大國塞內加爾斷交事件，讓台灣外交士氣跌入谷底，正當外交部焦頭爛額之際，又馬上傳出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梵蒂岡，情勢也十分危急，邦誼危在旦夕。
中梵建交 兩大障礙無法突破
教廷對中國的善意由來已久。1963年，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就想和中國建交，面對中國龐大的教徒，教廷希望可以善盡照顧的職責。1999年，教廷國務卿蘇達諾在梵蒂岡獨立70週年時也公開表示，駐台灣的大使館隨時可以搬遷至北京。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林立分析，中國和教廷的建交障礙只剩下兩個歧見，林立說：『中共一直都是兩個原則。第一個是要跟台灣斷交，承認中共是代表台灣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個就是不干涉內政原則，這個我們必須小心，確實在第一個條件上，斷交的問題上可能已經不是一個很大的困難。教廷雖然沒有跟任何一個國家斷交過，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有點困窘，但事實上，這不是太大問題，因為教廷可以默默地把台灣的代表處跟代表身分改為非官方的，只要中共不要太要求教廷明白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我想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而中共在目前(策略)已經改為經貿統戰時，這點小小的讓步應該是可以做得出來。在第二點上，不干涉內政方面則是相當不容易。』
而中國和教廷對於「干涉內政」原則的解讀大不同，林立說：『他們(中國)理解的干涉內政跟一般宗教國家理解的也不一樣，我們一般認為只要不管我的政治就不是干涉內政，可是中國政府認為連教會內部的管理、選主教，這個都是內政，如果教廷要管的話都是干涉內政，這個對內政的定義不一樣。』
以中國自己成立的愛國教會為例，一但中國和梵蒂岡建交之後，愛國教會是否要更改名稱，接受羅馬教會的指揮？或者愛國教會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中國天主教會？這樣的現實問題都將讓中國和教廷相持不下。
「西方宗教就是帝國主義？」 中梵歧見待弭平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政權時，就對西方宗教歧見甚深，林立說：『因為中共的本質對帝國主義有強烈的敏感性。那麼從1950年開始，周恩來總理就說，西方的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教最大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問題。那麼在中共建政後就一直堅持三自運動，三自就是三個自己來，自治、自傳、自仰，他們的宗教絕對不可能跟外國有任何接觸。』
越南模式 台梵邦交亮紅燈
儘管如此，台灣和教廷關係的前景仍不樂觀，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上台後，中、梵兩國不排除有盡釋前嫌、重新開始的可能，教廷國務卿蘇達諾也在日前表明，台灣不是中梵兩國建交的障礙。林立指出，若是中國願意點頭，教廷也有可以能以「越南模式」和中國建交，林立說：『過去雙方雖然為了主教任命問題，確實是發生過幾次很大的不愉快，但是似乎這個問題也不太嚴重了，因為我想教廷有意採取越南模式，就是說，中共政府提名幾個人，最後象徵性地由教廷選一個。』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羅致政則認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價值，依然是台梵兩國最大的共同利益，台灣不須妄自菲薄，羅致政說：『我想梵蒂崗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很清楚的，就是說，他也非常在意在中國大陸那麼多教徒的存在，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本身宗教自由的問題、主教任命的問題等等，都跟教廷之間無法達成具體的協議。所以我想這一點，就剛好突顯台灣在政治、宗教自由上的優勢。也就是說，教廷之所以繼續和我們維持邦交關係，一方面當然是台灣宗教上的自由，另一方面，當然是中國大陸宗教上的不自由。所以我想在這點上應該對我們自己感到自信才對。』
台梵邦誼不穩 恐波及中南美洲友邦
教廷的國家利益和一般國家不同，宗教自由和人權民主是教廷最重視的焦點。因此，台梵邦交正好突顯出，中國高壓鎮壓宗教活動和欠缺人權尊嚴的弱點。不過，萬一教廷轉而和中國建交，那麼台灣在歐洲將完全失去開拓外交空間的據點，也恐怕引發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視梵蒂岡為依歸的中南美洲邦交國外交轉向的骨排效應，台灣不可不謹慎。（轉載自中央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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