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2日訊】多年來為了替受害的弱者辯護而四處奔波的高智晟律師在今年10月中旬寫了一封致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呼籲他們改善與中國人民的關係，停止迫害法輪功。11月4日，他的律師事務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整頓停業一年。
寫公開信，就像在呼籲書上簽名一樣，是知識份子在後極權時代的另一種抗議形式。而給事實上和所有的人一樣被國家意識形態綁架，對一些根本性事物並沒有真正否決權的國家領導寫信，更多的是一種出於良知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公民行動。高智晟律師這封信真正的收信人，事實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人民。而寫這封信的人，是今天中國國土上極其少數的為了沒有任何支援的受害者 – 從知識份子、基督徒、法輪功修煉人到農民工 – 四處奔走上訴，免費辯護的律師之一。
高智晟律師也是當今中國極其少數的能夠書寫乾淨，雄辯，充滿了力量的文字的人。這樣的力量唯有在真正深刻的情感和結構嚴謹的理性結合之下才能如生命一般自然地生長出來。他致胡錦濤的信是這樣結束的：「在我還有安全的日子裡，我將繼續關注[法輪功修煉人]的安全，無論作為文明人類中的一員，還是作為中國人、中國公民及律師，我都有權利這樣做，雖然在中國它還十分危險。」文如其人 – 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他是今天我們深深陷入絕望的民族最後的良心。
幾天前，我們送走了巴金。作為五四一代人留給後代最後的紀念，巴金以一個既不能拒絕勳章，也不能拒絕死亡般的沉默的植物人形象生存在我們之間。這或許是一個絕佳的象徵：一個無法行動，無法發言，甚至無法自決的植物人。他難道不是我們最殘酷無情的自我鏡像？就精神而言，在我們大多數人和巴金之間，僅僅存在著程度，而非本質上的差異。仔細閱讀巴金死後國內外知識界發表的悼念和批判的文章，我們再一次發現民族所陷入的悲慘困境。在「說真話」 這樣一件簡單明瞭的事上面，我們耗費了多麼複雜的心思為巴金，也為自己辯解？我們發出了多麼銳利的批判，對巴金，也對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過多的百味雜陳的悲哀和憤怒匯聚在我們為死者舉行的告別式上，那或許超過了一個不幸被時間挾持，在自己的時代早已結束後繼續活著的作家所能承擔。
與巴金同時代的茅盾所寫的《子夜》以一個身體早已衰敗腐朽的父族老人在一個子夜的死滅為開端。對於毀家弒父的五四一代文人，「家」的枷鎖和父族的枷鎖需要同時破解。一個父族老人之死無疑是充滿了時代象徵的。作為一個偉大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一個成為了另一個時代裡的百歲老人、植物人的巴金，他的死意味著甚麼？莫非和這個時代非歷史的性格默默合節，任何真實的事件都被迅速抹除、銷聲滅跡 – 只是這一次，是我們自身世故的犬儒主義，而不是黨的人馬，把這個死亡的意義抹除。
植物人巴金終於獲得了他渴望了許久的釋放。終於獲得了人的尊嚴。各地的追思會上，自動前來的人們獻上了花圈，衝破了防線，向並不特別勇敢，並不特別誠實的老人巴金告別。向與我們所有的人一樣，被迫苟且偷生的作家巴金告別。那難道不是和我們被禁錮了許久的靈魂告別？和我們被禁錮的靈魂告別，並且和我們終於被釋放了的精神團聚。植物人已死 – 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死亡永遠揭示著另一截時間斷層的升起。一月趙紫陽，十月巴金，2005年由兩個以雷同的悲慘被囚禁的中國老人之死頭尾接續，帶領我們走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植物人巴金已逝。作為我們集體被囚禁的精神之一種象徵的，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已死。接下來，是所有倖存者從無法行動，無法說話，無法「說真話」的恐懼裡走出來。我們在這個時代所集體陷入的最黑暗、漫長的子夜，開始了父族老人悲淒的死滅。和這些巨大的死亡並存的，是巨大的生命上升的力量。
在高智晟律師事務所被勒令停辦後，他向我們這樣要求：「呼籲海內外所有有力量的、關注中國走向文明價值過程的朋友，在這次事件中，發出自己強有力的聲音、做出自己的行為！因為這不是我高智晟個人的事情，而是目前中國人民已經沒有了任何的退路…… 」
突顯出高智晟作為一名為民請命的律師至高的重要性的，是在國土四處燃燒，並在近幾年越演越烈的公民維權運動。2002年大慶油田五萬工人示威並成立獨立工會；遼寧遼陽三萬下崗工人示威，要求釋放工人領袖；2003年黑龍江林場五萬工人佔領林場所在地市政府；2004年唐山移民萬人書、四川萬源十萬農民大暴動、《中國農民調查》作者被訴、陝西榆林三岔灣土地案；2005年太石村罷免村官靜坐示威、成都三千老人靈塔集資被盜案。與這些每年以數萬計的公民運動併肩前進的，是自1999年起，法輪功逐漸國際化的非暴力公民運動。這些四起的烽火在穩定、和諧的社會假象下鑄造了一個動盪不安，徵斂著無數犧牲的平行世界。在這個黑暗的地底世界，基督徒和法輪弟子長期以來承受的迫害構成了核心部份。
生活在當今的中國，我們需要非常小心。行走在天府之國的成都，經過一字排開點著大紅燈籠的餐館，那些寫意的茶館，看見人們幸福地踏在一輛輛電瓶車、撐起一把華蓋的電單車上，人們或許將達到一個安全的結論：一切穩定，就連窮人，窮人都躲起來了。然而你不要跟自己過不去地走到天府廣場，不要把視線調向那三千個為了自己的百年之後作打算，把積蓄投入了靈塔集資後血本無歸的，高舉著「還我血汗錢」的中老年人。走在上海那一條為驚人的霓虹燈遮蔽了一切歷史記憶的淮海路上，你不要自虐式地，跟所有人過不去地把視線定在那一群穿著佈滿灰塵的敗衣破服，亮著琥珀色明亮的眼睛，緊緊擠成一團畏縮地逃避人們視線的農民工。來到了杭州，你不妨儘量打那些新開張的皮薩店門口排了長隊耐心等待入場的人張望去，但你不要不識相地，破壞所有人興緻地偏偏朝那個蹲在西湖環湖公園一角大聲哭泣的工人緊盯著瞧，更不要想上前問他為甚麼哭泣。那將馬上招來所有人的咒詛。走在浪漫，充滿了古代氣息的西湖夜色裡，你不要對那名苦苦立在為荷花荷葉圍繞的斷橋對街，那個駝著背，穿一件青色解放服的老人好奇。他僵硬著身子等待甚麼似地，一動不動立在那塊站牌下已經很久，很久了。你不要離開這典美地超出想像的斷橋，橫過街去多管閒事地問那個老人他到底在等甚麼。他把背弓成一個奇怪的角度，用濃重的鄉音不無神秘，不無得意，並無一絲親切地告訴你，他背上那長方形，沉沉的包裹裡裝的，是一架錄像機。然後你才看見，他的胸前別一枚特殊的胸針，西湖公安局就在距離他幾步之外。
我們生活在無數個彼此斷裂的世界中。這些世界以最詭異、粗暴的方式相鄰，只要跨一步，我們就來到了另一個陌生的世界。一不小心，我們觸到了地雷。很可能，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神分裂的國家。一個隱藏著不可告人秘密的國家。每天我們面臨一個存在主義式的抉擇，無法決定是否該把這秘密揭穿。噢不，在這之前我們必須決定是否該把頭掉轉過來，允許自己看見這天大的秘密。我們必須決定自己是否該橫越那眾志成城的咒詛，俯下身去，低聲問那個在燦爛的陽光底下大聲哭泣的工人，到底是甚麼叫他這樣悲切。
長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所集體表現出來的犬儒主義是我們最堅固的堡壘，把我們護守在為高薪、對於幼者的威權、無害的知識運作所構成的自欺和自滿裡。住在這座像牙塔裡，我們和底層人民，和千萬個由於各種強盜式的掠奪而失去了糧地、房子、生命的人隔一道安全的絕緣體遙遙相望，無緣相遇。在這座像牙塔裡，我們埋頭拿虛弱的文字在流沙上建築一個個不堪一擊的沙堡，在水上寫下我們恥辱的名字。我們的恥辱沒有盡頭。
關於中國知識界和人民，和草根維權運動之間的斷裂，知識份子早已有深切的反省。在知識界普遍的無力和冷漠下，由於缺乏專業的理論和實際的援助及整合，一波波在四處燃燒的民間群體運動最終不得不以武力鎮壓慘淡收場。高智晟之所以受到了人民如此真誠而熱烈的擁戴，也正是因為他是國內少數具有專業能力，以實際行動幫助孤立無援的受害者的律師之一。從事務所被勒令停辦後人們自動而發的，動情的聲援裡我們明白，這些年來他堅持不懈的行動是人民最大的心理支柱。現在，我們需要加入他，展開我們的行動。對我來說，這正是高智晟所要求於我們的：「發出自己強有力的聲音、做出自己的行為！」的全部意義。
我們難道不明白，世界上極度淳良，忍耐的中國老百姓對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充滿了期盼嗎？我們難道不明白，對他們來說，懦弱，自欺的我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就像勇敢的高智晟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一樣？為甚麼他們跑到巴金的靈堂向一個非親非故的老人致敬，充滿了真誠的悼念？為甚麼那些上訪的冤民披麻戴孝跪祭趙紫陽，嚎啕大哭如喪考妣？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是怎樣的一群人民？
在高智晟事務所事件上索求於我們的是甚麼？捷克天鵝絨革命或許在十天之內瓦解了共產黨，然而在那之前，從1977到1989,由哈維爾和楊.帕脫切卡等為發言人，結集了捷克文化界精英的七七憲章發表了一系列聲援受迫害者的地下文件，作為政治迫害的證據，也為捷克不合作運動締造了一個開放的公民空間。在波蘭，為一群最優秀的知識份子所支援的波蘭團結工會歷經了漫長的近十年公民權利運動，它對波蘭共產黨，甚至從蘇聯到捷克大半個共產世界瓦解所起的作用早已為人們所熟悉。
團結工會的靈魂人物米奇尼克所追求的，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空間上，對所有通向極權的可能制度的抗拒和拆卸。這一點比較接近強調個人權利的社會學理論，是在政治制度領域裡對於極權的一劑上乘解藥。與米奇尼克不盡相同，哈維爾所強調的指向更具基礎性的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在某些時候，他甚至遙遙指向了根植於西方哲學傳統的形上秩序，一種超越的先驗律令。在後現代的世界氛圍裡，對於道德的堅持和消費主義的批判使得哈維爾在某些人眼裡成為了一個悖時的「傻子」。然而對於我們來說，無疑，哈維爾是更徹底的。對於現在「人」和「真實的生活」兩相俱失的中國，他的論述具有更為根本的切入力。
在公民維權這一件事上，和許多時刻一樣，中國展現了其不與人同的歷史進程。風起雲湧的草根運動在網絡上留下了大量的記錄 – 關於這一點，我們得感謝網絡的虛擬空間所打造的，一個介入真實的平台。和民間維權運動一樣，網絡是另一個與意識形態表象平行的世界。在這兩個平行世界的匯流下，中國的公民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傳播和能量，而對於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對於在這個時代裡發生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我們也獲得了更為真切的掌握。
然而當趙紫陽在被軟禁了十五年後淒然逝去，當具有象徵意義的高智晟律師事務所被勒令停辦，我們發現，僅僅倚靠網絡上缺乏理論分析和系統整理的記錄、傳播是不夠的。僅僅在每一次事件或運動發生時激勵起無邊的希望，投入以筆為旗式的熱情行動，而在每一次的挫敗和時間的逝去後再度陷入沉寂，是遠遠不夠的。《九評》所掀起的五百萬人退黨風潮是結集了無數人在每一個環節的共同努力推動而促生的。無疑，環繞《九評》的各種遊行、演講、文章、會議所形成的，是一個最佳的公民維權典範。而《九評》所推動的退黨風潮試圖達成的，是中國今天的當急要務：人們在心靈意識上的徹底轉變。
然而正如許多異議人士所指出，雖然《九評》道出了共產黨的真相中最為核心的部份，《九評》本身在思維向度及語言上的限制是我們無法規避的事實。在五百萬多人退黨，以及誠實說來萬分有趣的，兩千萬共產黨員悄悄成為不同宗教信徒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把抗爭的理論上升到更高層次。援引東歐的先例，我們需要以清晰而不獨斷的理論及認知所統籌的，深具文化與思想內涵的不合作運動。這個運動必須由中國知識界裡最優異、敏銳而有道德擔當的心靈參與。這個運動必須得到你的參與。我們需要歷史學者、法律、政治學者、哲學家、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加入。米奇尼克說過：「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同樣的，我們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只有一個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國。
在歷史的這個時刻，我們需要做的是把淬取了大量農民、工人汗淚的運動納入一個更大，更完整的互助體系。我們需要和所有工人、農民的抗爭運動站在一起。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拒絕反省，全無良知的暴力極權，群體運動因此面對著巨大的風險和困難，然而一切依舊充滿了可能。在最深沉的絕境中生出的希望將是最深刻的。哈維爾這樣說：「希望…是一種為某件事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有成功的機會，而僅僅是因為它是好的。」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讓我們從死亡中走出來的唯一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
我們同時需要做的，是意識上的大洗滌。關於這一點，巴金的說真話，這個對當代中國來說如此簡單，卻又如此困難的道德律令，依舊具有特殊地位。說真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自己忠誠。需要就我們的能力所及，對每件事物有徹底的體悟。意味著把真理放回人類文明的天平。統籌這個由中國知識界展開的不合作運動的，是對人類精神的崇高信念。是對於最樸實的道德要求的堅定信念。是對於任何制度，包括「灰色的民主」的反思，不天真地相信「去共產主義化」能解決一切問題，卻相信所有的問題出自我們自身。
由於中國過於長久的遲到，我們需要和西方最具批判性的知識份子一起，對舉凡現代化、科技文明、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極權、民族主義、民主等這些鑄造了人類現代生活的制度進行徹底的反思。為了解除我們延續了近兩個世紀的遲到，更為了避免落入下一個「制度」的陷阱，對現代文明的反省和批判必須是一步到位的。這無疑是對於中國知識份子極大的挑戰。然而只有這樣徹底的清醒，才能確定這個由我們每個人參與的公民啟迪運動不進入任何死胡同，卻充滿了各種探索和可能。在這一切背後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這是一個被西方文明擊敗的古國進行的自我救贖。只是這一次，我們將不重蹈覆輒，讓自己輕易陷入西化/現代化的另一個誤區。這一次，我們將盡力把自己傾斜的民族主體擺正過來。
並非出自偶然，在中國的黑暗真實裡，最野蠻的黑暗是對法輪功、基督教、天主教、藏傳佛教的酷烈迫害。對於人類信仰的滅絕式迫害。並非出自偶然，在中國這個據說是沒有宗教的國度裡，無數信仰者在精神、肉體的雙重酷刑下表現出來的，堅忍不可折斷的信念和無私的愛足以使天地落淚。和坦克青年王維林一樣，這些為了自己的信念而失去肉身的信仰者足以改變在世界的心中對於中國人，那奇特的古國人民的定義。這一切必然有一個目的，出自一個至高的藍圖。
民族的良心，陝北農民之子高智晟向我們發出了聲援的呼籲。我們已沒有任何的退路。難道我們要等待下一個更完美的時刻，把自己的生命獻上？不會有下一個更好的時機了。所有一無所有的冤民，失地的農民，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所有河南、青海、雲南、四川賣血的農民向我們發出了緊急的求救。從那囚禁我們的恐懼和癱瘓狀態裡脫身而出，說真話，像是巴金老人曾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氣做到的那樣。我們的精神，就像是曾經寫出<寒夜>，寫出《家》的巴金的肉體，被綁架在癱瘓狀態許多年了。肥沃的糧地被盜賣，變成污染空氣、水源的工廠；原本寬闊清麗的河流現在沙石堆滿了江心；我們的文學，我們的藝術一片廢墟；我們的人民向全世界公民寫哀泣如訴的求救信，在信尾附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 – 那多麼像是一個國家監獄裡的囚徒悲慘的編號。苦讀了十年寒窗，為了一個偉大的行動準備了一輩子的知識精英們，你們還在等待甚麼？不會有下一個更好的時刻了。
從只有一個、十個高智晟律師（是的，我們還有郭國汀、蔣海波等這些為失業、下崗工人、被拆遷戶等弱勢群體辯護的律師，以及從遙遠各地到北京加入高智晟工作隊伍的律師們）的國家，到有一百個、一千個高智晟律師的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物理變化。在由十萬、百萬人組成的抗爭運動和由一千萬人（如波蘭團結工會） 組成的抗爭運動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距。而我們，不要忘記，是擁有十三億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說真話同樣困難的是，這一次，我們需要對彼此生出更大的包容和信任。在已經展開行動的海內外民運人士裡，我們的行動不能再是個人的，而必須是整體的。我們必須有一個整合的力量。雖然終極來說，個人（在啟蒙的定義上）的意義超過群體，而對於一個知識份子，孤獨的清醒是必要的，然而這是一個極度特殊的時刻。所有的事件匯聚在一處：世界、國家的，歷史、社會、個人的。我們如何能夠允許，如已故的教宗保羅二世所說，「悲劇繼續如此沉重地壓在我們民族的良心上」？當我們最後的良心，人民的守護者面臨威脅，讓我們匯聚成一個巨大的力量，把我們的良心緊緊守護。天安門母親和醫生蔣彥永是六四死者和SARS的守護者。律師高智晟是人民權利的守護者。而我們，手裡握著語言和知識的劍器，是我們的良心的守護者。
這一次，我們將不會像失去無數事物那樣，再度失去取代植物人巴金成為一個象徵的，高智晟律師事務所。立在植物人的反面，這是一個行動和道德勇氣的象徵。我們將不再失去自己。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表現出越大的反抗，極權者就越沒有膽量把這個象徵從我們手裡奪去。越來越清楚的是，極權者懷抱著比我們更甚的恐懼。我們需要施行的不是喜劇式的抵抗，而是恐懼的現形。把國家機器所深深恐懼的事物還給它：堅定的信仰者，一波又一波的群體運動，有骨頭的知識份子，思想清晰，包容最廣的不合作運動。看，沒有面孔的極權者正在顫抖 – 是誰在天安門廣場的高風裡大聲呼喊：「國王身上一無所有！」我們需要做的，是把極權者的恐懼曝露在每個人的眼前。
我們正面對著一場共產極權緩慢，艱辛的倒塌。那或許是因為中國的父族在世界史上獨特的頑強。或許是因為這個民族為自己在漫長的文明史中塑造的獨特性格。或許是為了一個更高的形上意志。作為一種最為完整的拯救，我們必須通過漫長的努力，把自己被囚禁的精神釋放。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需要參與到這場奮鬥當中，把自己從恐懼和懦弱中釋放。像是早已下沉的太陽的幻象，中國共產黨是一枚浴在血色裡的，並不真實存在的物件。僅僅以一種視覺上，一種偽意識上的假象，它盤旋在我們頭頂。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指出它已經滅亡的事實。
這封信被列為聲援高智晟律師1號文件。雖然我們還沒有彙集到一處，然而這樣的命名意味著一種盼望。所有這塊國土上勇於盼望，勤於行動的人，為了所有的人，我們需要走到一起。我們的力量需要匯聚成巨大的洪流，一舉衝垮早已活過了自己生命的期限，早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把我們捆綁了過於長久的極權者。讓我們緊緊凝視那沒有臉孔的極權者，它正充滿了恐懼地活在自身的死亡裡，渾身顫抖地等待那來自人民的最後一擊。
2005,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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