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4日訊】在陳省身之後，丘成桐大概是最有成就的華人數學家了，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終身教授，二十多年前就獲得過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在國際數學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他身居海外,卻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十分關注中國的基礎教育，關注中國的科學事業，特別是數學的發展。更為難得的，他還是一個敢於說真話的人，對中國學術界的不良風氣、名牌大學的惟利是圖傾向、基礎教育的弊端提出過直言不諱的批評。
前段日子《文匯報》報導，丘成桐興沖沖地趕到杭州，和一批在高考中得高分的數學尖子會面，結果卻大失所望：「大多數學生對數學根本沒有清晰的概念，對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習題的機器。」他一方面感歎「這樣的教育體系，難以培養出甚麼數學人才」，一方面他也對國內大學生缺乏學術研究的熱情和鑽研精神深表遺憾。在他執教的哈佛大學數學系，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學術論文發表在一流的學術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過中國一些名牌大學教授的論文水平，而近兩年來，「能夠進入哈佛數學系讀本科的中國學生幾乎沒有」。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國的學生智商不夠、聰明不夠，也不是中國在數學方面的缺少投入，缺少的是「做學問的熱情和對科研的大視野」，「太過追求短期出成果了」。這位深愛著自己祖國的國際數學大師為此向莘莘學子大聲疾呼，要有做學問的熱情。
考試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之所以只是做習題的機器，跟我們的應試教育的現實是分不開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學生，要找到做學問的樂趣，懷抱做學問的熱情確實有些困難。同時，我們流行的世俗價值觀也注定了很少有人把研究學問當作生命本身的目標，自科舉時代以來主導的讀書入仕、官本位傳統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學生的思想，丘成桐曾發出過這樣的慨歎：「中國的學生，唸書的目的只有兩個，要麼能夠賺錢，要麼當官，他們普遍有一種學而優則仕的想法，認為只要當官，就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所以，中國的學生，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
我們不能簡單地責怪學生缺乏鑽研科學的精神、沒有做學問的熱情，除了整個世俗化社會的價值導向有問題，只有物質層面的利益追求，沒有能提供另外一種足以支撐人們仰望星空、尋找精神世界的價值尺度，教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原本被視為精神聖地、學術堡壘，獨立於世俗的浮華與喧囂之外的大學校園本身也面臨著精神失落的危機，丘成桐教授尖銳地批評某些名牌大學竟然也是唯利是圖，有一家名牌大學的代表曾和官員一起到哈佛大學取經，但他們問的問題卻讓丘成桐失望至極，「他們問哈佛大學如何圖利」，當丘成桐告訴他們「辦學不能賺錢的時候」，他們表現得相當失望。現在，有些大學好大喜功，只追求表面化的數字，以為大學之大就是有大樓、就是面積大、規模大、人數多，這和有的教授居以一人帶30個博士生為榮，以為學生多就是「大教授」是一脈相承的。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多數學生在邁進大學的門檻之前，就已經開始為職業前途考慮了，在選擇院校、專業的時候，他們更多的都是這方面的精心計算，哪裏還會有甚麼做學問的熱情？對此有人還振振有辭地辯解說，現在子女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相當之高，一個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所付出的教育投資（哪怕僅僅是貨幣投資）相當昂貴，而投資就要有回報，他們能不考慮「職業」和「飯碗」嗎？無論是城市學生還是農村學生，以「職業」、「飯碗」為求學目的都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選擇。如果一定要說這是「功利」，那也是人們冷靜權衡成本收益後作出的理性抉擇。
誠然，教育產業化導致高校收費猛漲，讓普通家庭不堪重負，大學生求學成本畸形攀高已成為眾矢之的，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並不能以此作為大學生可以迴避求真知、只把大學當作謀飯碗、求職業的理由。關鍵是不能把尋求職業、飯碗當作求學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目的，這樣的人生未免太可憐了，其實「謀道」與「謀食」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一定要放棄其中之一。人當然要求溫飽、求小康，只有吃飽了，只有衣食無憂，才能更好地鑽研學問。但是毫無疑問，在「謀食」即解決生計的同時，照樣也是可以追求學問，追求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理想，這兩者決不是矛盾的，畢竟人在世俗生活的污泥濁水中可以時常抬頭仰望星空的。我不相信，在21世紀初的天空下，丘成桐教授的呼喚注定了回音空蕩。 @(http://www.dajiyuan.com)
