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2日讯】多年来为了替受害的弱者辩护而四处奔波的高智晟律师在今年10月中旬写了一封致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呼吁他们改善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停止迫害法轮功。11月4日，他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勒令整顿停业一年。
写公开信，就像在呼吁书上签名一样，是知识份子在后极权时代的另一种抗议形式。而给事实上和所有的人一样被国家意识形态绑架，对一些根本性事物并没有真正否决权的国家领导写信，更多的是一种出于良知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公民行动。高智晟律师这封信真正的收信人，事实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人民。而写这封信的人，是今天中国国土上极其少数的为了没有任何支援的受害者 – 从知识份子、基督徒、法轮功修炼人到农民工 – 四处奔走上诉，免费辩护的律师之一。
高智晟律师也是当今中国极其少数的能够书写干净，雄辩，充满了力量的文字的人。这样的力量唯有在真正深刻的情感和结构严谨的理性结合之下才能如生命一般自然地生长出来。他致胡锦涛的信是这样结束的：“在我还有安全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关注[法轮功修炼人]的安全，无论作为文明人类中的一员，还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公民及律师，我都有权利这样做，虽然在中国它还十分危险。”文如其人 – 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他是今天我们深深陷入绝望的民族最后的良心。
几天前，我们送走了巴金。作为五四一代人留给后代最后的纪念，巴金以一个既不能拒绝勋章，也不能拒绝死亡般的沉默的植物人形象生存在我们之间。这或许是一个绝佳的象征：一个无法行动，无法发言，甚至无法自决的植物人。他难道不是我们最残酷无情的自我镜像？就精神而言，在我们大多数人和巴金之间，仅仅存在着程度，而非本质上的差异。仔细阅读巴金死后国内外知识界发表的悼念和批判的文章，我们再一次发现民族所陷入的悲惨困境。在“说真话” 这样一件简单明了的事上面，我们耗费了多么复杂的心思为巴金，也为自己辩解？我们发出了多么锐利的批判，对巴金，也对当今的中国知识份子？过多的百味杂陈的悲哀和愤怒汇聚在我们为死者举行的告别式上，那或许超过了一个不幸被时间挟持，在自己的时代早已结束后继续活着的作家所能承担。
与巴金同时代的茅盾所写的《子夜》以一个身体早已衰败腐朽的父族老人在一个子夜的死灭为开端。对于毁家弑父的五四一代文人，“家”的枷锁和父族的枷锁需要同时破解。一个父族老人之死无疑是充满了时代象征的。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个成为了另一个时代里的百岁老人、植物人的巴金，他的死意味着什么？莫非和这个时代非历史的性格默默合节，任何真实的事件都被迅速抹除、销声灭迹 – 只是这一次，是我们自身世故的犬儒主义，而不是党的人马，把这个死亡的意义抹除。
植物人巴金终于获得了他渴望了许久的释放。终于获得了人的尊严。各地的追思会上，自动前来的人们献上了花圈，冲破了防线，向并不特别勇敢，并不特别诚实的老人巴金告别。向与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被迫苟且偷生的作家巴金告别。那难道不是和我们被禁锢了许久的灵魂告别？和我们被禁锢的灵魂告别，并且和我们终于被释放了的精神团聚。植物人已死 –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死亡永远揭示着另一截时间断层的升起。一月赵紫阳，十月巴金，2005年由两个以雷同的悲惨被囚禁的中国老人之死头尾接续，带领我们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植物人巴金已逝。作为我们集体被囚禁的精神之一种象征的，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已死。接下来，是所有幸存者从无法行动，无法说话，无法“说真话”的恐惧里走出来。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集体陷入的最黑暗、漫长的子夜，开始了父族老人悲凄的死灭。和这些巨大的死亡并存的，是巨大的生命上升的力量。
在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勒令停办后，他向我们这样要求：“呼吁海内外所有有力量的、关注中国走向文明价值过程的朋友，在这次事件中，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不是我高智晟个人的事情，而是目前中国人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 ”
突显出高智晟作为一名为民请命的律师至高的重要性的，是在国土四处燃烧，并在近几年越演越烈的公民维权运动。2002年大庆油田五万工人示威并成立独立工会；辽宁辽阳三万下岗工人示威，要求释放工人领袖；2003年黑龙江林场五万工人占领林场所在地市政府；2004年唐山移民万人书、四川万源十万农民大暴动、《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诉、陕西榆林三岔湾土地案；2005年太石村罢免村官静坐示威、成都三千老人灵塔集资被盗案。与这些每年以数万计的公民运动并肩前进的，是自1999年起，法轮功逐渐国际化的非暴力公民运动。这些四起的烽火在稳定、和谐的社会假象下铸造了一个动荡不安，征敛着无数牺牲的平行世界。在这个黑暗的地底世界，基督徒和法轮弟子长期以来承受的迫害构成了核心部分。
生活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需要非常小心。行走在天府之国的成都，经过一字排开点着大红灯笼的餐馆，那些写意的茶馆，看见人们幸福地踏在一辆辆电瓶车、撑起一把华盖的电单车上，人们或许将达到一个安全的结论：一切稳定，就连穷人，穷人都躲起来了。然而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地走到天府广场，不要把视线调向那三千个为了自己的百年之后作打算，把积蓄投入了灵塔集资后血本无归的，高举着“还我血汗钱”的中老年人。走在上海那一条为惊人的霓虹灯遮蔽了一切历史记忆的淮海路上，你不要自虐式地，跟所有人过不去地把视线定在那一群穿着布满灰尘的败衣破服，亮着琥珀色明亮的眼睛，紧紧挤成一团畏缩地逃避人们视线的农民工。来到了杭州，你不妨尽量打那些新开张的皮萨店门口排了长队耐心等待入场的人张望去，但你不要不识相地，破坏所有人兴致地偏偏朝那个蹲在西湖环湖公园一角大声哭泣的工人紧盯着瞧，更不要想上前问他为什么哭泣。那将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咒诅。走在浪漫，充满了古代气息的西湖夜色里，你不要对那名苦苦立在为荷花荷叶围绕的断桥对街，那个驼着背，穿一件青色解放服的老人好奇。他僵硬著身子等待什么似地，一动不动立在那块站牌下已经很久，很久了。你不要离开这典美地超出想像的断桥，横过街去多管闲事地问那个老人他到底在等什么。他把背弓成一个奇怪的角度，用浓重的乡音不无神秘，不无得意，并无一丝亲切地告诉你，他背上那长方形，沉沉的包裹里装的，是一架录像机。然后你才看见，他的胸前别一枚特殊的胸针，西湖公安局就在距离他几步之外。
我们生活在无数个彼此断裂的世界中。这些世界以最诡异、粗暴的方式相邻，只要跨一步，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不小心，我们触到了地雷。很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一个隐藏着不可告人秘密的国家。每天我们面临一个存在主义式的抉择，无法决定是否该把这秘密揭穿。噢不，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该把头掉转过来，允许自己看见这天大的秘密。我们必须决定自己是否该横越那众志成城的咒诅，俯下身去，低声问那个在灿烂的阳光底下大声哭泣的工人，到底是什么叫他这样悲切。
长久以来，中国知识份子所集体表现出来的犬儒主义是我们最坚固的堡垒，把我们护守在为高薪、对于幼者的威权、无害的知识运作所构成的自欺和自满里。住在这座像牙塔里，我们和底层人民，和千万个由于各种强盗式的掠夺而失去了粮地、房子、生命的人隔一道安全的绝缘体遥遥相望，无缘相遇。在这座像牙塔里，我们埋头拿虚弱的文字在流沙上建筑一个个不堪一击的沙堡，在水上写下我们耻辱的名字。我们的耻辱没有尽头。
关于中国知识界和人民，和草根维权运动之间的断裂，知识份子早已有深切的反省。在知识界普遍的无力和冷漠下，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和实际的援助及整合，一波波在四处燃烧的民间群体运动最终不得不以武力镇压惨淡收场。高智晟之所以受到了人民如此真诚而热烈的拥戴，也正是因为他是国内少数具有专业能力，以实际行动帮助孤立无援的受害者的律师之一。从事务所被勒令停办后人们自动而发的，动情的声援里我们明白，这些年来他坚持不懈的行动是人民最大的心理支柱。现在，我们需要加入他，展开我们的行动。对我来说，这正是高智晟所要求于我们的：“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为！”的全部意义。
我们难道不明白，世界上极度淳良，忍耐的中国老百姓对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充满了期盼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对他们来说，懦弱，自欺的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像勇敢的高智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一样？为什么他们跑到巴金的灵堂向一个非亲非故的老人致敬，充满了真诚的悼念？为什么那些上访的冤民披麻戴孝跪祭赵紫阳，嚎啕大哭如丧考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是怎样的一群人民？
在高智晟事务所事件上索求于我们的是什么？捷克天鹅绒革命或许在十天之内瓦解了共产党，然而在那之前，从1977到1989,由哈维尔和杨.帕脱切卡等为发言人，结集了捷克文化界精英的七七宪章发表了一系列声援受迫害者的地下文件，作为政治迫害的证据，也为捷克不合作运动缔造了一个开放的公民空间。在波兰，为一群最优秀的知识份子所支援的波兰团结工会历经了漫长的近十年公民权利运动，它对波兰共产党，甚至从苏联到捷克大半个共产世界瓦解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熟悉。
团结工会的灵魂人物米奇尼克所追求的，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空间上，对所有通向极权的可能制度的抗拒和拆卸。这一点比较接近强调个人权利的社会学理论，是在政治制度领域里对于极权的一剂上乘解药。与米奇尼克不尽相同，哈维尔所强调的指向更具基础性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在某些时候，他甚至遥遥指向了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形上秩序，一种超越的先验律令。在后现代的世界氛围里，对于道德的坚持和消费主义的批判使得哈维尔在某些人眼里成为了一个悖时的“傻子”。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无疑，哈维尔是更彻底的。对于现在“人”和“真实的生活”两相俱失的中国，他的论述具有更为根本的切入力。
在公民维权这一件事上，和许多时刻一样，中国展现了其不与人同的历史进程。风起云涌的草根运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大量的记录 – 关于这一点，我们得感谢网络的虚拟空间所打造的，一个介入真实的平台。和民间维权运动一样，网络是另一个与意识形态表象平行的世界。在这两个平行世界的汇流下，中国的公民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和能量，而对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对于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也获得了更为真切的掌握。
然而当赵紫阳在被软禁了十五年后凄然逝去，当具有象征意义的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被勒令停办，我们发现，仅仅倚靠网络上缺乏理论分析和系统整理的记录、传播是不够的。仅仅在每一次事件或运动发生时激励起无边的希望，投入以笔为旗式的热情行动，而在每一次的挫败和时间的逝去后再度陷入沉寂，是远远不够的。《九评》所掀起的五百万人退党风潮是结集了无数人在每一个环节的共同努力推动而促生的。无疑，环绕《九评》的各种游行、演讲、文章、会议所形成的，是一个最佳的公民维权典范。而《九评》所推动的退党风潮试图达成的，是中国今天的当急要务：人们在心灵意识上的彻底转变。
然而正如许多异议人士所指出，虽然《九评》道出了共产党的真相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九评》本身在思维向度及语言上的限制是我们无法规避的事实。在五百万多人退党，以及诚实说来万分有趣的，两千万共产党员悄悄成为不同宗教信徒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把抗争的理论上升到更高层次。援引东欧的先例，我们需要以清晰而不独断的理论及认知所统筹的，深具文化与思想内涵的不合作运动。这个运动必须由中国知识界里最优异、敏锐而有道德担当的心灵参与。这个运动必须得到你的参与。我们需要历史学者、法律、政治学者、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加入。米奇尼克说过：“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
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淬取了大量农民、工人汗泪的运动纳入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互助体系。我们需要和所有工人、农民的抗争运动站在一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拒绝反省，全无良知的暴力极权，群体运动因此面对着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然而一切依旧充满了可能。在最深沉的绝境中生出的希望将是最深刻的。哈维尔这样说：“希望…是一种为某件事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成功的机会，而仅仅是因为它是好的。”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让我们从死亡中走出来的唯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我们同时需要做的，是意识上的大洗涤。关于这一点，巴金的说真话，这个对当代中国来说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困难的道德律令，依旧具有特殊地位。说真话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自己忠诚。需要就我们的能力所及，对每件事物有彻底的体悟。意味着把真理放回人类文明的天平。统筹这个由中国知识界展开的不合作运动的，是对人类精神的崇高信念。是对于最朴实的道德要求的坚定信念。是对于任何制度，包括“灰色的民主”的反思，不天真地相信“去共产主义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却相信所有的问题出自我们自身。
由于中国过于长久的迟到，我们需要和西方最具批判性的知识份子一起，对举凡现代化、科技文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极权、民族主义、民主等这些铸造了人类现代生活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反思。为了解除我们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迟到，更为了避免落入下一个“制度”的陷阱，对现代文明的反省和批判必须是一步到位的。这无疑是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极大的挑战。然而只有这样彻底的清醒，才能确定这个由我们每个人参与的公民启迪运动不进入任何死胡同，却充满了各种探索和可能。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被西方文明击败的古国进行的自我救赎。只是这一次，我们将不重蹈覆辄，让自己轻易陷入西化/现代化的另一个误区。这一次，我们将尽力把自己倾斜的民族主体摆正过来。
并非出自偶然，在中国的黑暗真实里，最野蛮的黑暗是对法轮功、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的酷烈迫害。对于人类信仰的灭绝式迫害。并非出自偶然，在中国这个据说是没有宗教的国度里，无数信仰者在精神、肉体的双重酷刑下表现出来的，坚忍不可折断的信念和无私的爱足以使天地落泪。和坦克青年王维林一样，这些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失去肉身的信仰者足以改变在世界的心中对于中国人，那奇特的古国人民的定义。这一切必然有一个目的，出自一个至高的蓝图。
民族的良心，陕北农民之子高智晟向我们发出了声援的呼吁。我们已没有任何的退路。难道我们要等待下一个更完美的时刻，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不会有下一个更好的时机了。所有一无所有的冤民，失地的农民，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所有河南、青海、云南、四川卖血的农民向我们发出了紧急的求救。从那囚禁我们的恐惧和瘫痪状态里脱身而出，说真话，像是巴金老人曾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气做到的那样。我们的精神，就像是曾经写出<寒夜>，写出《家》的巴金的肉体，被绑架在瘫痪状态许多年了。肥沃的粮地被盗卖，变成污染空气、水源的工厂；原本宽阔清丽的河流现在沙石堆满了江心；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艺术一片废墟；我们的人民向全世界公民写哀泣如诉的求救信，在信尾附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 那多么像是一个国家监狱里的囚徒悲惨的编号。苦读了十年寒窗，为了一个伟大的行动准备了一辈子的知识精英们，你们还在等待什么？不会有下一个更好的时刻了。
从只有一个、十个高智晟律师（是的，我们还有郭国汀、蒋海波等这些为失业、下岗工人、被拆迁户等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以及从遥远各地到北京加入高智晟工作队伍的律师们）的国家，到有一百个、一千个高智晟律师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理变化。在由十万、百万人组成的抗争运动和由一千万人（如波兰团结工会） 组成的抗争运动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距。而我们，不要忘记，是拥有十三亿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说真话同样困难的是，这一次，我们需要对彼此生出更大的包容和信任。在已经展开行动的海内外民运人士里，我们的行动不能再是个人的，而必须是整体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整合的力量。虽然终极来说，个人（在启蒙的定义上）的意义超过群体，而对于一个知识份子，孤独的清醒是必要的，然而这是一个极度特殊的时刻。所有的事件汇聚在一处：世界、国家的，历史、社会、个人的。我们如何能够允许，如已故的教宗保罗二世所说，“悲剧继续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民族的良心上”？当我们最后的良心，人民的守护者面临威胁，让我们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良心紧紧守护。天安门母亲和医生蒋彦永是六四死者和SARS的守护者。律师高智晟是人民权利的守护者。而我们，手里握着语言和知识的剑器，是我们的良心的守护者。
这一次，我们将不会像失去无数事物那样，再度失去取代植物人巴金成为一个象征的，高智晟律师事务所。立在植物人的反面，这是一个行动和道德勇气的象征。我们将不再失去自己。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表现出越大的反抗，极权者就越没有胆量把这个象征从我们手里夺去。越来越清楚的是，极权者怀抱着比我们更甚的恐惧。我们需要施行的不是喜剧式的抵抗，而是恐惧的现形。把国家机器所深深恐惧的事物还给它：坚定的信仰者，一波又一波的群体运动，有骨头的知识份子，思想清晰，包容最广的不合作运动。看，没有面孔的极权者正在颤抖 – 是谁在天安门广场的高风里大声呼喊：“国王身上一无所有！”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极权者的恐惧曝露在每个人的眼前。
我们正面对着一场共产极权缓慢，艰辛的倒塌。那或许是因为中国的父族在世界史上独特的顽强。或许是因为这个民族为自己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塑造的独特性格。或许是为了一个更高的形上意志。作为一种最为完整的拯救，我们必须通过漫长的努力，把自己被囚禁的精神释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到这场奋斗当中，把自己从恐惧和懦弱中释放。像是早已下沉的太阳的幻象，中国共产党是一枚浴在血色里的，并不真实存在的物件。仅仅以一种视觉上，一种伪意识上的假象，它盘旋在我们头顶。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指出它已经灭亡的事实。
这封信被列为声援高智晟律师1号文件。虽然我们还没有汇集到一处，然而这样的命名意味着一种盼望。所有这块国土上勇于盼望，勤于行动的人，为了所有的人，我们需要走到一起。我们的力量需要汇聚成巨大的洪流，一举冲垮早已活过了自己生命的期限，早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把我们捆绑了过于长久的极权者。让我们紧紧凝视那没有脸孔的极权者，它正充满了恐惧地活在自身的死亡里，浑身颤抖地等待那来自人民的最后一击。
2005,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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